“文革”地下小说中的“意识流”兼谈地下小说的现代意识

"文革"文学一般分为公开文学和地下文学两类.公开文学主要体现当时的思想意识形态,以现实倾向为主.地下文学情形比较复杂,有现实的,也有现代的因子出现.新时期文学从"文革"文学中走来,其所带有的现代性具体表现在"文革"地下小说上.从文本角度考察,以<波动>等为代表的地下小说在形式和内涵上都与西方现代派文学中的现代意识相通.<波动>还是"文革"时期特有的意识流小说文本.它和其它反映"文革"现实的地下小说一起,潜在地接通了新时期之初文学现代意识的脉搏.     

论张承志小说的“诗性”内涵

“诗性”小说创作已成为现当代很多作家创作的一种自觉追求.在此背景下,很多研究者从各方面对小说的“诗性”特征展开研究与论述,但纵观目前的研究现状,研究者们更多的是从小说所具有的“诗”的某种形式特征这一文本感性层面入手,即在文体层面对这种“诗性”小说进行论述,而忽视了对文学“主体性”精神的探究,即在文学本体论层面来理解和论述.为此,从文体学层面和文学本体论两个层面,运用一种整合性的理论思路来理解张承志小说中的“诗性”特征将有其特殊的意义.     

散文:从“写什么”到“怎么写”──兼论《文化苦旅》的文本意义

一准确地说，每一种文学样式都同时有“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而且彼此相互依存、相互包容，很难截然分开。但某一文学类别或在其某一时期内，对这两个问题的侧重会有所不同。以小说和散文相比较，人们对小说的“写什么”和“怎么写”大体给予了等量的关注；而散文，则往往漠视“怎么写”。新时期以来，关于小说“怎么写”的研究已十分深入，论题遍及小说艺术的各个层面；小说作者不断琢磨新的表达方式和新的艺术风格，并不断作出新的实验，表现了强烈的自觉的文体意识。散文则不同，长期以来，有关散文的话题主要还是在“写什么”的…     

冯梦龙情教思想在“三言”中的体现

从话本小说体制形式和对具体作品的修改等方面，论述了情教思想在冯梦龙“三言”中的体现，以此说明作家的文学观念可以用专篇文论的形式来表述，也可以渗透在具体的文学文本之中。     

再估“先锋”：对“存在”的颠覆——存在主义文学与中国先锋小说比较研究

从平行研究视角出发,中国先锋小说在接受存在主义文学思想影响下产生明显变异,具体表现为:存在主义文学和现实政治密切相关,持"介入观",是置身于真实中的虚构。先锋小说远离现实政治,从虚构中假想真实,"边缘性"特征突出;存在主义文学更多的是在"荒诞"中体现悲剧精神和人道情怀,先锋小说是通过"悲剧"来体现荒诞意识和死亡意识;存在主义文学因与现实的亲缘性关系而具有一定的渗透性、对话性特征,影响"跨世纪"。中国先锋小说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个人性、独白性特征明显,只有"阶段性"影响,文学渐渐失去了轰动效应。     

对《汉书·艺文志》中“小说家”命名的思考

《汉志·诸子略》之“小说家”，其名始见于西汉。“小说”包含两层涵义：一为浅薄的诸子学说；一为迂诞的“说”类作品。前者注重学说源流，后者关注书籍自身的特征，表现出模糊的文体意识。“小说家”正是从这两方面规范与影响了后世小说的发展。     

论“新笔记小说”的传统性

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园地出现了有着传统笔记体小说神韵的作品,这就是“新笔记小说”。新笔记小说是古代笔记小说潜移默化影响的产物,也是新时期特定人文环境中激发、催生出来的一种小说体式和文学现象,它极大程度地承续了古代笔记小说的文学精神和艺术旨趣,从形式到内容都体现出鲜明的传统性特征。     

似是故人来--《德伯家的苔丝》的新历史主义观

新历史主义凸显文本与语境的互动关系,即“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同时也提出了文学文本“颠覆”与“遏制”的政治功能。细读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可以发现该小说体现了“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意识,哈代在小说中试图对社会的中心意识进行“颠覆”,但其在“颠覆”过程中却又受到历史语境的“遏制”。     

“病”眼看世界——论“病人”叙述视角的文学价值

文学中的病人叙事视角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在纪实类疾病叙事作品中,病人视角是真实存在的。而在小说中,病人视角大都是虚拟和模拟的。就文学价值而言,价值较高的病人视角是小说中的虚拟病人视角。小说中的病人视角可分为精神病人视角和普通病人视角。精神病人叙述视角是文学价值较高的叙述视角。它对提高文本的诗性品格、增强文本的诗性含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科学视野之下的“五四”小说

崇尚科学是“五四”的主调之一,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必然受其影响与制约。考察“五四”时期的小说,我们无法遮掩科学的影响与促动。“五四”小说所呈现的科学理性精神、思想方法以及创作观念与科学思潮有着密切的关联。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宣扬科学理性精神;对“五四”小说求真倾向的导引;对“五四”小说的批判意识的影响;对“五四”小说启蒙话语的促动。     

现代写实小说的“异元论战”

回到历史的语境中考察吴宓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可以客观审视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真实意图。围绕现代写实小说,吴宓和新文学阵营展开了一场＂异元论战＂,他以菲尔丁和萨克雷为代表的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思潮和模糊的写实概念作为评判国内写实主义的尺度,走进＂异元批评＂的泥沼,与新文学产生隔膜,背离了自己标榜的批评标准。吴宓的新文学观不是个别的,也不是＂五四＂这个历史转折时期所特有的,站在今天的高度,既要重新评价新文学,也要重新理解吴宓,不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     

从“自欺”到“自抑”——《小城畸人》解读

运用存在主义的＂自欺＂和＂自由＂等理论,联系《小城畸人》中作者对于＂真理＂与＂畸人＂的态度,分析畸人形成的两个阶段：从＂自欺＂到＂自抑＂;通过俄亥俄州温士堡小城的象征意义和主人公乔治.威拉德的最后离去,指出乔治的离开预示了一个新的畸人的形成。该小说集所揭示的主题具有普遍意义。     

从新文学城乡视域看“知青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新文学中的城市与乡村叙事作为话语的建构分别呈现出复杂的情态。作为中国新文学有机链条的一个组成环节,知青文学不可能完全摆脱新文学话语体系逻辑的制约;作为一个表现出浓厚的“代际”特征的文学现象,知青文学中常见的主人公在城乡之间的徘徊姿态,表征出的是知青文学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环节的过渡性特点,预示着80年代以来文学重心根本性的转移：“都市”取代“乡村”成为文学想象的中心。     

法国文学取向的中国新文学批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诗”与“散文”观（一）

文学革命倡导与新文学独立发展之间有不同的历史要求,新文学需要向文学审美形态转化与深化,文学批评的审美意识和审美形态建设具有首要的意义。“诗”与“散文”的分裂,是19世纪法国文学引人注目的现象,对“诗”与“散文”及其关系的认识,是法国文学取向的文学批评审美建设的重要内涵。从中可见,陈独秀仅仅建立起了中法文化暨中法文学通道,更体现新文学独立发展意义的穆木天与沈雁冰法国文学取向的文学批评,却起到明显不同的作用：穆木天为‘嗷文化”的新文学注入了‘恃”的内涵,这有助于新文学向文学审美形态的转化,沈雁冰则更表现出对文学革命倡导观的延续和套用,在他的法国文学取向的文学批评中,“散文”与“诗”是截然对立而难以相容的。     

“无厘头”：一种流行的大众文化现象

大众传播时代的“无厘头”文本不同于传统的大众文本,“无厘头”结构文本以其经典情节模式的特殊变体、庸常的小人物形象、拼贴性的“程式化”结构、“戏说”式的文本风格等因素,形成具有鲜明特质的文本结构,成为一种时代风尚和一种大众文化现象。“无厘头”结构文本的形成有着独特的社会内涵和文化土壤,客观、全面地探究剖析“无厘头”文本的特定内涵和程式化结构、复杂的社会文化成因、狂欢化的审美风格等问题,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包括“无厘头”在内的当代大众文化现象。     

“辞赋的神趣”与萧统“沈思”说

辞赋的本质特征(神趣)是"设辞虚构"。萧统"沈思"说实谓此也。理由是:古人重辞赋;《文选》要预立既硬又科学的标准,最好的选择就是以辞赋为范文,从中抽绎出标准;古人视赋为诗,很多文体有辞赋化倾向,衡鉴辞赋的标准遂被普适、跃升为衡鉴所有"文"的标准;符合萧统尚新变的文艺思想;受王充"超奇"论启发;可验以《文选》诸篇。另外,"设辞虚构"不仅与"沈思"说一致,与翰藻说、个人性、单篇性、文本性、审美性等也无?格。     

＂民间文学＂文本意义的多维建构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文本,＂民间文学＂是由文化持有者、文化事项、文化接受者、文化语境和媒介等诸多要素共同动态建构而成的,其意义生发和功能彰显的途径依赖于各要素间的冲突、协商和对话.这使得＂民间文学＂无时无刻不呈现出变动不居的动态性、多义性和生活性的文本特征,也赋予了理解该文本的多视角性、多维度性的阐释特征.重新阐释＂民间文学＂文本的内在文化特质和文化意义,以此发掘其内在文化逻辑,这是有效提升＂民间文学＂课程品位和实现教学改革目标的基本前提.     

地方性写作视域下的“新湘语”诗歌

在新世纪诗坛的地方性诗歌写作中,＂新湘语＂诗歌具有特殊性,其在总体上显示出一种挖掘日常诗意、充分彰显地方色彩的创作追求。＂新湘语＂诗群的写作接近＂民间写作＂的立场,厌倦诗歌的＂宏大叙事＂,追求把诗歌的在场感、地方性和个性化统一在日常生活的诗性视野中,具有一定的网络号召力,对湖南倾向于口语诗写作的诗人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新湘语＂诗群的写作既有利于形成湖南诗坛良性互动的诗歌格局,也有利于新世纪湖南诗歌在全国诗坛影响力的整体提升。     

从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看古代彝族婚俗

《阿诗玛》是云南省撒尼人民口头流传下来的一部叙事长诗，在长期广泛流传的过程中，形成了多种不同的版本。新中国成立之后，就专门有人收集了这些不同的版本，经过整理后写成定本。从1960年出的定本当中，虽然渗入了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的内容，但是本文认为我们还是可以从其中发现彝族婚俗中的基本形式：自由婚恋与抢婚制度并存的婚姻礼俗。     

“微观权力”结构调整：新《劳动法》对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价值

新《劳动法》的颁布实施，将通过对企业主和劳动者这种“微观权力”关系的调整，为实现社会结构的顺利转型搭建更为扁平化的“微观权力”架构。同时，由于权力结构的调整势必会引起各种利益相关者为保值或增值自身利益而加入这个利益博弈格局，从而使新《劳动法》在一定程度上偏离预期目标和效益。因此，通过对新《劳动法》可能的正、负价值的认知与解读，可以为人们趋利避害地利用它实质性地推动社会结构转型奠定思想上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