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学”成为了中国新保守主义的一种话语资源。一些学者使用“后学”的话语理论，提出“中华性”的建设方案，对新启蒙主义的现代性立场进行解构，以本土文化的重建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后学”的新保守主义文化姿态以及自身存在的悖论，引发了新启蒙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导致了“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后学”与新启蒙主义是新时期知识分子面对现代化、西化与民族化的错综问题，所做出的两种重要的回应姿态。在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建立中华的文化形象，有效推进现代化的文化进程，以化解内外的文化、精神困境，是“后学”批评家和新启蒙主义者必须共同谋划的问题。     

法国知识分子史视野中的德雷福斯事件

作为在法国近现代史中占有突出地位的重大事件,德雷福斯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次“知识分子的事件”。从知识分子史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可以看到：德雷福斯事件为法国“知识分子”的“诞生”提供了空间与时间;20世纪法国各代知识分子在充当“社会的良心”时所采取的手段及表现出来的特点,大多可在此一时期法国知识分子身上找到先例;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上的一些重要现象均发端于此。由此可见,德雷福斯事件是法国知识分子史上最重要的界标之一。     

现代理想人格塑造与道德修养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理想人格。“主体人格”、“责任人格”、“创新人格”、“和谐人格”是现代理想人格的基本特征;道德修养与现代理想人格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是现代理想人格塑造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推动道德个体深化道德认知、认同道德规范、开展道德实践是道德修养对现代理想人格塑造的功能外显。     

“趣味”的角逐——论“十七年”诗人审美趣味的重塑及危机

在“十七年”诗歌的成长过程中,诗人审美趣味的重塑不仅是知识分子实施自我革新和国家权力主体再造“新人”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推进当代诗歌新的美学风格生成与建构的重要方略。当代诗坛的主持者们通过趣味的“区隔化”、阶级指认和合法趣味的再生产等方式,根治了知识分子（诗人）的“审美偏执”和“审美惯性”,促使当代诗人审美趣味“工农化”并最终走向权力化。由于这种不断“权力化”的审美趣味具有鲜明的排他性和授予性,不但造成当代诗歌“美学趣味”的变异与失衡,而且随着语境的变迁“工农兵”趣味也将遭遇合法性危机。     

鲁迅白俄叙事考论

1922年,鲁迅通过由尼采哲学参与形塑的思想视域,在飘泊到北京的白俄歌剧团演员身上发现了反抗“寂寞”的“强力意志”。而上海时期的鲁迅,已然身处白俄都市文化的包围之中,但却冷峻审视着这一颇具国际性的“摩登”,并深刻批判了国人隐藏在“摩登”深处的自恋与自欺。鲁迅猛烈抨击了那些狐假虎威、包藏“沙俄”遗毒的白俄巡捕,但对于包括《死魂灵》图画集藏书者在内的诸多俄国流亡知识分子,他却并未追随左翼风潮,将其视为颇具贬损意味的“白俄”,而是在中性的“侨民”意义上思考这些知识精英的政治与文化选择。而在1932年与“白俄系报”关于萧伯纳的论战中,鲁迅不仅将萧伯纳置于中国具体的革命时空中理解和接受,而且将萧伯纳所激赏的苏联亦视作伟大但仍需“拿来”的异邦。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独特的“他者”,白俄构成了有关西方、现代、历史与革命的多重镜像,而鲁迅正是在那些深刻关涉个人的思想转向,以及现代中国之社会变革、文化状况乃至革命走向的重要议题上,敏锐地发现了白俄对于自身以及国人独特的“唤醒”与“质疑”功能。     

'特殊智识阶级'与'真的知识阶级'————鲁迅关于知识阶级的思考

对于那些有着优越感、自命为“特殊智识阶级”的正人君子、文人雅士,鲁迅是把他们排除在知识阶级之外的。鲁迅对现代评论派的批判即在于他们西装里面隐藏着的旧中国士大夫灵魂,他们充当的仍不过是帮忙帮闲的旧文人角色。鲁迅认为“真的知识阶级”不听命于任何权威,发表的是倾向于民众的思想。除了与民众的联系外,“真的知识阶级”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会想到种种利害并随时预备将来的牺牲,而且他们的心身总是苦痛的。作为社会良知和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其心身不可能是平和的,如果知识分子安于现状,对新的理论学说充耳不闻或盲目相信,就不会有苦痛。“真的知识阶级”的苦痛来自于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永不满足。     

关于报告文学的学理性与功利性-报告文学本体新论之一

报告文学本体论中的传统“三性”--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已不能规范和指导当今的报告文学“现实”,而必须代之以“文本内涵的学理性”等新“五性”。如果说 ,新时期以前的报告文学侧重的主要是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政论性”,那么 ,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则不但将其潜在的批判理性与政治理性发展至新的阶段 ,而且还增加了批判传统、反思历史、文化启蒙与学术性、知识性等理性内涵 ,从而形成了以追寻“现代性”、高扬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新理性精神”。“学理性”与“理性美”的价值和意义有三 :一是在理论上补充和丰富了哲学社会科学 ;二是在实践上推动和促进了社会历史的发展 ;三是在精神上启迪心智、激励斗志、陶冶情操。以往学界对报告文学的轻视 ,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功利性”很强的文体。实际上 ,注重文学价值的“功利性”是中国现代文论现代性的重要特色。报告文学“学理性”与“理性美”的凸显 ,说明我们的时代仍是一个需要高扬“理性”而没有进入“真正的审美”的时代 ,也说明文学的“功利性”价值观仍值得尊重与肯定。     

欲望：诗意的“放松”与“离开”——“本体性否定”视角下的人生观

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如何健康地对待欲望而又不是轻视性地超越欲望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放松地对待欲望”包涵着对“自然性”的新的理解，而“离开欲望”则是指“不满足于欲望”的“穿越美学”所致。如此，人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完整的人”。     

“趣味”范畴与中国美学现代性

在考察和厘定“趣味”这一现代美学范畴在中国的形成时,我们发现,在西方,“趣味”由味觉范畴向美学范畴的转化,标志着现代性美学话语开始建立。而在中国,“趣”和“味”很早就有“审美鉴赏”的意思,但它们并不是在现代美学意义上的“趣味”范畴。“趣味”作为现代美学范畴的创立,必须建立在现代性结构的基础之上。因此,中国古典美学的“趣味”范畴需要经过现代转换,才是现代美学范畴。“趣味”范畴的现代转换,体现了中国美学现代性的特殊张力结构。“趣味”范畴典型代表了中国古典美学向现代美学转换过程中需要对支撑这一范畴的深层结构和基础转换的问题。在梁启超和朱光潜之后,摆脱了长久意识形态羁绊的中国现代美学,理应以“趣味”为关键之一的范畴构筑自身的美学理论,接续中国美学现代性的道路。     

由圣至仁

公益慈善的人文传统源远流长,“轴心时代”的中西哲学分别孕育了一对相应的公益慈善类型：源自拉丁语和希腊语的charity和philanthropy标识着“爱上帝”与“爱人类”;孔子则明辨了“圣”——“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与“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虽然侧重点不同,但中西先哲的共通之处在于揭示了公益慈善的两种范式：一是基于个体道德性的奉献之“圣道”;一是基于交互主体性的共善之“仁道”。启蒙哲学家通过对“爱人类”的重新发现和阐释引领了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中国现代公益慈善理念形成的关键在于由圣至仁的范式转型。     

徐志摩与胡适的苏俄之争

1925年和1926年,徐志摩与胡适这两位自由派知识分子好友先后游历莫斯科。莫斯科之旅使他们发生了深刻的思想逆转:徐因苏俄之梦的幻灭而回归自由主义,胡则激赏新俄“伟大的政治新试验”而引起“新的兴奋”。由此,徐胡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苏俄问题的论争。徐对俄罗斯文化的“吊古”情愫体现了他的诗人本色,而胡对新俄政治新试验的欣赏则体现了他的“士大夫”性格。胡徐苏俄观的分歧表征着自由知识分子深刻的思想冲突。在这场思想论争中,诗人徐志摩成为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的守护者,而作为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精神领袖的胡适,则因心仪莫斯科新政而成为苏俄革命的同情者。胡徐围绕苏俄问题的歧争是20世纪前期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饶有意味的事件。     

论晚清知识分子的文化转型

晚清是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时期,作为文化的人格化代表和文化的创造、传播者的晚清知识分子,在晚清的文化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文化转型过程,他们的文化份值观念、文化心态和文化角色地位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蜕变过程,由传统型的士大夫转变为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而推动了近代文化与近代社会的转型与发展。     

鲁迅道德人格的当代价值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刻剖析，并以自己的文化和社会实践，对创建既有民族特色又有现代普世价值的文化做出巨大的贡献。鲁迅的道德人格实践，揭示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应积极追求的道德价值观。这些道德价值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指导意义。     

论清末民初贵州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崛起及对贵州社会分层的影响

贵州现代知识分子的崛起,是贵州现代化启动的最为重要的标志,于1895-1905年间展现于社会的第一代知识分子群体,是其刍形;它由旧式官绅、学而优而不仕者、科举学子和塾师四个途径转化所至.第二代知识分子群体兴起于辛亥革命前后,是贵州现代知识分子成熟的一代,为贵州现代化拓展了更为广阔的基础.贵州现代知识分子是贵州现代社会各阶层形成的源泉.     

论东北近代知识分子的历史特征

指出东北知识分子与中原近代知识分子相比近代化起步晚且发展缓慢 ,但反帝思想极为突出 ,并与发展东北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相结合。分析了东北近代知识分子的这些独有的地方性特征及其对东北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作用 ,从而对认识当代东北知识分子的价值和作用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

本文集中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问题.从中国传统社会中解放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进入新闻报刊、文化出版和教育领域,建立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这"公共空间"在推动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转型和知识分子自身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运动论纲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运动的上限是洋务运动,下限是国民革命的失败.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运动的线索有两条:一是资产阶级本身的活动;二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活动.运动的主角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与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关系密切。一方面,知识分子在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变动剧烈,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也十分明显。在团结、争取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重的教训。     

“鲁迅形象”建构的文化语境、过程与反思

"鲁迅形象"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形象符码,其生成过程与现代中国的动态语境密切相关,深刻地勾联了阐释者的文化心理和思维形态。"鲁迅形象"是由自塑和他塑合力而构成的公共形象,对其进行文化学意义上的考察可为探索现代中国发展的社会史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提供理论资源。     

试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双向"角色认同"及其影响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封建"士大夫"形式存在,"学而优则仕",与政治紧密结合,形成了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投身仕途的"角色认同",造成了千年的角色错位。到了近代,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下,近代知识分子逐渐产生。他们一方面继承并发挥了士大夫与政治密切结合、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传统角色认同;另一方面,又开始与政治分离、向知识回归,以卓越的学术成就服务于社会科学文教事业,实现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双向"角色认同"。近代知识分子角色的转变,一方面促进了近代社会的变革,另一方面推动了近代文化事业的发展,在中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