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语境下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困境及其重建可能——兼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价值与限度

学界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困境表现为由于中西分属不同的文明系统,因此注重逻辑分析的论证方法不可用于注重了悟、体验、践行的中国传统.此种方法论困境的产生以“异质他者”作为理解中西文明的理论预设,这是一种前提谬误,“异质他者”的预设不合法.此种方法论困境主要体现在冯友兰所开创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典范”系统下.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学界较为认可的看法是胡适为“开山”而冯友兰为“典范”,然而两种评价是基于不同的标准得出的,从哲学界定以及方法论角度看,胡冯不是承继关系,而是为中国哲学研究开辟了两种不同的路数.对于中国哲学未来研究而言,我们需要重估胡适所尝试开创的出路.具体而言:研究侧重上要以问题为中心而非以某种学说为标准,思维方式上要开放自我主体性、自觉培育理性思维方法,文化比较上要自觉分清不同的问题域,方法运用上要依据问题域选择对应的方法并明了限度.     

Metaethics(后伦理学)与Metaphysics(后物理学)——粗议中西哲学之异同及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

与西哲以metaphysics为核心相对应 ,中哲以metaethics为核心。在西哲中 ,metaphysics不仅为西方的物理学、自然科学 ,而且也为其伦理学提供哲学基础。在中哲中 ,metaethics不仅为中国的伦理道德作出了哲学的论证 ,而且使中国大哲在探讨物理问题时也染上浓重的伦理学色彩。由此也决定了西哲认识论是物理型的 ,中哲认识论是伦理型的。两者之差异在于 ,西哲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征服世界 ,中哲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自己征服自己。这进一步使中西哲学各有一套独特的方法论 :与西哲的逻辑学和方法论相应 ,中哲的方法论即功夫论。中西哲学尽管类型不同 ,但都是关于人生智慧的学问 ,因此都是哲学。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张世英关于“天人之际”问题研究

我国研究黑格尔哲学的著名学者张世英教授，近二十年来，在中西哲学结合的基础上，特别从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现当代哲学及其相互结合的视角，致力于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系列研究。他成功地把“融会古今”、“贯通中西”作为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从而使此项研究取得可喜的成果。     

伽达默尔与中国哲学的解释学效应意义

作为"显学"的解释学的世界性传播同样得到了中国哲学界的积极响应,集中表现在力图"创建中国解释学"和将作为一种方法论的解释学运用于中国经典的理解和诠释上。但学界普遍认识和研究不足的是,作为解释学的当代最新形态——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既是一种本体意义上的解释学,从根本上说,更是实践哲学,而恰恰是在这种存在论和实践论意义上的解释学才真正能够赋予中国哲学以新的思想生命力和理论特色。能否从悠久与丰富的解释史中提升创建出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学以及立足于实践哲学来审视中国思想智慧,确立中西对话与融通真正"交合域"(mutual fusion horizon),推动中国哲学现代复兴和扩大世界性影响,可谓是中国哲学的解释学效应问题所蕴含的真正实质与意义所在。     

中国科技哲学界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关注与贡献

中国科技哲学界关注经济学方法论的研讨并作出了重要贡献,具体表现为对于西方经济学思想的评介,直接介入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中国科技哲学倡导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联盟的战略对于经济学研究范围的拓展及与其它学科的交叉具有重要的影响和绩效。     

中西哲学比较:一种面向问题的选择

"中西比较哲学"和"中西哲学比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关涉到两个问题:一是哲学研究中从比较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历史实存问题,二是比较哲学的学科建制问题。通过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梳理论述后认为,无论是"中西比较哲学"这一学科建制问题,还是"中西哲学比较"这一研究活动都应该将注意力放在解决中国现今的实际问题上来,即比较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仅仅是比较异同抑或是规范一门学科。     

陈昌曙与中国技术哲学

陈昌曙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技术哲学家,中国技术哲学的奠基人和领航人。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技术哲学占据了他的主要位置,他把后半生基本上都献给了中国的技术哲学事业。作为我国最早进入技术哲学这块新领地的学者之一,他对技术哲学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初步构建了中国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并努力打造独具特色的中国技术哲学的东北学派,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科技哲学界(特别是技术哲学界)的历史地位。     

论穆尔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查尔斯·穆尔（Charles A.Moore）在现代东西方文化和哲学比较研究史上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对中国哲学研究开始走向繁荣的一面旗帜。他注意到了中国哲学乃至东方哲学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丰富性,并开创性地提出和使用了通过考察＂重点＂（即东西方主流倾向和立场）的方式进行哲学比较的研究方法。而＂实践＂这一概念是穆尔比较研究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他讨论了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比较的途径和观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关于中西哲学差异的三个重要观点,把当时的东西方相互理解向前推进了一步。     

称理而谈:牟宗三哲学方法论探要

牟宗三的哲学方法论在中国哲学史上树立起了方法论的典范,既联系并通向古今中外的哲学,又影响着现在与未来哲学的发展.其前瞻性的典范意义表现为:(1)寻找与把握不同哲学尤其是古今中西哲学在方法论上的契合点;(2)充分意识和探求西方哲学在中国哲学中运用的层面、边际与限制;(3)将多种方法进行合理的分布与统合;(4)实现方法论与诠释学的统一;(5)不失哲学的“自性”(中国主体性);(6)永远保持理性批判的开放性;(7)注重哲学方法论的学术性与时代性.这一典范体现了哲学系统的完备性与自洽性,以及哲学理性的内在力量和优美.其中包含的丰富内容及理性原则,不仅关系到未来中国哲学方法论必须正视和处理的关键问题,而且是未来中国哲学方法论的重要借镜与资源.     

中国古代美学理论形态之本源说——读劳承万《中国古代美学（乐学）形态论》

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美学,中国的美学应该是对应于中国心性哲学的“乐学”,这是劳承万新著《中国古代美学（乐学）形态论》的核心观点。中西哲学形态的不同,注定了中西美学学科形态也是不同的,作者提出了梳理中国古代美学形态的三项式框架：“器物-考古证明-心性哲学之过滤升华”,这是一大创见。他迥异于大陆学人的学术路子使得该著作的学术思路、方法和思考的问题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该著作呈现出很多具有原创性和中国问题意识的理论新见,以及对整个20世纪以来中国美学研究的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