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台阁派形成

明代前期文坛,台阁派是一支最重要的文学流派,其成员多是官居台阁的官僚文人。关于明代台阁派文人的创作,古今批评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通过认真分析台阁派形成的原因,它的形成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学发展和明代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也是他们应对时代挑战策略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总之,台阁派的诗文创作是他们生命意识的曲折反映,对于我们认识当时文人所处环境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从明中期状元诗文看台阁体向茶陵派的过渡

明代状元诗文与馆阁文学关系密切。明代商辂、柯潜、吴宽三位状元的诗文,初步显示了台阁体向茶陵派的演变过程。正统末年,台阁体赖以生存的政治环境消失,商辂的山水题画诗,代表着馆阁文学的初步转向。柯潜诗文体现的翰苑风流,对茶陵派的形成有深层影响。吴宽是茶陵派的重要羽翼,其诗体现了吴中文风与馆阁文学,亦即山林气与馆阁气的融合。对政治的疏远,山林气的融入,以及对诗的偏爱,均体现出明中期馆阁文学从实用到审美的转变。     

明代成化至弘治中期郎署文学的初步振兴

明代成化至弘治中期,郎署文学在邵宝、储等人的引导推动下,得到初步的振兴。尽管这一文学力量仍然处于茶陵派羽翼之下,并无与馆阁文学争锋的动机和实力,但由于它在继承中蕴涵着新变,所以发展迅速,成为李梦阳等“前七子”发动文学复古运动的先声。     

论成化至正德时期吴中与外界的文学交流

成化至正德时期(1465～1521)的吴中文学在保持地域性特色的同时,又与外界文学流派如京师茶陵派、前七子派以及陈庄体诗人有着广泛交流,呈现出开放性特征。有些吴中士人科举胜出后往往融入京师文学群体,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吴中主体的身份和风格;有的吴中士人虽不出仕,但也能主动利用各种途径寻求与外界的交流,并在交流中保持了自己的主体性。     

论明代复古文学的几个问题

从考察明代复古文学源流的角度出发 ,对明代复古文学酝酿流变、七子派与茶陵派的关系、李梦阳何景明的分歧争论等重要问题进行讨论 ,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日本新感觉派文学的另类解读

日本新感觉派从1924年闪耀登场到1927年黯然退场,热闹喧哗不足三年时间.它的消退归根到底因为其自身"新感觉"文学的局限.但诸多内外在因素的影响却直接导致了这个新的文学流派的产生和解散.新感觉派作家创办同人杂志本是顺应潮流,设置一条出人头地的捷径,文坛冠以他们的"新感觉派"之名则规矩了他们的文学方向,催生了一个新的流派.也导致了这个文学流派的无疾而终.     

李东阳诗论探微

李东阳作为茶陵诗派的领袖人物,其崇高的政治地位、巨大的创作成就之外,系统的诗歌理论同样值得我们关注。他的尊唐抑宋的诗学观,以及对格调、声律、性情和辨体等问题的看法,既是茶陵派的指针,也对明代文学及后世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历史地位。     

嘉道时期常州词派的组织形态

某个文学流派在诞生之初的组织形态、存在面貌对该派文学风尚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在常州词派形成过程中,师徒传承是该派词学思想得以发扬和延续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将词人联结起来的重要纽带之一;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友朋之间的交往切磋,它从内部和外部共同影响着常州词派的形成和发展,甚至为常州词派的未来衍变埋下了具有预示性的因素。     

竟陵巨子谭元春评传

中国文学史上有“钟、谭”之称，指的即是明代景陵人钟惺、谭元春，为明代后期党陵派文学之领袖。竟陵派，作为一个立意在革新、指归在变法的文学流派，睡武公安派之后，力换前后七子摹拟复古之颓风，力矫公安末流脓廓俚俗之流弊，力倡独抒性灵，寄意的深孤峭，自成一家风格。它不仅影响着明代后期整个文坛，其改革创新思潮的余风，甚至波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每当人们需要吸取、借鉴文学革新的经验教训时，往往就会自然想起这一流派的领袖──“钟、谭”，以期从他们那里得到启迪。然而，天下事有极妙者。对于党陵派的评价，却历来毁誉参…     

"自我寻我"意识的差异--新感觉派小说与前先锋派小说比较

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与八十年代中期的前先锋派均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两个现代主义文学流派.自我寻找意识是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们关注人性的独特视角和表现方法,受其影响,我国的这两个文学流派也不例外.本文从这两个文学流派的产生入手,从他们共同关注的人性问题着眼,探讨他们在表现自我寻找意识上的差异.     

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考辨

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滥觞于樊鹏,经康海、陆树声、王世贞、四库馆臣等不断推扬与阐释,最终由清人陈田正式推出。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有一渐进过程,大致始于弘治时期,完成于正德、嘉靖间,即正德三年后的这段时间。移于郎署的文学权力主要是一般性诗文风格的主导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此说是郎署文人鸣盛意识的产物。厘清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及其相关问题,不仅可以客观地体认明中后期文风转向之蕴涵,还能为宏观上考察、把握中晚明文学之发展、演化,提供一个相对别致的视角。     

《草堂诗余》考辨

南宋中期以来书坊编的词选集《草堂诗余》盛行。该集今存分类本与分调本两系，版本众多而复杂，涉及诸多词学问题。文章从幸存最早之明初分类本提供的线索，推测宋本之原貌实为歌本。明初增修笺注本，原出宋季书坊所编，已是纯文学读本。明代中期词学家据分类本重编的分调本，则具有词谱的性质，可供填词者之用；其所选词调大都为宋人常用之调，所选之词乃当时流行的通俗作品，尤其不杂入声诗及其他韵文诸体，故对促进词体文学创作的发展，具有重大的词学史意义。     

传奇体的衰落与唐宋文风的嬗变

曾经盛行一时的唐传奇在宋代的迅速衰落,不尽符合小说史自身的发展规律。一方面,晚唐五代以后,唐传奇体已逐步失去其存在的社会文化土壤;另一方面,从文学发展内部来看,唐传奇体在宋代的衰落应归因于唐宋文风的嬗变。传奇体的文体风格在北宋前期受到主流文人的排斥,宋传奇因而失去了唐传奇的意味,但在民间,传奇体却有着潜在的传承。     

论李东阳对李白的接受

李东阳是明代茶陵诗派的代表人物,对李白十分推崇和景仰。他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通过对以李白为代表的唐宋大家的接受和继承,以“轶宋窥唐”为明诗确立了发展方向,对明代诗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对台阁体的文学批评特色

《四库全书总目》是古代文学批评的集大成之作,尤其在明代诗文集的介绍和评价方面具有批评史的意义,它对明初台阁体的诗文作品评析颇具特色,大致呈现出主观裁夺、扬此抑彼、细分界限和显瑜掩瑕等几种方式,揭示了台阁体文风的内涵。《四库全书总目》对台阁体深刻的文学批评和认知程度为当今研究明初前百年文学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依据和重要借鉴。     

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泛情论倾向

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理论在明代中期以后表现出一种泛情论倾向,这同西方文艺美学理论中的泛爱论、泛性论明显不同。泛情论倾向的出现同中国文学史上重情的传统有密切关系。其理论意义和思想价值突出地反映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对人性和人的生命意识的张扬,二是对作者主体意识和主体情感的肯定,三是重视情趣的审美观念的确立。     

汉赋载体考论

汉代的文献载体主要有简牍、缣帛、玉石、纸张等,其中简牍是汉代最基本的文献载体形式,也是汉赋最主要的载体形式,汉赋的载体多为"木简之薄小者".在用简牍有长尊短卑观念的汉代,汉赋在文献中所处地位不高.再之,简牍在汉代对于多数人来讲,并不是一件易得的东西,而汉赋相对于其他文体又是耗费简牍较多的.因此大大地限制了汉赋的生产、传播与消费,对散体大赋的传播消费限制尤甚.     

明代对古代文论的贡献

明代是中国古代文论家和各种诗学文论思想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各种“诗文评”著作层出不穷,“诗文评”正是在明代得以命名,明代“诗文评”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前后七子的辩驳论争,左派王学影响下的新鲜文论思想的活跃,徐渭、李贽、三袁、汤显祖等的大胆“叛逆”而充满独创思想的言论等,使明代文论以至整个学界热闹非凡;戏曲理论（曲话）、小说评点、叙事文论的发展等也是明代文论的新亮点。这些成就的取得,一方面,与当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历代积累的结果,文论家们在继承先秦以来优秀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阐发或提出新见。正是在阳明心学,特别是左派王学的启蒙、导引之下,明代中后期出现了一股从文艺创作到文艺思想的张扬情感（乃至情欲）、张扬个性、张扬独创的潮流,成为中国“诗文评”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明代前后七子的诗学有自己的特色,而明后期在王门后学影响下李贽、三袁等以其“叛逆性”思想引人注目,在中国“诗文评”史上有重要意义。对诗学文论的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值得特别关注。     

公安派结社的兴衰演变及其影响

公安派结社始于万历八年,讫于天启初,前后持续40余年,总计达到37例.它汇入到明代文人结社的整个洪流中,大大丰富了明代文人结社的内容,对于公安派的形成、发展以及文学思想的传播、文学影响的扩大等皆有深刻的影响.公安派结社经历了由兴到衰的发展演变过程,这一过程恰恰反映了公安派兴衰演变的基本轨迹.     

颓废——晚明文学现代性研究的新视点

现代性研究的困境在于变笼统概论为专题分梳。五四以降的晚明文学现代性研究,首先视晚明文学为五四新文学的源头,继而以资本主义萌芽等话语为轴线,新时期以来则从中国文学的整体观念和美学思想方面着手,新世纪以降则从消费文化等方面考察晚明文学的现代性。梳理此研究历史和现状,借以审视其研究困境,力图从颓废面向来重视晚明文学的现代性,寻绎中国文学自身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