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缉》的成书时间及其“以诗解《诗》”

作为宋代《诗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之一的《诗缉》,始刻于淳祐戊申(公元1248年),成书于淳祐末与宝祐初(公元1251年之后),历时达四年以上。《诗缉》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的以诗解《诗》。具体表现在它能以诗人作诗与读诗之法来解读《诗经》;同时,它还能引用作为文学作品层面上的文学之诗来解读《诗经》。也正是因为《诗缉》的这一特色,为明清时期《诗经》学研究的转向揭开了序幕。     

对“孔子删《诗》”之争的再检讨

通过一系列的梳理,不难发现在每一方面“孔子删《诗》”的否定论者所作的论述都是不占上风的。可是令人不解的是现在所有的报章杂志、大中专教材及学术专著在谈及“孔子删《诗》”时,竟然大都认为前人有关“孔子删《诗》”的论断已经被颠覆了,这样的学术趋尚显然很值得我们深思。     

《小说月报》中的“诗钟话”考察

诗钟是介于律诗、楹联之间的一种文学,它既有律诗的严整,又有楹联的特点,本身又兼集斗智与娱乐性质于一身。清嘉道年间,诗钟开始在福建流行,并吸引了许多文人参与唱和;清末民初之际,它的影响范围渐至全国。1913年,《小说月报》开始连载《诗钟话》,以总结和指导诗钟的创作。《诗钟话》不但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也反映出诗钟在当时的流行盛况和巨大影响。     

“诗的营构”:再论《画梦录》

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获得了国际国内的广泛赞誉,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画梦录》成功的原因:一是作者的散文观念决定了他的作品最后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基本面貌;二是童话般的梦幻世界的制造,其所受西方童话和中国神话与传说的影响巨大;三是艺术制作手段高超,尤其是"意象经营"的"诗的营构"的手段,它迎合了中国人特有的品味细节、幽回曲折的审美需求。     

《诗》之“志”辩说

本文依据先秦典籍资料,将《诗经》之中的“诗言志”分为音乐角度和文辞角度两种情况,重点研讨文辞角度的“诗言志”;然后根据《诗经》所言之“志”的具体情况,把“志”分为意志和情志两种;同时从作诗者、用诗者和习诗者三个角度具体阐述了其“志”的异同。从而对“诗言志”说提出了系统的解说,并进行了合理的梳理。     

《诗经》学与“诗本义”

本文认为，发轫于汉代的《诗经》学，并不是把《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经学来研究，由此奠定了封建社会两千多年《诗经》研究的基础，后来的研究都逃不出它划定的大框框。传统《诗经》学的致命弊端，就是完全脱离《诗经》的文学性，因此而导致明显的“误读”。这是由中国经学的性质所决定的，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某些特点。我们既要立足于遗产的清理，同时，也要在“诗本义”的解读和破译方面，作出新的贡献。     

《诗》纬论《诗》

<诗>纬以阴阳五行说<诗>,并形成了三期、四始、五际、六情、十二律等一套特异的解<诗>理论,这是它与汉代正统<诗>学的相异之处.而<诗>纬对诗的本质、诗之用等方面的认识,包括它对于<诗>篇的具体阐释,又与汉代正统<诗>学多相通之处,对传统诗学的构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它与汉代<诗>学的关系,尤其是与齐诗的关系,也有必要重新认识.     

论“六笙诗”与古《诗》文本

《诗经》“六笙诗”因“有其义而无其辞”,引发了古今无数的讨论。它的篇次莫定,前后不合,难以融入《诗》的辞章编排系统。特别是由它引起《诗》文本编排的变更,所谓由毛公“推改什首”,造成了《诗》的“非孔子之旧”,多与史实不合。这在出土文献海昏侯《诗》、汉《熹平石经》与毛《诗》互证中得到充分证明,并在《诗》文本的学术源流与汉代《诗》学研究中获得有力支持。“孔子之旧”就只有“三百五篇,遭秦而全”的《诗》文本,四家皆无异义。郑玄相关解说的存亡、缘由自相矛盾,反映的只是其笺《诗》所见与注《礼》所用乃不同的另一个《毛诗》文本。其中的“六笙诗”序,不过是其时的《毛诗》学者将《乡饮酒》《燕礼》中用乐的《小雅》的《南陔》等6篇编排到《诗》文本中的新变现象,而不能说是代表“孔子之旧”的古《诗》文本。不包括“六笙诗”,才是“孔子之旧”三百五篇古《诗》文本的实际篇目。     

“以诗解诗”与《诗经》的祛魅——王夫之《诗经》研究方法管窥

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历程中,经生注《诗》与理学家说《诗》的结果,使《诗经》逐渐脱离其诗性,而被赋予经学内涵和理学思想,异化为教化工具。《诗》被一代代的诗教“魅影”层层包裹,成为言说政治的载体。基于此,王夫之提出了“以诗解诗”的阐释方法,以诗歌艺术的角度审视《诗经》,体会蕴含其中的情意之美、艺术之美,并以此祛除厚重的《诗经》政治教化之“魅”,从而恢复《诗经》活泼的诗歌生命。“以诗解诗”,不仅是《诗经》研究方法的尝试,亦是推动《诗经》文学阐释进程的动力,在诗经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阮籍《咏怀诗》“佳人”试析

阮籍八十二首《咏怀诗》中有两首写到了“佳人”,但历来论者对其意蕴众说纷纭,且少有人触及这两首诗所具有的内在关联性。阮籍《咏怀诗》十九中的“佳人”和《咏怀诗》八十中的“佳人”,在内在意蕴上是一致的,是阮籍根据魏晋人特有的审美标准构建出来的理想人物。她融和了庄、屈精神,体现了个人仪态形貌之美与内在才能、气质、人格之美的统一,是魏晋风度的典型体现。不同的是,《咏怀诗》十九写的是这种理想的构建,《咏怀诗》八十写的是这种理想的破灭。     

《诗经》爱情诗探略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它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的爱情诗数量多,内容丰富,有反映热恋的欢乐、失恋的痛苦、婚后的和谐,也有弃妇的泣诉等。     

辨"诗"

诗 ,是一个不断流变的概念。从广义的“文化之诗”演变成狭义的“文学之诗” ,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诗言志”的“诗”与“诗缘情”的“诗 ,本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诗。文化之诗借用了古歌的形式 ,传达的是规范和禁忌、法度和礼仪 ;《诗》是古歌与文化之诗的合流 ,它利用弦歌讽谏来履行其政治使命 ;而文学之诗则是个体意识和文学意识觉醒的产物 ,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狭义之“诗”     

由“学人之诗”到“画人之诗”:论陈师曾诗

近代著名画家陈师曾,又是同光体江西派著名诗人。其父陈三立是近代同光体大诗人,而师曾诗风逸于其父的西江家法之外。这是师曾在艺术家才情的激发下,自然而然地同讲求学问,视艺术为余事,重视"学人之诗"的同光体有所背离,形成陶写性灵、疏朗清新的"画人之诗"。其诗歌以赤诚淳厚的悼亡诗和讲意境、性灵的题画诗为主。其诗歌融汇众流,力求打通魏晋六朝、唐宋并驰之轨,是对近代学江西派的末流作诗晦涩喑哑如土羹尘饭的反戈一击。     

试论法式善《梧门诗话》美学追求

本文以张寅彭、强迪艺编校,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出版发行《[清]法式善〈梧门诗话〉合校本》为文本,利用诗歌美学基本原理,对法式善《梧门诗话》美学追求进行探讨。法式善作为一个蒙古族诗人、诗歌理论家,在丰富的汉文诗歌创作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美学观,甚至在其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并形成其独具特质的美学追求。即形成了以“清峻”、“清淡”,“幽旷”、“幽寂”四为合一的“清幽”之美的诗歌美学追求。     

新诗理论的开拓和周作人的新诗主张

考察与分析周作人关于中国新诗的理论主张———从诗的本质、特点 ,诗人的个性表现与诗的地方性、民族性的关系 ,诗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诗人“梦想”的素质和诗歌语言的“简练”、“含蓄” ,到新诗人对中国古代诗歌和对外国近现代诗歌的态度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道路 ,以及怎样进行诗歌批评等问题。周作人对于中国新诗这些见解和主张 ,不仅对中国现代诗歌的理论建设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并具有完整性、系统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     

略论犁青的诗歌艺术

犁青的自由诗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为大陆诗歌乃至世界诗歌的发展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在诗歌的语言、诗体及艺术技巧等方面尤有建树,这既得益于我国古典诗歌和现当代诗歌的滋养,也得益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艺术的滋养。他的立体诗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从诗史互证看《吕氏家塾读诗记》的宗毛倾向

《毛诗》从史学角度解诗,依据世次来定诗之美刺,以史实阐释诗篇内容。作为史学家的吕祖谦将《毛诗》以史证诗的传统发扬光大,或以史解诗,或以诗证史,可以看出吕祖谦的宗毛倾向。     

析《诗经》中“有”的意义和用法

从两方面解析《诗经》中"有"的意义和用法。首先解析"有 名词"中,"有"具有以下四种意义和用法:一,"有""无"相对,为动词;二,与表抽象意义的名词组合,构成相对稳定的词组;三,表语助词;四,"有"字用法的个例及其固定结构。其次在"有 形容词"中,提出对传统的"重言"、"X然"、"……貌"训释的质疑,将"有 形容词"中的"有"解作表程度的副词。     

中国古典诗赋中的“海”意象

与西方古典文学相比,中国古代诗赋中,关于大海的描写显得不够丰富。但这些作品对海的表现,在创作手法上有其自己的特色,它既将海作为自然之景予以描写,更以此作为主观情感的表现我体。因而,出现在古典诗赋中的“大海”,往往具有较为丰富的象征意义。     

从“近代曲辞”看“选诗入乐”对唐诗的影响

从《乐府诗集》中的“近代曲辞”，可以看出“选诗入乐”对唐诗产生的两大影响：其一为了便于演唱，“选诗入乐”对歌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从而使许多唐诗出现不同的版本；其二“选诗入乐”的盛行使符合配乐题材的诗歌受到欢迎，从而对唐诗的创作题材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