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自注与诗歌境域的开拓

杜甫诗歌的自注作为中国诗歌自注体的早期代表,记录下了与诗歌创作相关的丰富信息,充分发挥了诗歌自注体的辅助功能,诗与注的紧密互动对杜甫诗歌的情志表现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杜甫再次介入诗歌进行自我诠释的动机反映了诗人对创作的自省心理,流露出其多方开拓新境的诗学追求。     

论杜甫巴蜀诗与唐宋诗歌嬗变

杜甫客居巴蜀近10年时间。杜甫巴蜀诗可粗分为纪行诗、成都诗、梓阆诗、云夔诗四期,其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特点多样,各期诗歌皆有变化发展脉络可寻。杜甫巴蜀诗量大质优,是其诗歌主要成就之一,它对唐宋诗变和走向影响深远。     

杜甫的交友心态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杜甫的诗歌除了受到时代、家庭、个人经历的影响外,与朋友的交往在一定程度上同样影响了杜甫的创作。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杜甫遇到了不同的朋友,每个朋友对杜甫的影响各有差别。杜甫从思想内容、风格语言等多方面向友人学习,诗歌也受到交友心态的影响而出现一定变化,因人生阶段、交往对象不同而显现出不同特征。     

题、序、注、诗四位一体——论集会背景下宋诗形制的变化

文人集会唱和背景下，北宋诗歌外在形制发生变化，出现长题、长序、自注，担负说明、叙事等功能，对诗歌内容进行铺垫、补充、解释，诗人并进而追求诗题和诗序的抒情性、艺术性，使之与诗形成意境上的互补。题、序、注与诗歌相辅相成、“四位一体”特点的成因：首先是文人交往密切、集会频繁这一创作背景的影响；其次是诗歌作者传播意识决定；第三也反映宋人“尊体”与“破体”的文体观念的影响。     

艺术转型:杜甫秦州诗的文学特质

秦州诗是杜甫诗歌艺术转型的一个里程碑。这种艺术转型,不仅体现了杜甫对诗歌审美的认识在秦州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且标志着杜甫的诗歌创作在秦州已进入了一个更新的艺术创造阶段。最能体现杜甫秦州艺术转型文学特质的,是诗人创作于这一时期的五言律诗。与长安时期的同类诗相比,秦州五律获得了诸多艺术上的创新与突破,既为其成都诗特别是夔州诗的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又对后世诗人产生很大影响     

论杜甫京城诗创作风格形成的原因

立足于对杜甫京城诗的解读,从杜甫独特的背景基础、价值观和审美意境三个方面探究了其京城诗创作风格形成的原因,对进一步研究杜甫诗歌的风格大有裨益。     

对C.D.Lewis的The Last Words的文体分析——形式和功能文体分析比较

形式主义文体分析方法和功能文体分析方法因分析视角和侧重点不同而各具特色.运用两种文体分析方法对The Last Words一诗作分析,可以看出,对于诗歌的文体分析,运用不同的视角有时能够达到互补的目的,从而使诗歌的阐释产生新意.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杜诗《投简咸华两县诸子》诗题、编年考订

杜甫诗歌系年,一直是杜甫诗歌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自宋以来,研杜者对诗歌编年都作了不遗余力的编次工作,然有些诗歌编年,终是诸家不一,影响诗歌解读。文章对杜诗《投简咸华两县诸子》编年予以考述,以为诗乃天宝十三载秋后,老杜仍居下杜时所作,而非天宝十载,更非广德年间诗。     

忠贞的爱情 独特的风格——解读狄金森第275首诗

以狄金森的第275首诗为个案研究对象,从诗歌的"偏离"着手,对诗歌在音韵、排版布局、词汇方面被前景化的语言特征进行了功能文体分析,揭示出诗歌固有的形式美和内容美,挖掘出隐含在诗歌深层结构里的主题思想,即该诗通过向伴侣诉说委屈之情,来表达作者对神圣忠贞爱情的渴望与向往,抒发了作者对伴侣的崇拜和敬仰之情.其文体分析方法对文学教学,尤其是诗歌教学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论杜甫的经学与诗学

在杜甫诗歌的接受史上，对其诗歌“难度”的指认由来已久，但相关研究和诠释尚不多见。事实上，杜诗之所以难读，盖因其诗中有“学”,诗中有“道”,诗中有“神”;这三点，恰好对应着杜甫作为学者、儒者、诗人这三种文化身份。学者杜甫虽不以经学立身，却有着深厚的经学修养；儒者杜甫的圣贤志向和醇儒抱负，成就了杜诗的思想深度和诗学高度；诗人杜甫则“经学与诗学并重”,通过“以《诗》入诗”“经史并用”“以道运诗”的诗学创造，开出了一个崭新的“诗世界”。杜甫的儒教信仰和儒道实践，是他的诗歌获得“神理”并被后人师法的关键；而杜诗的“经典化”之路，因为伴随着中唐儒学复兴和北宋理学奠基的全过程，故而比任何一位古代诗人都更具“经学化”的内涵和思想史的意义。     

杜甫诗歌“诗史”说溯源

孟棨首先提出杜甫诗歌是"诗史"的观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全面反映杜甫此时的生活,也表现了杜甫的感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诗史".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杜甫诗歌"诗史"观在北宋中期基本建立.     

杜甫生命晚年“三峡诗”的内容特色

研究杜甫在生命的晚年所写的“三峡诗”，不仅能更清楚地看到他诗歌内容的广泛性、深刻性、丰富性、现实性，而且更能看到杜甫诗歌在唐代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史上的不朽功勋和伟大贡献──杜甫的三峡诗歌是罕与伦比的。     

余怀对杜甫诗歌的接受研究

作为经历明清鼎革的文人,余怀的诗歌带有鲜明的故国之思和哀婉沉痛的风格。其诗取法杜甫,有明显的杜诗特色。本文从三方面论析余怀诗歌对杜甫诗歌的接受：诗歌内容上,对杜甫诗句、意象和诗歌内容的吸收;诗歌风格上,取法杜诗沉郁顿挫、清丽澹远、萧散自然的风格;艺术创作手法上,对杜甫律诗、纪游形式、炼句的继承。最后,结合余怀本人经历、交友情况及时代背景,探讨余怀宗法杜诗的原因。     

杜诗英译的“折中”策略——评大卫·杨《杜甫:诗的一生》

美国诗人兼翻译家大卫·杨《杜甫:诗的一生》是一部关于杜甫诗歌的最新译作,受到英语读者的好评。译者力求尽可能传达杜甫的独特声音和人文精神,采用"折中"的策略,主要体现在博采众长、诗传结合;双行体诗,意象突出;显化典故,添加注释评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海外译介和文化资本的传播有借鉴作用。     

杜甫的“关陇”诗路

王安石《杜甫画像》诗中“饿走半九州”深情描述的是杜甫在穷愁潦倒中颠沛流离的生命历程,宋人林亦之说“杜陵诗卷是图经”,则是从杜甫流离路线的角度高度评价杜甫诗歌的“图经”地理价值。安史乱起,杜甫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颠沛流离的一段生命历程。他艰难地跋涉于关陇道上,历尽坎坷,受尽磨难,一路上留下了堪称不朽的诗篇。也正是这一时期,杜甫的诗歌从内容到形式发生了质的飞跃。杜甫的“关陇”诗歌创作,自然地禀赋了其诗歌的主体内涵,也就自然地具有了“图经”和“诗史”两个维度的架构,沿此寻绎,我们会清晰地看到,杜甫颠簸跋涉的“关陇”道不单是一条战乱中的流离之路,更是一条充满着诗人深情关注社稷安危、苍生安乐,流淌着儒家仁义血泪的崎岖“诗路”。     

诗情偏向雨声浓———论杜甫的写雨诗兼与李商隐比较

通过对杜甫写雨诗的分析、对比,文章认为由于雨的特点、居住地的气候、中国古典诗歌中写雨诗的传统和自身的心理特征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使雨成为杜甫经常描写的对象;写雨诗则表现了杜甫丰富而敏锐的情感,显示了杜甫生命的境界.其特点为在描绘雨时,杜诗体物工妙;在用雨来营造意境时,杜诗造境浑融;在用雨来象征暗示时,杜诗比兴深微;而李商隐的写雨诗作为个案,则深刻地反映了杜甫写雨诗的巨大影响.     

"词人解撰《河清颂》"——杜甫对鲍照的接受

杜甫在文学史上第一次将鲍照与当时著名诗人谢灵运、江淹相提并论,重新估价了鲍照诗歌的成就,并以“俊逸”一词,准确地概括了鲍照诗歌的主要精神特质。在创作中,从诗歌风格到构思立意,从词句的选用到诗歌意象的选取,都有对鲍照的承袭。在六朝诗人中,鲍照对杜甫的影响仅次于庾信。     

论新诗革命选择极端方式的原因及后果

新诗革命具有特殊的历史语境 ,采用了极端的革命方式 ,是一次远远超过汉语诗歌承受能力的文体大革命 ,具有激进、极端的特点 ,完全打破了文体革命渐进才能有效地进行的原则 ,废弃了汉诗诗体的进化所具有的渐变传统 ,不是纯粹的文体革命 ,而是被严重地意识形态化 (政治化 )、世俗化 (急功近利地实用化 )的非诗的极端的文体运动 ,是利用了诗自身的文体革命潜能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启蒙运动。这样的文体革命给汉语诗歌带来了特殊的后果 ,影响了汉语诗歌在 2 0世纪正常的诗体建设。     

方东树《昭昧詹言》评杜述略

方东树将杜甫置于古今诗人之最。方东树认为:在内容上,杜甫在重诗教的同时能缘情而发,诗作情真意挚、活泼生动;在技法上,杜甫能将散文之法移于诗歌,诗法高明。方东树在批判、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对杜诗作出了独具一格的评述,其诗论具有一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