皈依与疏离:个人话语与集体话语的冲突——谈宗璞1950年代的小说创作

在一体化文化背景下,中国1950年代的小说创作以宏大叙事为主,而宗璞在此期间创作的《红豆》却发出了别样的声音。显形文本表现出作家对集体话语的主动皈依,而隐形文本则表现出对集体话语的无意识疏离,显示出知识分子个人话语与集体话语的冲突,彰显了作家对自己文学观念的坚守。通过《红豆》与《青春之歌》的比较,可以发现宗璞创作的独特意义。     

论《八月之光》的多视角叙事模式

在小说《八月之光》中,福克纳采用多视角结合的叙事模式,改变了传统小说的叙事结构,创造了传统艺术手法与现代创新技巧相结合的独具艺术魅力的叙事作品,揭示了个体经验的意义、社会群体的本质、个体在社会群体中的地位与孤独困惑、个体身份的形成以及人类生活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多重主题。     

论徐小斌小说中的杂语化叙事

当代作家徐小斌的小说《羽蛇》《敦煌遗梦》《天鹅》《双鱼星座》等,凭借纷繁的杂语、复杂的关系、深刻的隐喻,诠释着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诸多联系。杂语化的叙事不仅为徐小斌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一处莽莽苍苍的话语之林,更为其小说中繁多的“声部”提供了交锋与论辩的广阔平台。徐小斌笔下不论是曾经煊赫的权力话语,还是一时失语的民众话语,或者是呓语、巫语、鬼语等迷幻不清的另类话语,均跟随着时代的脚步日趋发展与完善。徐小斌小说中的杂语化叙事在当代文坛中体现出独特的文学价值。     

论《边城》的意象选择及其叙事功能

在沈从文的《边城》中反复出现了水、烟雾、虎耳草等文学意象,这些意象是作者在叙事话语层面进行的一种主动建构,具有推动情节、替代叙述、呈显心理、反衬创作主旨等多重叙事功能。作者凭借对意象的独特处理方略将中国传统的诗歌艺术以及现代小说手法引入小说创作,使之成为构建其"诗化"小说的具体方法,《边城》也因此而获得了传统与现代的双重魅力。     

论王小波《这是真的》的叙事话语

现代叙事学理论引入小说研究,使小说叙事话语的探讨成为热点。区分出一部小说所采用的叙事话语,可以说明作品的艺术效果及其感染力,反映作者创作的艺术成就。王小波《这是真的》的叙事话语,集中体现为以下四个主要特征:零聚焦的叙事视角;恰当的人物话语表达形式;定与不定的话语人物身份叙述;黑色幽默的叙述笔调。     

冯至《伍子胥》的诗化叙事特色

冯至兼有诗才、史才和文才,这使得《伍子胥》既是小说,也是诗,更是哲学。《伍子胥》是冯至小说创作的代表作,诗化叙事是其典型的艺术特色。小说的人物话语与视角设定、空间设置与意境营造等叙述元素及其相互关系,既体现了《伍子胥》诗化叙事的显在特征,也是解析其诗化叙事艺术效果生成机制的重要途径。《伍子胥》在冯至创作的叙事性作品中独具一格,既不同于其早期的叙事诗,也不同于同期创作的《杜甫传》,这既表现在形式体制、创作目的等方面,更表现在话语形态和生命体验等层面。在中国现代小说史诗化叙事潮流中,《伍子胥》在抒情笔调、历史书写、人文内涵等方面保持着独特的艺术个性和哲学思考。     

《八月之光》——孤独者的故事

分析了威廉·福克纳的著名小说《八月之光》中几个重要人物的共同点——都是孤独者。从而揭示了《八月之光》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思想：思想和时代的重负能左右人的命运。人必须走出自我禁锢，自我封闭的圈子，才能寻找到真实的自我。《八月之光》中的这一主题与现代社会也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论汪曾祺小说叙事话语的多样性

汪曾祺小说中,叙事话语的多样性是一个突出的文本现象。具体而言,在其小说中,叙述者通常会与读者以及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对话,甚至跳出作品,对作品中的人与事乃至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平进行评价,使得小说的叙事话语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其叙事话语中既有叙述者与读者的对话,也有以大量补白形式出现的说明文字,还有作者的插入语交代其写作动机与构思过程,等等。汪曾祺小说中叙事话语的多样性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进行“对话”与“共情”的重要方式,也赋予了小说文本极大的开放性。     

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象征主义理论及文学主张

梅列日科夫斯基是俄国象征主义文学流派的理论奠基人,其象征主义具有宗教哲学色彩和世界观的品格。他以毕生的创作践行着自己的象征主义主张,其叙事风格彰显出一种新精神追求,从而与当时的“社会小说”和“市民小说”形成对话、论争的格局。《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即是其主张的重要代表作。     

《金瓶梅》评点的空间叙事探赜

《金瓶梅》评点者打破小说线性叙事的传统,构筑了一个相对自足的《金瓶梅》话语阐释空间。叙事空间成为浓缩小说文本意蕴的符码,小说评点者的空间叙事建构,将各个叙事单元组合成相互渗透的意义之网,凸显中国小说理论强化文本细读之时的整体统摄眼光。以空间思维来读解小说文本和审视社会生活,《金瓶梅》评点者的空间意识展示了文本阐释空间的延展性知开放性,彰显了体悟小说文本意蕴的新路径。     

从《八月之光》的叙事模式看福克纳的反清教思想

本文借用弗莱的神话一原型批评理论与《圣经》相关研究成果分析福克纳小说《八月之光》的原型叙事模式,进而探求作者对美国南方清教主义文化残余的态度。本文旨在说明,正是福克纳的人道主义文学观,使其作品得以超越美国南方甚至西方文化的边界而获得永恒而普遍的意义。     

《八月之光》中的耶稣原型——原型批评理论下对《八月之光》的解读

《八月之光》是威廉·福克纳的著名长篇小说。本文以《圣经》中的耶稣作为原型,以原型批评理论为基础,以小说《八月之光》中的人物形象与耶稣形象之间的联系和对比为基点,深入挖掘悲剧原型背后人物的人性探索以及对种族主义的批判,揭露其摧残人性的社会等级制度。     

从《自由》看国家话语与解放区文学中的爱情想象

《自由》是梁彦发表于1941年11月13日《解放日报》的一篇寡妇和军人婚恋题材的小说。小说对寡妇自由恋爱的大胆叙写,以及其中洋溢的人性之光,一方面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妇女解放实践借助国家政治动员和行政干预获得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也使我们看到了延安文学情爱叙事中国家话语相对于情爱叙事所具有的逻辑上的优先性、支配性,妇女解放实践相对于革命历史主题的从属性、附属性,从而映射了妇女自由解放之路的任重道远。     

官场小说叙事模式的新尝试 ——评马笑泉《迷城》

接续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官场小说热,马笑泉近作《迷城》也以反映官场生活为主要内容,与此前官场小说叙事逐渐固化的“成长叙事”“官场探微”“腐败揭秘”等叙事模式相比,《迷城》之叙事有较新的突破,其主要表现在马笑泉将官场叙事的情节置于传统文化的根柢之上,将文学创作与文化影响相结合。《迷城》之叙事,不仅让小说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小说叙事的根底更为雄厚,而且还改变了已有官场小说叙事模式的单一化局面,兼容了更为广阔的思想与人生之“思”,实现了“官场”与“人生”真正意义上的链接,为后续官场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书写范式。     

女性话语权威的建构——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刺猬的优雅》

女性主义叙事学主要研究叙事话语与性别及身份的关联,是西方后经典叙事学发展的前沿理论。《刺猬的优雅》通过看门人荷妮和富家少女帕洛玛的交替视角,展示了巴黎一栋高级公寓里发生的故事,揭露她们的经历和心路演变。以女性主义叙事学为理论依据,围绕小说的叙事声音、叙事视角及叙事结构特点对小说文本进行分析,探讨芭贝里身为女性作家在写作中如何通过女性叙事策略,建构起女性叙事声音和女性话语权威。其写作尝试也对中国的女性主义小说创作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曲南方贵族没落的多声部挽歌 ——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角度解读《喧哗与骚动》

美国南方作家威廉·福克纳在其代表作品《喧哗与骚动》中聚焦于小说叙事的多种技巧与手法,创作出了一曲南方贵族世家没落的多声部挽歌。由于该小说中交织着复杂的叙事策略、话语表述与文本结构等多维系统,因而最终呈现出很高的文学性。经过细心梳理与多角度的透视,可以发现: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研究方法不仅能够绘制出该小说不同层面的文本结构,而且还可以分析其中人物的叙事话语及语言符号所承载的深层含义。     

论福克纳《八月之光》的复调特征

《八月之光》是美国著名现代主义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的代表作之一。文章运用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从三个方面,即主人公、文本结构和小说语言,对文本内容与形式进行解读与分析,揭示出作品主人公具有强烈的主体性和不确定性;小说的结构形成了大型对话;作品的语言明显具有双声性特点,这些方面构成了整部作品的复调特征,复调性给作品带来了深刻意义和深远影响。     

论《细菌》中熵性话语的后现代性

在迈克尔·克莱顿的成名之作《细菌》中,熵虽然没有正式在文中得以讨论,但却是渗透于全书的隐含叙事关键词。从后现代视角分析该部小说中的熵性话语,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后现代话语的熵化底图隐匿于现实耗散与隐喻表征当中;后现代话语的延异拼接刻画了图灵介入的狂欢色彩以及标记突显效果;后现代话语的嬗变旨归在于揭示交际的混乱以及人际剥离。小说通过展示后现代性如何隐匿于熵性话语当中,进而说明后现代话语负载了一定的信息损耗,这折射出后现代时期个体生存的熵性寂寥。     

明清小说批评与《小说神髓》的叙事技巧

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被称为日本近代文学理论奠基之作,作者旨在引进西方美学和文学理念来改良日本小说,但在叙事技巧上却并未完全排斥日本江户时代的叙事原则,其中一些来自中国明清小说批评。本文尝试分析中国明清小说批评与日本江户时代文学及《小说神髓》的影响与变异关系,通过比较中日文学近代话语转换的轨迹来探究《小说神髓》在叙事技巧上的创新点及其现代性意义。     

《米德尔马契》的叙事策略与认识探索

本文试图探讨叙事策略与认识的困境及探索之间的内在关系。本文认为，《米德尔马契》在全知叙事模式的基础上，运用叙述声音的融合及叙事眼光的转换等手法，突出了全知叙事者的局限和不同叙事话语的对话功能，而多重话语与眼光结构的共存及相互作用，一方面动摇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作者权威和话语等级，揭示了主体认识的透视性和不完整性，另一方面又为认识现实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从而成为保存主体认识连贯性的新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