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田见秀之“死”

田见秀,陕西绥德人,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主要将领之一,跟随李自成转战南北,在明末农民起义中有过一番贡献。 关于田见秀之死,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说,一六四五年二月(清顺治二年正月),清兵逼潼关,李自成率     

《明史纪事本末·太祖平滇》校点拾零

读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纪事本末》卷12《太祖平滇》,觉得在点校方面间有疑问之处,今录之如下: 一、把匝刺瓦尔密挈妻子与左丞达的驴儿俱入普宁州忽纳砦(第167页) 按:“达的驴儿”是两个人,这里把他们当作一个人,误。他们指的是左丞达的、右丞驴儿(见《明史》卷124《把匝瓦尔密传》)。《洪武实录》卷140:“把匝刺瓦尔密挈妻子与左丞达的及驴儿俱入普宁州忽纳砦。”疑《明史纪事本末》于此处脱一“及”字。     

《明史纪事本末》和《明通鉴》正误两则

近读《明史纪事本末》和《明通鉴》,发现两书对张良臣降而复叛一事的记载互有出入。证之于两书它处和它书有关此一史实的记载,均有不妥之处。前书所载与史实不符,后书所载易把两人误为一人。现抄录如下: 《明史纪事本末》(略定秦晋)载: 癸未,徐达克庆阳。……初,良臣之叛也,自以其城险而下有井泉,可据以守,其兵精悍,养子七人皆善战,军中语曰:‘不怕金牌张,惟怕七条铊。’又其兄思道与王保保为声援,贺宗哲、韩扎儿为羽翼,姚晖、葛行为爪牙,故欲拒守以图大功。     

《左传》学与纪事本末体之源起

与编年体、纪传体并列为我国古代三大史书体裁的纪事本末体,有一个历史性的生发源头,即《左传》学中的纪事类编学。由于《左传》叙事存在"隔断",在六朝至宋代极为流行的《左传》学中,出现了类编《左传》纪事的系列著作。在南宋前期治史为鉴的思潮下,这一《左传》纪事类编学与逐渐兴起的《资治通鉴》学相结合,产生出被清四库馆臣称为纪事本末体典范和创例之作的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徐梦莘撰著《三朝北盟会编》,亦受其影响。此后,纪事本末体史书编纂续成传统。鉴于《左传》纪事类编学形成更早,四库馆臣所谓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创纪事本末之例",当是误说,但在史学著作范畴内,袁枢此书可视为史书纪事本末体的创始之作。     

李岩不是“子虚乌有”的人物

<正> 明末李自成起义军重要成员之一李岩,是"子虚乌有"的人物,还是确有其人?这是个很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我主张后一种意见.下面谈谈自己的看法,以就正于同志们.(一)清初人否认李岩其人的论据是杞县没有李岩其人;观代人否认李岩其人的论据也不出此.因此本文也不得不首先涉及此一问题.康熙《开封府志》附《杞县志·李公子辨》断定《樵史通俗演义》(以下简称《樵史》)所载之李岩,系"野史氏子虚乌有",并批评谷应泰写《明史纪事本末》亦"妄行采入".该文主要论点是:(1)樵史》说杞县有李公于岩为乙卯举人,而杞县乙卯举人仅刘诏一     

试论《明史纪事本末》的编撰特点和文献价值

《明史纪事本末》是清初一部重要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它取材广泛,体例成熟,对此后《明史》的修撰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书中大量的史论,重视表达总结历史经验、经世致用的撰述宗旨,也颇具特色。系统考察此书的编撰特点和文献价值,既有助于准确评定其历史地位,对于研究明代历史也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洋务纪事本末》编纂考

方濬师受命编纂《洋务纪事本末》,其书未成.学术界对此缺少研究,论文利用直接和间接材料,详细考察了此书大致面貌,将此书置于当时社会外交史料编纂的大环境中考察,着重揭示出此书编纂特色,及其与《筹办夷务始末》之间优劣比较,从而凸现其在史学史上的独特价值.     

宋刻本《通鉴纪事本末》

<正>《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宋)袁枢撰;南宋宝祐五年(1257)赵与刻元明递修本。4函,42册。匡高26.3厘米,广19.2厘米。半页11行,白口,左右双边,单黑鱼尾。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编号:03159,现藏吉林省图书馆。袁枢(1131—1205),南宋史学家,字机仲。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人。袁枢撰《通鉴纪事本末》,以事件为中心详记其始末,开创了史书的一种新体裁。在此之前,史书的编纂,通行的是纪传体和编年体,     

纪事本末体创始说辨正

关于纪事本末体之创始,传统观点多归于南宋袁枢撰著《通鉴纪事本末》,但史学界还存在着几种未经深入辨正的说法。不可忽略的是,"纪事本末"被确立为独立史书体例的标志,是清修《四库全书》"纪事本末"类目的设立。据四库馆臣所认知的"纪事本末"类史书之基本特征辨正诸说,其中属纪事本末体者只有《通鉴纪事本末》和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后者实先于前者而撰作,故虽然主要靠《通鉴纪事本末》及其效仿者而确立起纪事本末体,但其创始之作,当归于《三朝北盟会编》。     

朱国祯《皇明史概》考析

朱国祯的《皇明史概》是一部兼采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体的明史著作 ,在史书体裁上有所创新。它对明代政经大事、典章制度、边疆外国有较完备的载录 ,其中“大事记”符合明中后期社会政治特征的史事选择 ,使这部史书的史料价值不容忽略。史书中体现了朱国祯正国史、去隐讳 ,资借鉴、彰忠义的史学思想 ,反映了重时势、重事实历史观与天命史观的矛盾。     

论钱谦益与东林党争

作为明末清初颇具争议的人物,钱谦益身兼东林党魁与文坛盟主于一身。与文坛上的自鸣得意相反,政坛上的钱谦益屡陷党争的漩涡,难以自拔,纵观其一生的政治生涯,大略可划分为：一、科场未第时;二、万历庚戌科场案;三、天启浙闱关节案;四、党魁之目始成;五、崇祯枚卜案;六、辛丑狱案;七、策划周延儒入阁;八、入清复明运动等八个阶段。     

东林、复社“朋党”观念论说

明末党争激烈,东林、复社深陷其中,时人目之以朋党.东林党人在欧阳修等前人朋党论的基础上展开议论,阐述了朋党存在的合理性,并从道德层面辨析了君子、小人结党的不同基础与本质差异.而“小东林”复社诸生则在较前辈东林党人更深刻和细致地探讨了朋党问题,并对明亡的原因进行了反思和总结.其中侯方域将造成党争的原因归结为君主政治,并将兴国的希望寄托在在野生员身上;夏允彝则对东林、复社的党派之争和门户意识提出批评,认为东林、复社与阉党一样都该对明王朝的灭亡承担责任,并提出调停之议;黄宗羲则坚持君子、小人泾渭分明,不具备调停的可能性.     

再说西周王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至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所排西周王年历谱,近被新材料证明确实存在问题。重新审论,武王克殷确当在公元前1044年1月9日;西周十二王在位之年数,分别当为:14年、32年、12年、22年、39年、20年、15年、15年、9年、37年、14年(共和)、46年和11年。此结论于"月相"材料以文献训诂学解释为基础,不仅有旧金文为证,新材料亦可佐证之。     

明末天主教徒韩霖与《守圉全书》

韩霖是明末著名的天主教徒,与当时在华传教士多有交游。其所著述的《守圉全书》是明末极为重要的一部军事著作,表现出极强的经世致用思想。书中所征引的书目文章极为丰富,保留了大量的史料,并且介绍了当时西洋的一些军事科学,有些甚至是欧洲人的著作和文章,具有很明显的提倡“西学”之目的。     

东汉初帝王的谶纬信仰和经学调整

随着西汉末年政局的变动,刘秀对谶纬的态度不断调整,即从起初对谶纬避而不谈转向信仰,并被其子孙所承袭,确立和巩固了谶纬在政治领域及学术界的根本指导地位。从政治领域而言,即帝位、人事任免、国家典礼制定、官学统一、机构名称的废立等无不以谶纬为根本依据。从学术界而言,与时俱进的学者纷纷援引图谶于经学研究之中．出现了相对于宋代而言的首次经学更新运动。经学谶纬化不仅成为学术研究之时尚,更重要的是成为肯定现实政权的某种政治表态。相反,坚持经纬有别,要求“述五经之正义”的学者及官僚主张的经学“自洁运动”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不得志成为必然结果。     

东汉孝女曹娥原为"巫女"考论

长期以来,人们只知道曹娥是一名孝女,而不知道她还有另一种身份--"巫女".东汉上虞县长度尚以"神道设教",因势利导,将中原儒家伦常观念植入曹娥故事,成功地把一个巫女塑造成为一个孝女.孝女曹娥的故事,是汉代以降占据主流文化地位的儒家伦常观念与正处于地域文化转型中的会稽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     

鲁国纪年与西周王年通考

中国历史纪年可由《史记.鲁世家》及《十二诸侯年表》所见的鲁国纪年上溯到西周初年。推求西周王年,现存鲁国纪年仍是最基本、最可靠的参照系统。以鲁国纪年与西周王年贯通考证,可为西周史及鲁国史研究提供一个较为具体而可信的年代框架。     

董子菜园在何处--我研究董仲舒中的一点错误

史载董仲舒三年不窥园 ,这个园在何处 ?作者根据上下文 ,没有深入考察 ,就认为园在他的故乡。外国学者提出质疑 ,认为园可能在长安。作者再作仔细研究 ,认为这种说法理由更充分一些 ,虽然未能断定确切地方。作者从此体会出一些关于考证的原则和治学的态度 ,有一定的意义。特别是在需要提倡诚实的学术环境下 ,尤其值得注意。     

从《皇宋书录》看董史的书法史观及书学思想

董史的《皇宋书录》,作为一部专门记载宋代书家及诸多书法史问题的重要书学文献,从其体例和内容来看,体现了董史的“崇帝王、重四家、轻其他书家”的宋代大书法史观和“书因人贵”与“因人废书”的书学思想；书中还记录了释家书法及女书家,具有重要的书法史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