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孟学派的正义观——兼与亚里士多德公正思想比较

思孟学派的义是一种仁之义,它虽然含有合适、合宜、公平、正义等思想,但其精神实质是亲亲、尊尊,它追求的合宜和正义是建立在血亲宗法等级制之上的合宜和正义,而不是一种绝对的平均和平等;同时,也是一种礼义,礼是其外在表现形式,也是仁义得以实行的外在保证;同时,还是一种智义,是建立在实践智慧基础之上的义,是一种智慧和进步的体现.义虽然也体现了一定的理性精神,但它是以情感,即有等差的爱及其推广为基础的,这样的正义观往往会导致徇私枉法,使整体的社会正义淹没在亲情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完全抛弃情感而沉溺于没有情感的纯粹智慧法律中,我们当代合理的正义观不应该是对情感的弃置,而是应该追求在新的形势下新的适当的情理契合点.     

“情与法”的法律社会学论析

法律正义的实现离不开一种被称为温暖的诗性正义之烘托,诗性正义成为一种反抗犯罪维护法律正义的强劲力量;诗性正义的情感也需要法律正义来维护,法律不仅对情感有控制作用,而且也有保护或发泄功能.正如理性行动有情感的一面,情感行动也有理性的一面一样,法治之理与人治之情也是相互补充、相互作用的.司法的中立性取决于情感是否能够保持中立.司法的"情感能量"有积极与消极之分,我们可以对司法情感进行检验和加以调控,使之成为"合法之情",使诗性正义显示其积极的能量,以支持司法正义的需要.     

分配正义与持有正义比较及其启示

正义问题是政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关键问题，对正义的探讨不仅关乎其本身，更是在于其背后自由和平等的交锋。20世纪中叶，在资本主义社会变革时期，罗尔斯和诺齐克关于持有正义还是分配正义的论战不仅是对功利主义的反抗，更带来了不同正义观的碰撞和这种思想讨论下对国家分配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思考。对比罗尔斯和诺齐克分配正义和持有正义的异同，为我们在其背后寻找一个自由与平等的关节点提供了考量。     

商业社会与正义:亚当·斯密的正义理论

由于亚当.斯密对经济学的巨大影响,对斯密思想的传统研究,多出自自由资本主义的视角。本文尝试对此思想路径作出批评,力求通过对其正义理论的叙述,揭示其道德哲学基础,梳理出其自然法和政治理论的总体框架、特点,从而回到斯密思想之真相。正义是亚当.斯密道德哲学中最关键的概念,它不仅是一种伦理德性,也还是政治和法律德性。正义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是包括商业在内的任何社会不可缺少的消极德性。因此,仅从正义出发,斯密对商业社会的论述也必然具有政治和道德关怀。     

梁启超与光宣之交的檄文事件

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崩逝不久,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收到檄文一件。该檄文煽动"内乱暴动",词涉摄政王载沣。檄文封面有"横滨梁缄"字样。梁启超怀疑此檄文是袁世凯党为了中伤、陷害自己而散发的。事实上,该檄文并非袁党伪造,而是朱增澹等人印制传播的。朱增澹等人所制造的檄文事件牵涉到梁启超。日本警察当局起初怀疑梁启超是檄文制造者,并对梁启超进行了秘密调查。康有为、梁启超怀疑光绪皇帝为袁世凯谋害,试图联络和推动载沣惩治袁世凯。檄文有攻击载沣的内容,又隐约冒用了梁启超的名义进行散发。在梁启超看来,这势必对其运动载沣的行动计划造成障碍。梁启超在上海各报发表启事,声明檄文并非自己所造;他还多次致函肃亲王善耆,请其向载沣澄清,自己与檄文毫无关系。     

"移情"作为正义的基础何以可能?——斯洛特道德情感主义正义观探析

"正义"始终是西方伦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很多学者认为基于道德情感主义的关怀伦理仅仅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对社会正义问题缺乏关注。作为当代有影响力的德性伦理学家,斯洛特认为缺乏正义的关怀伦理是不完整的。他将"移情"作为正义的基础,认为无论社会制度、宗教、分配、男性和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还是国际关系都需要建立在"移情"的基础上,如此才能实现正义。道德情感主义正义理论受女权主义发展的影响,被看作是女性声音的体现;它与当代自由主义特别是罗尔斯的正义论具有很强的相关性,都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然而,由于移情的偏袒性,其正义理论很难做到机会均等,因而受到很大的质疑。     

赋咏激情追求理想--论雪莱的诗性正义和人性正义

作为19世纪英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雪莱的诗歌在总体上表现出了对于作为"自然"的正义的不懈追求.他通过描写自然、赞美自然而去寻找古希腊思想中作为"自然"的正义,以云雀、普罗米修斯作为时代精神和追求正义的象征,以乌托邦作为正义的实现之途.其可贵之处是以诗揭示了正义.     

论亚当·斯密的正义思想

亚当·斯密的正义思想是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亚当·斯密的正义思想对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实现社会正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亚当·斯密的正义思想主要有:制度是正义的保障;效率是正义的标准;自由是正义的核心;同情是正义的矫正。本文对亚当·斯密的正义思想的现代意义与价值进行了评析。     

休谟论正义规则实施的三种动力

正义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但正义作为一种规则在社会中又是极其脆弱的。正义的脆弱性决定了研究正义实施问题的重要性。休谟的政治哲学包含深刻的正义实施思想,他认为,个体在合作博弈中追求长远利益的动机,及正义之道德情感构成了正义规则自我实施的重要动力;而政府权威的"第三方强制"则构成了正义规则实施的外在因素。休谟的正义实施思想对于我们理解正义规则在社会中的实现及稳定有重要的启示。     

析报应主义刑罚价值观正义性

正义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自然情感，这种情感是人判断事物曲直的一个基本依据。刑罚作为一种害恶，同时作为人类的一种文化现象，其本身天然地具备正义性。现代刑罚理论有着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但作为刑罚发生的根据的正义价值取向一直以来始终是刑罚的基本属性，同时，报应主义的刑罚思想也一直是刑罚的基本格调。     

古希腊正义观对我国法律品性建设的启示

西方法律文化和制度滥觞于古希腊,在古希腊诸多的法律思想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其独特的正义观。本文通过对古希腊主流正义观之历史考察和梳理,揭示了其正义观的内涵和特征,启发我们借鉴古希腊正义观滋润和提升法律的内在精神和品性,激发后人的法治信仰和理想追求。     

仁慈也是一种正义吗?——莱布尼茨与康德正义思想的一种比较

西方思想家大多倾向于从严格法权的角度来理解正义,由此认为仁慈或爱并不是正义。莱布尼茨正义思想的最大特色,就在于超出了从严格法权的角度来理解正义的局限,把仁慈也视为一种正义。在他看来,不仅神对人的智慧的仁慈、人对人的以明智为中介的仁慈也是正义,而且德与福的相称和罪与罚的相称一样也是正义。康德早期的正义思想与莱布尼茨的正义思想比较接近,但在其晚期著作、尤其是《道德形而上学》中,他在严格区分法权义务与德性义务的基础上,将正义仅仅局限于法权论的范围,而将仁慈或爱放在德性论的范围。由此,康德也将神对人的智慧的仁慈、即保证人的德与福的相称不再置于正义论的范围。     

马克思对正义观的制度前提批判

正建基于对资本主义应得正义的制度前提批判,落实为对共产主义完全正义的图景构画,马克思在其全部著述的批判性话语和建构性话语中阐述了自己的正义思想。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并不是马克思有没有正义思想,而是马克思正义思想的独特品格以及这种正义思想是如何得以构建的。要证成上述观点,就必须彻底清算形形色色的寻章摘句或断章取义的方法论立场,确立贯通和理解马克思正义思想的整体性     

考论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与正义"是一个当代的问题,它的提出与中国社会改革对公平、正义的呼唤是密不可分的,因而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当代意义也凸显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焦点议题。与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正义相比,马克思厘定的人类社会正义是一个包含多个层次、内涵极其丰厚的立体概念。这决定了他的正义思想不仅有其独特的当代性意义,而且这种意义会在多个面向上得以昭显。不过,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不能只是满足于在哲学史的层面上单向度地证立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当代意义,而应本乎不断变化的现实来予以探索。     

基于实践视野的正义探析

正义的实现问题是当今社会正义理论与实践探讨的热点。相关研究建立在自由、平等等正义诸价值的证成基础上,但其研究重点转为对正义价值实现过程中的价值均衡、规制建设等环节。通过对正义观念与思想的历史溯源,洞悉现代背景下正义所具有的历史性与普世性、应然性与实然性等实践特征,以把握现代正义所面临的正义价值多元性的现实挑战,是正义实践研究的一个起点。     

政治正义的本质、价值与测度

正义是指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应然状态的客观要求在人们主观上的反映,是一个社会内各个领域发展要求的合理化、神圣化。一个社会内各个领域的发展要求是客观的,是体现各个领域发展的内在规律的,因此,正义本质上是客观的,其表现形式是主观的。政治正义是评价政治价值的价值、是兼容政治价值的尺度、是社会最紧要最稀缺的发展条件的反映。判断政治正义的优劣标准是正义的广度与深度的积。正义的广度就是被正义庇护的人数。正义的深度就是在正义的庇护下人的全面自由和谐发展的程度。寿命指数、人均发展资本、吉尼系数、非正常死亡率四项指标可以作为衡量一个社会特定时期的正义程度的指标。     

权利的公共性与世界正义——世界公民主义与万民法的比较研究

世界正义(或全球正义)乃是当前世界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理论问题,政治哲学在对这个问题的跨学科研究中,起着提供思想和原则的基础作用。康德的世界公民主义是现代一切世界正义理论的思想源泉和经典样式,而罗尔斯的万民法则是当代最有影响的世界正义学说。本文通过分析康德与罗尔斯两人的理论原则和方法,指出尽管康德的世界公民主义因其面临的现实障碍而必须得到调整,但与罗尔斯的社会—国家等级制相比,康德以公民权利为原点的思想不仅具有更深远的理论意义,而且更具现实的可行性。他关于人类自私倾向成为理性实现自己法则的工具的思想,为欧盟的实践所证明。     

“直”与“法”：情感与正义——与王庆节教授商榷“父子相隐”问题

关于孔子所讲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存在着不同的诠释可能。王庆节教授的思想方法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本文的思想视域是生活儒学及其中国正义论，认为孔子所讨论的话题不是形而下存在者层级的伦理道德、法律、正义问题，而是存在层级的“何谓‘直’”的问题，即是本真情感的直接显现的问题。至于从本真情感到制度建构，即在法律上究竟应当“父子相证”还是应当“父子相隐”，在儒家正义论中，这不仅取决于出自仁爱情感的正当性原则，而且取决于顺应时代生活方式的适宜性原则。     

论法的基本价值

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现象,其内涵丰富,具体存在形态和具体运行极其复杂。法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是正义和秩序。正义是人类共有的内在精神,是法的实质价值;秩序则是人类共有的外在需要,是法的形式价值。正义寓于秩序之中,又通过秩序得到了保障。正义和秩序体现了法的共同理想和目标。法应当是正义和秩序的结合体,法应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及其当代意义

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正义包含个人自由、平等和参与性三大因素。它主张从整体视角建构多元正义理论,强烈批判资本主义的"不正义",关注全球化时代穷人和女性群体遭受不公正对待的现象,坚持马克思"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正义思想,主张与可持续发展紧密相连的生态正义,推进全球正义进程,强调以共同体方式实现地球和人类的共同福祉。有机马克思主义从全球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不正义现象出发,试图挖掘资本主义不正义现象背后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根源,有机马克思主义立足共同体利益立场来思考正义问题,主张建立一种基于人们真正生存需要的分配体系,把正义和可持续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探讨,向往全球正义与地球和人类共同福祉的实现,其正义思想在当今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