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生法治的法律救济

"民生法治"是党的十七大后法学界提出的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民生法治最根本的就是要对民生权利提供法律保障,对侵害民生权利实施法律救济.从我国目前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这四大民生基本问题的法治实践来看,我国民生法治的法律救济存在着很多不完善的地方,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作出认真的思考,为民生法治的实施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我国社会转型期民生问题的宪政之维

社会转型期的民生问题与中国宪政高度契合,民生困境是某些宪法权利未能实现的反映,故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强化宪政理念,推进社会主义宪政事业,其关键在于构建和实施具体的法律制度来控制政府的权力,确保公权力的正当行使,保障人权,以实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就具体路径而言,需要不断完善公民基本权利之规定;需要善于运用宪法解释方法解决社会问题;需要依法行政,建立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     

论民生保障的法治措施

民生的法治保障,是指通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等环节,来确保公民的民生权利获得最终实现.加强民生法治保障的途径包括:通过健全立法保障民生,通过严格执法保障民生,通过公正司法保障民生.     

法治社会建设的价值选择及主要路径

法治建设包括法治政府建设、法治国家建设、法治社会建设三个层面,法治社会建设主要侧重于对“私权”和社会“公共领域”进行法律规制,通过完善法律体系,促进社会实现全面合法自治.法治社会建设必须注重秩序与权利、公共权力调控与公民社会自治、公民自由保障与行为规制相结合.完善立法,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完备的制度规范体系;确认和保护社会权利,充分发挥社会自治功能;细化法律实施细则,实现对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行为的合理规制;严格实施宪法,引导公民依法参政;完善社会纠纷预防、化解的体系和机制,都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路径.     

民生保障的宪法透视：权利的三重视角

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民生问题,不仅仅局限于物质上的衣食住行、冷暖饥饱等基本层面,还糅合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精神制度层面的内涵。从宪法视角来看,民生保障表现为自由权、社会权和发展权的三重权利内涵。保障民生最关键的是宪法权利的保障和实现。     

法治湖南建设中的检察职能及其实现

在湖南法治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作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实施的检察机关,肩负着参与、保障和促进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和司法公正的职能责任,其职权的行使必须建立在依法规范的基础上。面对人民群众对社会正义、社会安全、吏治清廉和民生保障等方面的期待和要求,检察机关必须转变执法理念、改进执法方式、提升执法能力,实现法治湖南建设区域性与法律监督职能国家性的有机统一。     

法哲学视阈下后乡土社会农民权利的法律保障

“后乡土社会”是一个存续乡土性特征的社会,又是一个结构与内容正向现代性变迁的具有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农民权利呈现出贫弱、破裂、救济迟滞等样态。法理意义上,市场经济发展能促使农民产生新的权利要求,只有法律人格独立才能保障农民主体地位,只有倚重平等价值才能激发农民交往理性。因此,农民权利的有效保障不仅要理论上的应然权利向法律上的现有权利转化,还要继续促使现有权利转化为现实中的实有权利,并在法治维度以立法、执法、守法和司法等过程加以实现。     

政治文明视野下的中国现代法治生成机制探析

中国现代法治即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既应吸收人类政治文明中法文化的法治主义传统,又应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特征。其内涵主要是奉法律为最高权威,全面保障公民的权利,造就公民法文化内在素质,以法律制约权力,真正实现独立行使司法权力。中国现代法治目标的实现,既应是一个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过程,又应是一个逐渐推进的过程,其生成有赖于法律发挥社会整合、利益协调、权利保障和制约权力的功能逐步到位。     

民生法治、价值冲突与消解机制

民生法治是民生与法治二者互动的产物：法治是民生保障的最优方式,民生保障依赖法治;法治又具有实践的品格。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必须回应民生的诉求。由于社会主体利益诉求的多元性,民生法治自身价值追求的广泛性,以及价值之间取向的差异性,民生法治建设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若干种价值冲突。民生法治建设,需要在价值冲突的两难选择中寻求解决的路径。通过价值位阶的权衡、成本效益分析以及多元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介入,可以最大限度地消解民生法治中存在的价值冲突。     

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的民生保障法律研究——以青海东部城市群建设为例

为推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青海省着力打造以西宁为中心的东部城市群建设,已有实质性进展。但民生保障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为此有必要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加强民生保障法治建设:改善民生是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核心问题,保障民生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是公民的基本权利,需要法律制度来保障;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要保障城乡居民的发展权;青海东部城市群建设中要保障居住权,提高城乡住房保障水平;建立健全扶贫开发法律制度;实现教育与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法治保障;认真对待农民诉求,切实解决户籍制度改革的实际问题,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充分考虑农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