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互补－从陈希真的形象塑看《荡寇志》的文化价值取向

与《水浒传》立意相反的《荡寇志》,历来被认为是一部反动作品.本文从分析陈希真人物形象入手,探讨《荡寇志》的文化价值取向--儒道互补,并进一步探求其写作动因,力求客观、公正地评价这部作品.     

农民起义悲剧之艺术呈现的一体两面 ——《水浒传》与《荡寇志》主题思想比较研究

《水浒传》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发生、发展的传奇,《荡寇志》则叙述了梁山起义军被剿灭的故事,两部作品题材类似,主题思想却大异旨趣。《水浒传》与《荡寇志》中的两支农民起义军都将招安作为自己的出路,但最终都以悲剧收场,只是悲剧的程度有所不同。《水浒传》对农民起义基本持肯定态度,其从生命力、官府逼迫、反抗性等方面对农民起义军进行了肯定性描写;《荡寇志》则对农民起义持彻底否定态度,其侧重从称帝的可能性、暴虐性等方面对农民起义军给予了否定性描写。从艺术表现看,《水浒传》叙事清晰,其全力塑造起义英雄人物,多角度描绘人物特点;《荡寇志》则缺乏绘声绘色的人物形象刻画,但其语言精到,叙事精彩。     

20世纪《荡寇志》研究的回顾与检讨

20世纪的《荡寇志》研究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世纪之初至40年代为客观、辩证的评价时期,50至70年代为全面否定时期,80至90年代为相对理性的阐释时期。20世纪《荡寇志》研究的曲折历程,展示了其与《水浒传》研究、与政治理性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此文对20世纪《荡寇志》研究的成绩与教训进行了总结。     

《水浒传》“农民起义”说与《荡寇志》的学术命运

20世纪50年代以来,《水浒传》主题研究最为主流的观点是“农民起义”说。这种“权威”观点不仅对《水浒传》研究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还严重殃及《荡寇志》的学术命运,使这部小说长期遭受意识形态歧视,不能接受正常的学术关怀。在新时期学术研究理性、多元发展的大背景下,欲使《荡寇志》研究在规模、质量等方面跃升新的境界,要务之一就是要放弃《水浒传》研究中“农民起义”说的一元化统摄力,回归文本,开展多元阐释。     

《荡寇志》与《水浒传》中的宋江比较谈

宋江是《水浒传》中塑造的"义胆包天、忠肝盖地"的英雄。虽然人们对《水浒传》的主题有多种解说,但主流观念仍把宋江看作小说的核心人物。在《水浒传》的诸种续书中,俞万春的《荡寇志》因对水浒英雄持否定态度,故对宋江这一领袖人物形象进行了重塑。考察发现,作者有意将宋江形象进行丑化,使其由英雄变为强盗,由豪侠变为土匪,由好汉变为恶贼,由福星变为灾星。这种重塑反映出时代的文化及作者独具匠心的小说创作。因此,探讨宋江这一人物形象在不同创作观念的作家笔下的异样书写有一定价值。     

论《荡寇志》中的军事思想

《荡寇志》中表现出的科技兴兵、实业强军的军事思想与管子的军事思想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正是管子军事思想中的这些进步之处,促使作为传统读书人的俞万春在对儒家军事思想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紧跟时代步伐,从更加务实的角度,走出了一条与传统士人有别的拯时救世之路。《荡寇志》中的军事思想体现了其作为一部救世书的本质,因此,我们对《荡寇志》应该有一个崭新的认识。     

《荡寇志》主题“救世”说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荡寇志》"反动说"几成定论。20世纪80年代以后,研究者开始摆脱阶级论的政治思维,《荡寇志》的人物、叙事艺术、认识价值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人们对作品的主旨却往往避而不谈。立足于文本,联系作品的写作背景以及作者的身份来考察,可以发现,《荡寇志》与其他水浒小说一样,都是古代士人救世情结的流露,《荡寇志》以救世为宗旨。     

后殖民视角下《水浒传》登译本的文化习语转换研究

继赛珍珠、杰克逊、沙博理翻译《水浒传》之后,1994-2002年间,由登特·杨父子（Johnand Alex Dent—Young）合译的5卷本英译《水浒传》陆续出版。文章以后殖民理论为基础,从译者的价值取向、翻译策略和文化习语转换3个层面对这一新译本进行了考察,认为后殖民语境下的登译《水浒传》体现了译者对目的语读者阅读期待的主动迎合,反映了西方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在翻译策略上表现为典型的改写和透明翻译。     

《水浒传》忠义思想源流概说

从《水浒传》问世直至本世纪中期,人们对这部古典小说思想内容的认识主要是“忠义说”和“强盗说”。《荡寇志》的作者俞万春是激烈地反对“忠义说”的,他在《<荡寇志>引言》中说:“杀人放火也叫忠义,打家劫舍也叫忠义,戕官拒捕、攻城陷邑也叫忠义。看官你想,这唤做什么说话!”他从反面把“忠义说”的内容讲得非常透彻而概括。五十年代以后,学术界对《水浒传》的理解是“农民起义说”占主导地位。“农民起义说”是具有雄辩力的,因为它牢牢地抓住了《水浒传》中的一些故事情节,如梁山英难们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他们由分散的零星的斗争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同朝廷官军的正面战争,等等;还牢牢抓住了一些英难人物,如常常吼叫着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李逵,夺御酒、殴打钦差的阮氏兄弟,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武松以及历尽磨难、豪勇正直的林冲,等等。但是,“农民起义说”也     

也说《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本文本着学术商榷的态度,系统论述了孔子、孟子和宋代理学妇女观的真实内含及其成因,指出了周俊玲先生《从儒家思想看〈水浒传〉妇女观》一文的若干不够缜密的论述与判断,并论及中国历史上妇女歧视形成的性质及原因、＂内圣外王＂的内涵、《水浒传》妇女观主要来自绿林文化而非儒家思想等。     

曾子与《论语》

曾参是孔子的得意高徒之一。在《论语》中被少见的称为“子”,为孔子及儒家思想的传承做出了重大贡献。《论语》是儒学最重要的经典,在《论语》中,提到曾子的名字达17次之多,其中,记载他的言论多达15条。曾参父子同为孔子的学生,对孔子的感情更为深厚;他为人朴实敦厚,有传承儒家学脉的高度责任感;他提出和阐发的孝道、诚信、修身、担当等见解,发扬了孔子的学说;他将孔子“一以贯之”的学说慨括为“忠恕”,表明对孔子学说理解透彻,深得要领;孔子的嫡孙孔伋拜其为师,足见他已具备儒家学术传道者的崇高地位;后世尊其为“宗圣”,也是对其作为孔子之后儒家学统传道宗师地位的褒奖。这都有力证明曾子对《论语》成书做出有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近十年来儒墨对比问题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学术界在儒墨对比问题方面的研究仍集中在爱人、尊贤、修身、仁义、义利、忠孝、节俭、天命鬼神、礼乐制度等方面的分析论述上,涉及两家在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文学思想等方面的区别与联系,并出现了用出土简帛等新资料进行比较研究的新方法,研究领域也有所扩展。总体上比较两家区别的论述多,而探讨二者之间联系及应用的论述较少。     

儒家思想制度化的启示

当代社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儒家的人本主义思想得到了全世界的重视,新儒学在亚洲国家的复兴,世界范围的经济伦理主义的出现,表明早期儒家思想恰恰与现代经济潮流相和,而制度化的儒家思想对超越农耕经济的新经济形式的排斥,则是我国近代落后的思想文化根源,也是我们在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社会体制所必须研究解决的问题。     

论汉代新儒家

在历代鼓吹儒家道统的影响下,人们很容易忽略区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儒家,后世虽有汉儒、宋儒、清儒之类的说法,但对不同时期儒家的不同特点,注意是不够的。汉代新儒家经过叔孙通、公孙弘和董仲舒的发展,理论上日益成熟,继承了先秦儒家学说,以从政、为政为主要目标,在政治实践中不断演变。汉代新儒家适应政治统治的需要,大量吸收和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兼采各家思想,构造儒家思想的新体系,倡导大一统、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思想,把先秦儒家思想系统化、理论化、神圣化,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汉代新儒家思想理论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加上政治、制度等方面的一些外在影响,它继续前进,又有更新的因素注入,从而继续在理论和方法上更新。东汉从专经到通儒,兼及诸子,到魏晋、隋唐士人转向佛、老探求,直至宋代新儒家的出现。     

传统儒学的政治价值结构与中国社会转型析论

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全面复兴儒学是难以实现的。这是因为,政治性是中国传统儒学的本质规定性,其政治价值结构的主体由君权至上、父权至尊和伦常神圣三个层次构成。以这样的价值结构作为理性内核,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完全能够适应君主政治存续和发展的基本需求。据此,传统儒学内涵的价值准则与现代化理念是相悖的,先秦儒学与汉代儒学在政治价值结构上是一脉相承的,因而,期待着儒学的复兴、升腾以促成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必将令倡导者、期待者们陷入尴尬的境地。     

谈儒家伦理学说与周礼

通过对儒家的仁爱理论、孝亲思想、礼与仁的统一观、社会责任意识、道德修养理论以及孔子对周礼的赞美性言论的剖析，发现儒家伦理学说正是对周礼“亲亲”“尊尊”原则的理论探讨与说明，其目的在于解释，说明和论证周礼所倡导的社会伦理的合理性。     

辛亥革命时期的经世致用思想

该文论述了辛亥革命时期经世致用思想延续的原因、表现和基本特征。在分别论述了经学经世、史学经世、经世文编等经世致用思想的具体表现之后,综合分析了经世致用思想的层次性、融合性、复杂性等基本特征,并指出它的原典精神及其体现出来的某些人文精神具有超时空的普遍意义。     

儒家“人治”思想批判

儒家的"人治"思想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在实践中则对中国的政治进步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导致了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造成了"人亡政息"的怪圈,抹杀了人民的政治权利.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它的危害性,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理直气壮的批判.     

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论当代新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

当代新儒学在弘扬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未能开出新外王。当代新儒学要开出新外王就必须走出心性儒学,在儒学的大传统中寻找另外一条发展路向,这就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是儒学传统中的经学——春秋公羊学,其特征就是解决政治问题,是儒学传统中的外王之学。本文力图证明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不仅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代新儒学在理路上应有的发展。当代新儒学只有走向政治儒学,才能开出新外王,克服儒学在当代遇到的最大危机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