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行政化的反思:现实与选择

社区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行政化使政府效能改善和公民社会发育陷入双重困境,社区行政化源于路径依赖,解决这一困境的根本途径是引入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念,推进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综合改革,构设社区事务分类治理体系.要缩减政府在社区的权力,回归社区自治性质,需要进行社区事务分类治理,推进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综合改革.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打造出一个.小而强"的政府,培育出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     

合作社组织与乡村公民共同体构建

转型中乡村存在着诸如农民个体化、共同体意识弱化及乡愁不在等村庄被撕裂的“碎片化”现实。因而,“统合”就成为乡村建设一个必然论题。从社区经济-社会角度看,合作社兴起与发展为“统”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以具有社区基础的合作社为依托,在增加农民经济收益前提下统合村域社会,并在此中实现社会的“利益表达”“利益集结”和村社共同体重建。当前许多村庄实例也都表明,合作社在村庄治理,如滋养社区公共性、恢复村庄价值生产能力和缓解农民焦虑感等方面,不仅可以而且也能有所作为。     

现代化语境中城市社区治理转型之路

随着中国现代化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转型,传统城市社区治理的弊端凸显,难以契合现代性之价值诉求,城市社区治理亟需现代转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开始孕育现代性元素,但高度集权管理体制、严重行政化倾向、社区权威空场、政府角色紊乱、居民参与意识失衡等仍然困扰着城市社区治理现代转型的根本完成。城市社区治理现代转型的现实困境,需要从构建多元化治理格局、建设高效互动社区组织体系、重塑现代社区权威、促进政府角色转型、培育社区居民公共精神等方面构建转型之路。     

村庄兼并与乡村社区重建的理性选择

村庄兼并是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又一次重大社会变迁,村庄之间的重组不是自然地理空间的简单叠加,而是村庄社会内部诸多关系的重构。村庄兼并给乡村社区带来更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乡村社区面临更多的发展困境。坚持以人为本,全方面多层次进行村庄社区整合,进而实现村庄社会的整体认同,这是兼并后村庄社区得以重建的理性选择。     

村庄兼并与乡村社区重建的理性选择

村庄兼并是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又一次重大社会变迁 ,村庄之间的重组不是自然地理空间的简单叠加 ,而是村庄社会内部诸多关系的重构。村庄兼并给乡村社区带来更大发展机遇的同时 ,也使乡村社区面临更多的发展困境。坚持以人为本 ,全方位多层次进行村庄社区整合 ,进而实现村庄社会的整体认同 ,这是兼并后村庄社区得以重建的理性选择     

社区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解决路径——一种社会企业的观察视角

社区发展作为推进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途径,它需要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多元合作和共同参与,但是,在现实层面,政府权力、社会力量与市场机制介入社区发展可能导致政府、社会与市场各自角色偏离和合作不畅的困境,这势必会影响社区共同体的良性发展。社区发展的角色困境很难在现有框架内得到解决,因此,必须创新社区发展模式,寻求社区发展新的推动力量。社会企业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形态,它运用商业策略解决社会问题,实现政府、市场与社会三种力量的有机结合,刚好可以成为破解社区发展中角色困境的重要路径。但是,社会企业在中国是一个新生事物,它的健康成长缺乏相应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土壤,这就使得社会企业介入社区发展存在着诸多潜在的风险,这不能不引起政府和学界的警惕。     

以社区为本的互助机制:加拿大邻舍中心及其对中国社区建设的启示

当前西方很多福利国家重新转向一度被政府政策所忽视的社区,期望社区能分担国家对公民福利需求的支持.重振福群中心是社区重建获得肯定较多的方案.今天,福群中心以邻舍中心的面貌,仍然活跃在北美很多城市社区中,秉承福群中心的传统,由公民社会自我管理,以地域社区为本,提供多元化服务;服务社区群体的不同利益和需求的同时,培养社区领袖、建立社会资本、重建社区合作精神.邻舍中心在加强和维护社区团结、调动和整合社区资源等方面对中国社区建设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社区空间再造:政府、市场、社会的三维推力——以武汉市J社区和D社区的空间再造过程为分析对象

社区作为一定地域范围内人们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既是满足居民日常生活和交往需要最基础的平台,也是各类社会组织和机构活动的场域,渗透着复杂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在我国社区建设和城市改造的过程中,政府、市场和社会是形塑社区形态最重要的三极力量,三者力量的非均衡容易导致社区空间利用的无序状态,而通过培育社区组织对社区空间进行再造是解决无序困境的根本出路.     

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困境及体系创新研究——以浙江省金华市为例

村集体资产的收益与分配、各利益主体间复杂的矛盾和纠葛、从农村向城市管理体制转变的困境等问题都充斥在农村社区的转型过程中,使得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陷入困境,迫切需要社区治理体系创新。金华市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通过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组务自治、融合性社会组织建设等多种形式,创新社区治理方式,探索出一条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的体系创新实践路径。因此,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理顺各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建立城乡统筹的管理与服务体系、探索不同的社区治理有效实现形式,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基层政府、村级组织、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创新体系。     

缺失与重建:中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探析

社区社会资本的多寡决定了社区活力和凝聚力的强弱以及社区治理的绩效和效率,它包括关系网络、社区信任和社区规范三个基本方面。社会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普遍缺失,重建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是城市社会发展和社区治理的必然选择。培育公民社会、促进居民利益的社区化、发展社区非政府组织、构建互动频繁的社区关系网络和平等交换的社区规范是重建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有效路径。     

由政府主导到政府引导:农村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

农村社区建设的提出,为解决农村社会发展严重滞后和农村治理方式的转变找到了切入点,农村社区建设面临着历史的发展机遇.同时,由政府主导的农村社区建设,在农村现有的治理体制所形成的基本社会秩序下面发晨面临着困境.为此,必须变政府主导为引导,在这一发展模式下重新定位农村社区的功能,确定社区建设的内容,把握社区建设的内涵,走出农村社区发展的困境.     

去单位化、社区记忆的缺失与重建——资源枯竭型城市社区建设的社会学分析

资源枯竭型城市①的振兴是经济体制转型与社会基础重建并行的过程,城市社区建设是社会基础重建的重要方面。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城市基层社会组织与管理也将由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但“单位记忆”根深蒂固而“社区记忆”缺失使得资源枯竭型城市社区建设因社区意识淡薄、社区社会资本微弱而步履维艰。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有机统一是资源枯竭型城市开展社区建设、培育社区意识、重建社区记忆的重要内容与途径。     

灾后重建过程中重视社区管理的若干建议

一、明确在灾后重建过程中重视灾后社区管理的意义 社区这个同类型于社会生活而形成却又相对独立的地区性社会作为人们参与社会的一个基本场所。它是跨地域性的．包括一定的生产、生活设施、相应的管理机构以及社区文化、意识。因此,灾后社区管理不仅包括过渡房搭建、学校、医院和其他公共设施等物质层面的恢复重建,还涉及到社区管理机构、管理模式、灾民生活信心、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等非物质方面的恢复重建。     

村庄的大转型

中国的村庄是有实质性意义的农村社会单位;因此,村庄的30年转型集中呈现了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过程、特征与问题。本文把中国农村30年的变迁放在村庄与市场、与国家、与城市社会三大关系转变中加以考察,认为村庄正在经历从农业共同体到城乡社区衔接带之弱质自治社区的大转型;其主要涵义是指:(1)经济共同体转型——基于农业和农民半市场化、半受非市场化保护的政策环境,以及双层经营而农户经营实际上更受政策支持的经营环境,村庄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大队,转向具有不确定性的社区经济共同体。(2)治理共同体转型——基于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和地方性实践突破,村庄从国家的基层治理单位,转向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单位,乡土性公共领域得到初步生长。(3)村庄作为农民社区的转型——从传统农业社区开始转向城乡社区衔接带的弱质端。而中国村庄是否有前途,既取决于国家、市场、城市对农村的态度,也取决于农村和农民对国家、市场、城市的态度。     

当前我国新型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研究——以成都为例

城镇化进程中新型农村社区应该如何管理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亟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居住形态集中化、社区结构异质化、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新型农村社区表现出利益诉求增多、民生诉求凸显、民主诉求增强等特点,这就要求创新农村社区管理体制.成都以新型村级治理机制构建促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转型;以村级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创新带动新型农村社区民主治理水平提升;以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创新推动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为新时期我国新型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提供了镜鉴.     

社会转型视野下国际化社区治理路径探析——以上海市G社区为例

国际化社区是我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对外交流扩大与当前城市社区发展相结合的产物,如何针对其特殊性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典型的国际化社区——上海市G社区为例,以当前国际化社区管理模式为切入点,可以发现传统的“街—居”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及社区组织无力承担社区自治的困境.运用社区治理理念,在基层行政管理与社会组织自治两者之间寻找嫁接点,构建社会代理机制,在政府权力和市场优势之间搭建居民、社会组织、政府三方共建共治的平台,可以成为探索在社会转型视野下国际化社区治理的新路径.     

对比与启示:灾难事件背景下住房重建协同治理管理研究

灾难事件对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因此对灾难事件的管理就构成了现代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中国和美国社会制度不同、管理方式不同,因而在灾害管理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以灾后住房重建为例,美国形成了由政府救援、社会支持和灾民自救三部分组成的住房重建体系,即“多元参与”模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灾民自救.中国实行的是政府主导的城乡联建模式,政府承担灾后重建的主要责任,即“高效整合”模式.从实践效果看,美国模式存在救助力量单薄、程序繁琐、法律缺陷多等弊端,未能充分保障灾民的权利.中国模式由于政治动员有力、制度回应迅速、执行任务到位,表现出较高的绩效水平.在今后的灾后住房重建中,要深化社区参与的指导思想、构建有效的社区协同组织载体、提供社区协同的制度供给,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完善我国灾后住房重建体系.     

论参与式灾后重建的作用和影响

参与式方法所强调的,一是对弱势群体赋权,二是社会成员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平等磋商,三是提高发展进程中各种投入的效率。本质是激发各利益相关方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行为。本文通过政府与社会组织在5·12汶川地震重灾区民乐村开展参与式灾后重建规划的实践,分析政府科学回应社会和群众需求的方法与条件,提高政府和社会援助效率、改善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可能性,研究刺激公共品需求、培育社区自治能力的途径,探索社区管理模式转型为社区自治模式的基本框架。文章认为参与式灾后乡村重建可以为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和城乡发展提供借鉴。     

社会管理创新与社区治理的群众参与

社区是社会管理的重要载体,社区治理是社会管理的基本内容。社区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浙江省XC区通过引导群众参与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民生事务、创建结构化平台、制定刚性制度、抓好党的领导和政府管理与群众参与之间的衔接以及落实参与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激活、培育、保护、规范和巩固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切实解决了＂群众参与积极性从哪里来＂这一问题。     

社会管理的组织化路径——社区民间组织的“均衡化”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基于单位体制的社会秩序与组织模式面临转型与重构,社区逐渐取代单位成为城市社会管理的手段。然而,较低的组织化程度使社区尚不足以实现其多种内涵,也不能够促进城市空间的再组织化和承担城市社会管理的各项功能。社区建设过程中,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显示了一条社区组织化的新路径,但其各种类型发展的不均衡则造成了社区虚浮的组织化。政府转变观念并予以推动和扶持,有助于社区民间组织充分发展,实现社区多层面的组织化,为新时期中国社会管理奠定组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