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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铭传(一八三六——一八九五年),字省三,安徽肥西县人。一八八四年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台湾军务。一八八五年,台湾正式建省,刘铭传首任台湾省巡抚。在他抚台的七年期间,制定了“台湾近代产业开发计划”,陆续创办了军械机器局、火药局、伐木局、邮政总局、通商局、煤务局、蚕桑局、官药局、清道局、铁路总局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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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明遗民僧函可于清顺治四年因“私携逆书”在金陵被逮捕,后被清廷提审并流放沈阳。这是一宗与南方士人的反清复明地下运动相关,并牵涉到时任“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的明降臣洪承畴的大案。论者或认为它是“清代第一宗文字狱”;而本文则通过对当时形势与案情的分析,证明它是一宗反清“谋叛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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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保,满州镶白旗人。清季咸、同年间的重要军事将领,曾“五典戎机,三膺统帅”,备受清廷青睐,名噪一时。他积极参与“祺祥政变,疯狂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为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效尽犬马之劳。但是,在陕西回民反清武装斗争力量的猛烈冲击下,却屡屡败绩,被打得焦头烂额。加之,又贪污欺罔,骄横跋扈,居功自傲,招降纳叛,“养寇自雄”等,公然与刚刚夺得宫廷政权的慈禧太后一伙进行较量,结果为清廷所不容,被押上了断头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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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3年(康熙22年),清朝政府统一台湾。清朝政府管理台湾后,在台湾先后设置郡县,其中尤以改台湾为行省,可谓大事。清廷于1885年(光绪11年)决定建台湾为行省,但台湾建省之议始于何时尚存疑点。本文试就这一问题提供一得之见,以就教于同志们。关于清代提出台湾建省之议(即朝臣提出台湾建省奏议)的时间,旧志皆称始于清代末季,近人著述也往往沿用此说。如《台湾人物志》载称:“先是,同治十三年,钦差大臣沈葆桢奏请台湾建省,廷议不从,至是左宗棠复言。”连横的《台湾通史》、李震明的《台湾史》等均主是说。连横说:“光绪十一年,秋七月初八日。钦差大臣左宗棠奏请台湾建省”,李震明说:“中法战争之际,法军封锁台湾,清廷感觉台湾建设之重要。内阁大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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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为职无须碑证陈道贵西北大学《法门寺》(三秦出版社“长安佛教研究丛书”之一)一书于第153页载:“‘高品’一职曾在《佛祖统纪》等书出现过,如宋太祖于开宝四年曾‘敕高品张从信往益州雕大藏经板’,但人们往往将‘高品’误认为人名,地宫出土的二碑证明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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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三十年(1850)九月,清廷决定起用当时已致仕回原籍养病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赴广西剿办天地会起义军和洪秀全领导的正在酝酿起义的拜上帝会众。农历十月初二日,林公由福州抱病起程,途中于十月十九日逝于广东潮州普宁县行馆,临终时有“星斗南”一语。“星斗南”三字作何解释?此语因涉及分析研究林公死因,究系病逝还是被奸徒暗害,因而诸家考证,众说纷坛。比较权威的有两释;一释认为“星斗南”实系福州方言“新豆栏”讹音”。“新豆拦”是广州一条街名,其附近系十三行洋商聚居区,因林公在广东严禁鸦片,深受洋商及其代理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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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年清廷财政崩溃原因探析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辛亥年清廷财政崩溃原因探析王开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一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军费开支激增。清政府虽采取了乞借外债、筹借内债、开办捐例、滥发铜币与纸币、停办“不急之政”、克扣京官廉俸等“开源”与“节流”诸科措施,但其财政仍很快地崩溃了。1911年底,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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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91,(6)
1871年,台湾牡丹社人错杀漂至台湾的琉球人,引起中日争端,日本趁机派员驻琉球代办一切外交事项,并于1874年大举进攻台湾,迫使清廷缔结中日《北京专条》,造成清廷在中日交涉中处于被动地位。1875年6月,日本内务大丞松田道之前往琉球宣告琉球改制,强迫琉球改奉日本年号,停止对清政府的一切臣属关系。此举引起中国朝野轰动,史称“球案”。“球案”发生后,清政府根据琉球国王的求援,基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对琉球的保护义务,同日本进行多次交涉。与此同时,清廷朝野各抒己见,出谋划策,围绕“球案”与诸国对华的关系问题展开讨论,以寻求解决方案。在“球案”的整个处理过程中,手握清廷通商、外交、海防等大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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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新政”与天津工业近代化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1901年1月29日,清廷发布了推行“新政”上谕。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于同年7月会衔上奏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包括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等等,成为风靡一时的“新政”范本。1903年9月,清廷成立了商部之后,相继成立了邮传部、财政处、税务处。从1902年到1907年间,先后颁布了《筹备矿务章程》、《商部重订铁路章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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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门县县城东大街敦仁里洪家大屋的官厅墙上,最近发现了一处题壁。在石灰剥落的墙壁上,有数行黑墨字迹,因字迹不清,不知是何内容,更不知为何人何时所留。洪家大屋在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是曾国藩为剿灭太平军驻节祁门时的行辕,就是在这里他被清廷授以“两江总督”之职。在洪家大屋的外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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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在长征途中攻占了黔北重镇——遵义。过去对红军攻占遵义的时间,说法颇不一致。现就已掌握的资料,对这个问题进行考析。关于红军攻占遵义的时间,过去有一月四日、五日、六日、七日、八日、九日及十三日等几种说法,较一致的意见是一月七日,主要根据是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二十一时十分,中央军委关于我军八日行动的部署给林聂彭杨董李罗蔡陈刘刘陈的电报。电报记载:“我二师今二时已袭占遵义,敌由北门溃退,我正趁胜追击中……”并认为一军团二师就是占领遵义的先头部队。同时,在敌伪资料中也有反映:当时任贵州邮区邮务长的王庆云在一月十七日密报中称:“遵义一月七日失陷”。薛岳在《剿匪记实》一书中也说:“……二十四年一月七日陷遵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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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欣平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23,(2):31-35+43+154
李福林生于西藏,出身汉藏通婚家庭。从1890-1910年间,他从马兵开始,一路升至把总、都司、游击等职,屡获驻藏大臣升泰、文海、裕钢、有泰、联豫等任用或赏识。有泰在日记中对李福林有较多记述,他是一位“知藏”官员,擅长办理西藏地方具体事务,亦颇会处理与驻藏大臣的关系。在查办藏事大臣张荫棠参劾有泰等驻藏官员案中,李福林因“知藏”而免于严厉惩罚。但是,在宣统元年西藏地方因派遣川军赴藏问题与清朝中央政府发生冲突时,李福林在其中的行为,被赵尔丰认为可疑,联豫指他为“内奸”,最终受到清廷“回川监禁”处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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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4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再次发现一座北周时期栗特人墓葬。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第七座有围屏石榻或石椁的栗持人墓葬。出土围屏石榻一具刻图案精美,内容丰富。由墓志可知,墓主人名业,字元基,康居国王后裔,历任车骑大将军、大天主等职,卒于北周天和六年。墓志中的“康国”是汉魏隋唐时期昭武九姓胡国之一,都悉万斤,有大城三十,小堡三百,在栗特全境处于主导地位。志文中两次提到墓主任“大天主”之职,但史书中不见这一官职名称的记载。《北周书》中有“防主”、“副防尘”、“城主”、“军主”、“幢主”、“戍立”等官职。可以看出,“主”这类官职均为军旅的官职。志文中的“大天主”与此有何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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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于1936年10月下旬至1937年4月下旬,在河西走廊与国民党之马步芳、马步青部浴血苦战半年,究竟消灭了多少马家军,迄无确切统计。近读青海人民出版社刚刚出版的《血染河諻》一书,略有所知.1937年6月1日,国民党骑五师师长马步青在“青海省各界追悼剿匪阵亡将士大会”上的祭文中说:“阵亡之数,七千有奇”。新二军军长、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马步芳,在1938年元旦讲话《代理省政之过去与现在》一文中,在与西路军作战中“阵亡将士,共三千余人”。那么,马家军究竟“亡”了多少呢?若将马步芳和马步青所说数字简单相加,会以为共亡一万余人。我以为这种简单相加是不妥的。因为马步青所说的“阵亡之数,七千有奇”,是在“青海省各界追悼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