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实践性品格

应用对实践具有浓厚兴趣就像理论对思辨充满兴味一样.背负沉重的启蒙与救亡使命,中国现代小说批评操持实用主义立场,其价值尺度的选择与确定因此全部指向现实实践:同时面向启蒙的现实、救亡的现实、小说现代性生成的现实,随之展开了它启蒙的文化实践;救亡的政治斗争实践;发展小说自身特性的文学实践;逐步建立了现代小说批评实践性品格.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看中国文化启蒙的特殊性

作为中国语境中的启蒙事件,五四新文化运动表现为东西方文化比较视域下的文化变革,它蕴含着中国文化启蒙所特有的纠结。外源性启蒙、救亡压倒启蒙、"第三条道路"和市民社会的不成熟,构成中国文化启蒙的独特表征。超越"启蒙"与"传统"的二元对立这一思维樊篱,逐渐成为启蒙的批判性反思的一种共识与论域。在这种反思中,中国文化逐步凸显出主体性启蒙的建构走向。     

启蒙、救灾、救亡、新生的多重变奏——现代黄河诗歌的嬗变特征与文学文化价值研究

现代黄河诗歌是现代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构型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而且表征中华民族心理与精神的现代流变。现代黄河诗歌创作呈现救灾、启蒙、救亡与新生多重主题,其发展经历了阶段性嬗变：全面抗战前的救灾哀歌,引起启蒙怆痛与救亡焦虑;全面抗战时期的救亡战歌,振奋救灾热情并拓展启蒙内涵;解放战争时期的新生欢歌,促使救灾、启蒙与救亡话语合流。现代黄河诗歌追求民族性与现代性融通,将黄河塑造为中华民族的母亲之河、国运之河与希望之河。现代黄河诗歌作为提升民族自信力的文学实践,启示我们思考如何建设中国文化自信。     

在启蒙与救亡之间:抗战时期小说的叙事生态——以七月派小说为例

抗战爆发使新文学叙事迅速实现着由启蒙向救亡的转型,七月派小说坚持启蒙与救亡并重的写作姿态在救亡成为显性话题的特定时代语境下时常陷入顾此失彼的叙事困境.这种困境恰巧显现出了七月派小说在发展过程中既置身于文学主流又反拨主流偏向、既听命于时代又执著于个人的悖论情境.     

重写现代文学史中的五大问题

重写现代文学史有五大问题:一是作家在现代史中的政治表现与其作品的文学价值的关系问题;二是现代文学中的救亡与启蒙问题;三是“左翼文学”、“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新民主主义文学与自由主义文学的关系问题;四是对鲁迅与胡适的评价问题;五是现代文艺思想论争问题。应辩证地、妥善地看待和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主题的三重变奏

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李泽厚“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论题的影响,国内学人多以“双重变奏”的框架谈论现代文学。然而,“双重变奏”并不能准确地概括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更难以清楚地揭示文学思潮矛盾运动的复杂状态。由于对重大主题的漠视或回避,双重变奏论导致了一系列问题上认识的混乱。因此,要回顾和总结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必须重新认识文学主题更为复杂的结构。事实上,历史留下的印迹非常清楚：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不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而是由启蒙、救亡和翻身构成的三重变奏。由于历史的境遇,中国现代文学同时并…     

“新”文化与“新”青年：从《青年界》看1930年代中国文化启蒙

1930年代以《青年界》杂志为代表的文化启蒙力量通过阅读世界传播现代文化,以“新”文化而“新”青年,是对五四新文化启蒙传统的传承与发展。其突出特征表现为：服务青年的平等意识,塑造青年的问题思维,开放融合的文学景观,成就青年的文学导向。返观1930年代文化语境,文化高压对启蒙空间的禁锢,对新文化启蒙的精神传承及“启蒙”与“救亡”主题的裂变成为造就时代文化启蒙图景的重要因素,也说明了“救亡”与“启蒙”两大主题在中国现代发展进程中的“一体两翼”关系。     

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建构策略

检视 2 0世纪中国文论 ,由于文艺学承载了救亡、启蒙等诸多使命 ,少于对理论学理的深入探究 ;单一的哲学思维模式严重妨害了文学理论的丰富多样和研究方法的多姿多彩 ;中国文化遭遇强势西方学术时严重失语 ;以及商品经济条件下功利化学术泛滥 ,文学及其研究边缘化 ,从而致使中国当代文学理论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笔者由此提出了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两大策略 :夯实文学理论的学术根基 ;搭建世界视域内中华文论“一体两翼”的理论构架 ,并进一步强化理论原创意识。     

中国现代文学主题的三重变奏

李新宇在《学术月刊》1999年第 10期撰文指出 ,自 80年代中期以来 ,由于李泽厚“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论题的影响 ,国内学人多以“双重变奏”的框架谈论现代文学。然而 ,“双重变奏”并不能准确地根据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 ,更难以清楚地揭示文学思潮矛盾运动的复杂状态。事实上 ,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不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而是由启蒙、救亡和翻身构成的三重变奏。由于历史的境遇 ,中国现代文学同时存在着三种核心意识 :人的意识、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三种意识分别产生了三个中心主题 :启蒙、救亡和翻身。三个主题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冲突 ,…     

审美现代性和政治现代性——梁启超与王国维诗学再审思

梁启超、王国维的诗学被一部分学者看作是中国现代文论的两个主要源头,分别体现了所谓的政治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这种观点一部分是基于对历史的追认,另一部分却是基于对历史的"发明",是从中国"启蒙与救亡"的当代社会语境中建构出的话语体系,而并非对梁启超和王国维诗学的准确描述.这种文论话语不仅遮蔽了梁启超与王国维诗学的多重内涵,也忽略了二者诗学所承袭的中国诗学传统和面临的复杂历史语境.在审美现代性与政治现代性的视角之外,借由王斑、王德威关于中国研究中所表现的抒情与政治的多方涵涉的思路,可以进一步对梁启超和王国维诗学的丰富内涵进行审思,将二者看作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情感政治,继而加深对二者诗学的认识与理解.     

东北现代文论转型初期的现代性意蕴

20世纪初期,东北现代文论结合创作实际,围绕新文学建设的重大基础性问题进行了研讨,其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总的基调是以文学现代性为迫切追求,寻求现代性突破,在文学思想内容上高张启蒙、理性、科学的旗帜,以现代性历史观和时空观介入世界潮流;在文学内部体系中,对文学本体及文学特质、价值、功能等因素和相关机制的认知出现了较大改观,从启蒙与审美两条路径展开对东北现代文学/文论的现代性建构.     

五四救亡与启蒙关系我见

在近年来关于“五四”的著作中,李泽厚先生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产生了广泛影响,然而随着近现代史的研究的深入,今天来重读这篇文章,或许我们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李文的主要内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并非政治而是文化,虽然这其中有政治的因素。“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的新文化运动,在适当条件下遇上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时”,彼此支援,而造成浩大的声势,二者很快合流在一起了。并且,“启蒙并没有立刻被救亡所淹没,相反,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启蒙借救亡而声势大张”。但是,“个体反抗并无出路,群众理想的现实构建又失败…     

近代中国的政治救亡与思想启蒙

近代中国,学西方反传统的思想启蒙运动是在民族存亡危机的背景下出现的.思想启蒙运动推动了政治上的救亡.思想启蒙由于政治救亡的迫切性未能完成对中国深层文化的更新.     

文学研究的政治审美因素——兼论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

何种政治、谁之文学、如何审美分别是文学研究的政治语境、政治诉求、政治审美因素,都是文学研究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文学研究中的政治包括具体的政治政策及其落实、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审美四个层面。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政治诉求包括启蒙、革命、重新启蒙、后启蒙等四个阶段,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也经历了启蒙者、被改造者、新启蒙者、智识分子等四种身份的剧烈变动,文学研究的话语形式分别为启蒙话语、大众话语、新启蒙话语、技术话语等四种类别。与以上相对应,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政治审美因素分为政策与制度图解、政治文化、政党政治、文化政治等四个层次。     

万古书虫有叹声──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悲凉心态漫谈

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从总体看至少有两个鲜明的特色，即峻急与悲凉。峻急是由于文学一面肩负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任务，一面承担着为重振中国文学而须进行文学变革的重大责任。花落春残、文化衰败的严峻现实迫使文人之创作不能不充满了紧迫与紧张感，来不及精心构思，来不及从容抒情，也来不及在艺术上精雕细刻或进行各种艺术实验，无论如何，先发出充满痛苦的呻吟和反抗的呐喊是头等重要之事。而悲凉之产生，则源于启蒙与救亡过程中的一次次迷们、失误与挫折，源于面对中西文化冲突时的不知所措和选择的艰难，…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土文学研究的三大范式及其内在逻辑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土文学研究先后形成了三种范式：革命范式、“新启蒙-纯文学”范式、“现代性反思”范式。每一种研究范式的生成,都内在于时代政治之中,都有其具体的现实针对性,在一段时间内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三种范式及其背后不同的政治文化逻辑,构成了当代中国乡土文学研究的内在张力与矛盾。今天的乡土文学研究需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框架下拓展研究视域,整合经验,补齐不同研究范式的短板,真正实现对“启蒙/救亡”“文学/政治”等二元解释架构的超越,重建乡土文学与历史肌理之间的关联。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启蒙与人权问题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中,启蒙与救亡的关系多年来一直是争论的热点,而“救亡压倒启蒙”这一命题更是风行海内外。另外,既然谈到启蒙,就不免关系到启蒙思想运动中重要的内容——人权问题,所以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上启蒙与救亡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人权问题,它们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什么关系,都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并作出科学的回答。     

民族国家的想象与中华民族的认同——论五四文学与杭战文学中的乡土叙事

在近代中国由"乡土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文学特别是乡土文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干历史语境和时代精神的变化,从五四到抗日战争,乡土文学的叙事主题经历了一个由"启蒙"到"救亡"的变化.五四时期的乡土叙事,不仅是对农民自身的启蒙,也是对在"乡土中国"之上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召唤.而抗战文学正是通过对"救亡"的叙述,最终完成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形象的重构和确认.     

启蒙与责任——康德和"五四"思想家的启蒙观

人们对现代性的批判常常导向对理性和启蒙的批判,认为启蒙运动就是理性运动。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康德的启蒙概念不仅与理性、而且与责任有关,既指理性的启蒙,又指责任的启蒙。启蒙理性是负责任的理性。康德和“五四”思想家分别代表了两种启蒙观,即形式性的启蒙观和实质性的启蒙观,前者注重理性的负责任地运用,后者注重理性运用的责任目的,即为民族国家负责。在现代中国,实质性的启蒙观念与救亡观念具有某种共生性,责任是连接启蒙与救亡的中介。进入21世纪,中国的现代性任务已经从救国救亡向富国强民转移,与此相应,当代启蒙事业的方向也应该发生转换从实质性启蒙转向形式性启蒙。     

梁启超的法治概念：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早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救时”,以政治为业,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救亡本位的“法治主义”。晚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思想启蒙,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启蒙本位的“法治主义”。1918年是一个转折点,可以视为梁启超的“法治主义”从救亡本位转向启蒙本位的标志性年份。粱启超的“法治主义”,是理解现代中国法治观念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