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何处寻求权力运作的正当性——兼评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

杜赞奇对"分叉历史叙事"和"复线历史观"的认可, 或者说对分层生活历史的叙事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经由正当性概念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这一概念将不同的分层生活整合进一个文化网络,从而使得这些生活在理论自洽与实践逻辑的基础上呈现出秩序.换言之,一旦权力运作得不到文化网络的支援,整个乡村社会则会失去往日的秩序.权力的文化网络对于利益的组织在静态的意义上是比较成功的,也即是在横向的利益传输方面是可能的.但对于纵向的利益传输以及动态性的利益组织,文化网络却缺乏说明的张力与解释力.     

马克斯·韦伯关于卡理斯玛型统治的理论——一项韦伯政治社会学理论的文本解读

卡理斯玛是研究韦伯思想不可避开的话题，文章以韦伯的基本著作为出发点，对其卡理斯玛型统治理论的涵义、特点及其类型做了较为深入的解读。     

政治正当性及相关问题辨析

政治正当性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旨在考察政治权力的正当性所必须满足的道德条件,或者说旨在探讨什么样的政治权力可以得到道德证成。政治正当性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基于政治权力的五大特征,即非自愿性、强制性、垄断性、笼罩性以及深远性。就政治正当性问题而言,我们需要区分国家正当性与政府正当性,进而区分国家正当性的对内与对外两个不同维度。     

教育的正当性——哈耶克教育观述评

哈耶克以自由秩序原理为基础阐述了教育的价值、功能以及教育制度等问题,形成了以教育的正当性为根本诉求的教育观,着重探讨公共教育管理中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其教育观对我国当下的教育改革与教育政策具有重要的启发。     

韦伯与福柯权力观之比较

本文通过梳理比较韦伯和福柯权力观的出发点、概念及来源、核心问题等方面的不同,指出韦伯的权力观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这种权力观的关键词是权力、统治、权威类型,是一种＂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权力;福柯的权力观则是渗透于日常生活的微观的、分散性的权力,他的关键词包括权力、知识、主体,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权力。最后,对权力的现实意义进行了讨论。     

浅析韦伯学说中的“正当性”

我国曾长期将韦伯的“正当性”概念理解为“合法性”，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我国当代政治的合法性理论。实际上，韦伯学说中的“合法性”只是“正当性”的来源之一，同时也是三种支配类型中法理型支配的正当性表现形式。韦伯没有将唯一的现代性支配类型——法理型支配作为一种区别传统型和卡里斯玛型支配的异质性支配形式，相反，他将法理型支配和传统型支配共同划分在恒常性支配结构当中，强调的是卡里斯玛型支配的特殊性和必要作用。韦伯认为，卡里斯玛型支配可以化解当代法理型支配造成的行政僵化危机，所以，韦伯反对让合法性成为唯一的正当性来源，他投向以法理型支配为主导的现代性政治的是一种质疑且忧虑的目光。     

政治、权力与法

个体权力与国家政权是同质、同构的。政治是个体权力与国家政权之间矛盾运动的产物。法是在政治斗争中为了达到个体权力与国家政权之间的衡平,衍生出来的第三种权力,是对个体权力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做出裁判。法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是静止状态下的政治。政治有三个层次——高于法、法本身、在法的范围内。     

分配正义、权利正义与权力的正当性——从司法审查的视角看罗尔斯与诺齐克的正义之争

司法审查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审查公共权力是否应当为了改善经济处境最差者的境遇,而对社会资源进行重新分配,而是审查在实行分配正义的过程中,公共权力与政府行为本身的正当性。通过对权力正当性的司法审查,可以调和经济领域中的自由与平等的关系。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自由基础上的公平正义观,并致力于在意识形态、制度与公共政策三个向度上,实现自由基础上的公平正义。     

当代资本主义数据权力的统治关系批判及其启示

大数据时代,“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资料参与数字化生产,是数字化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要素,占有数据即占有权力。在当代资本主义范式下,数据被融入资本逻辑展开增殖,传统意义上的“掠夺、剥削、渗透”和“驯化、新殖民、新垄断”被赋予了新的形式与内涵,主要体现为数据权力被私人资本、国家资本乃至国际资本所垄断。而且,数字资本通过与金融资本的结合,实化、固化和强化了数字统治关系。由此,需要基于企业、国家、国际三个层面,对控制数据流动、获取超额利润、联合金融资本投机、改造大众认知、影响社会舆论、干涉他国政治文化、攫取他国剩余价值等数据权力的统治关系展开研究。随着数字全球化的演进,数据权力正在深刻重塑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其资本主义垄断也日益产生了数据霸权、数字鸿沟、发展失衡、脱实向虚、治理困境、公平赤字、两极分化等世界性问题。直面问题,汲取经验,新时代亟须发挥政府引导数字资本健康发展的作用,支持国有企业、创新型企业参与数据权力分配,倡导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破解数据霸权。     

论皇权统治与诸葛亮、司马懿的政治选择

诸葛亮和司马懿都是三国时期的托孤重臣,两人起点相似,却做了忠诚和谋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选择。究其原因,主观上有个人因素,客观上则与两国不同的皇权统治密不可分。总体看,蜀汉皇权统治顺应了以诸葛亮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愿望,维护和发展了他们的利益,使诸葛亮满门为皇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魏皇权统治则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以司马懿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愿望,没有维护好甚至危害了他们的利益,最终导致司马懿家族谋逆和夺权。     

理解代表--关于代表的正当性与代表方式合理性的分析

理解代表,核心是要说明代表的正当性与代表方式的合理性问题。在人类政治文明化的演进中,人们所以选择代表的方式进行社会管理,是由公共权力的内在特征决定的,也是由公共权力的和平转移与运用以及现代社会规模过大等因素要求的。现代意义上的代表观念是建立在所有人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的基础之上的,主权在民与公民权利成为代表正当性的依据,社会公众的同意与授权成为代表正当性的来源。代表观念的形成改变了政治的逻辑、政治思维的方式和政治的关系。通过投票的方式选举代表是由社会公众意志的主观性、差异性与变动性的特征决定的,同时也是人们的理性选择。在如何代表社会公众的意志方面,委托论与独立论、专职代表论与兼职代表论之间的争论是关于代表方式合理性的争论。     

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界限

国家权力是有限度的。然而,国家权力经常以各种理由侵犯着公民的权利。对人的自由权利的剥夺往往是国家权力从违反权力正当性的原则开始的,因此,对公民权利的捍卫,也必须从捍卫权力的正当性开始,任何人类理想的实现,不管是正义也好,还是平等也好,都不能超出正当这条底线,否则就侵犯了公民的自由     

政治统治合法性危机的原因

造成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危机有八个原因,对此应有正确对策。     

从宏观统治权力到微观规训权力——马克思与福柯权力理论的当代对话

福柯将马克思的权力理论视为"经济还原论",并力图颠覆、解构传统的宏观统治权理论尤其是国家统治权理论。在此基础上,福柯提出微观权力学,探讨国家权力之外的现代微观权力形式及其运行机制。为反抗微观规训权力,福柯提出了生存美学策略。福柯的权力理论,在推进权力理论研究的同时也存在若干方面的局限,并引发人们关于马克思和福柯权力理论关系的新思考。     

经济理性、生产制度与现代权力的本质——福柯现代性思想初探

权力分析是法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思想的基本主题 ,也是福柯思想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本文从福柯权力分析的方法论创新入手 ,着重从现代社会经济理性和生产制度的角度 ,探讨福柯对现代权力本质的分析和认识 ,揭示福柯现代性思想的创造性与局限性。作者提出 ,福柯所研究的现代权力形式 (即规训权力 )不仅是体现现代经济理性的生产制度的产物 ,而且按照经济理性的要求 ,通过一系列的隐蔽机制实施着匿名的统治。透过福柯思想的权力主题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重新审视现代性的重要切入口 ,不仅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 ,而且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多方面的启发意义     

社会学权力理论内在进路述评

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是权力理论的两个重要范畴,社会学视阈中的权力理论体现出不断从国家权力中心走向社会权力中心的内在演进理路:古代社会,家国一体化,权力主要体现为以君权为代表的国家权力;现代社会学在古典分权理论背景下拓展权力主体,将社会组织与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个人纳入权力主体范畴,自觉促进权力理论的社会转向;后现代社会学进一步泛化权力主体,体现了对权力弥散性的理论认可和愈益试图以社会权力制衡国家权力,促成生活世界中人的价值的自我实现的理论追求。     

对黄宗羲政治正当性理论的伦理学分析

在明末清初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衰亡之际,黄宗羲提出了反映新型市民阶层要求的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进步政治伦理主张.他以人性自私为其理论的思想基础,从"天下为主,君为客"、"为天下,非为君也"、"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等方面对政治的正当性进行了论证.     

我国高校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整合与协调

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是存在于我国高校的两种主要权力,二者的科学配置与协调运转对高校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为有效整合高校的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协调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落实<高等教育法>,规范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监督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构建高校内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的本质要求.     

权力、文化与科层现象——对组织社会学法国学派思想的评述

权力关系是集体行动中行动者之间的基本关系.行动者行为选择的基本目标是权力最大化,其策略是提高自身领域对他人的不确定程度,或是降低他人领域对自身的不确定程度.但是行动者行为选择不能突破一个前提:合作的维持,即行动者行为选择受到技术理性的限制.另外,由于行动者处于本土文化的环境中,其行为选择必然受到本土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