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沙纪略》考述

中国古老的正史,对辽东极北边陲的记述,或一语未及,或语焉不详,志乘亦然。自《龙沙纪略》始,详尽记述了辽东北疆一方之事迹,即一方之史。《龙沙纪略》对边疆历史、舆地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乾隆年间,《昭代丛书》的主编杨复吉说,此记,简洁详明,足与《绝域纪略》媲美。清代著名学者何秋涛称,这部著作,“事复语详,既足订辽金诸     

北魏《尹平墓志》考

<正>《尹平墓志》出土于河南省荥阳市豫龙镇槐西村南的一座北魏墓葬中[1]。墓志对北魏、萧梁之间的两起军事斗争着墨颇多,可补史书之不足,纠史书之错讹。志文中之“徐道”为史书记载之徐道角,又名徐玄明,此人极有可能是天师道信徒,此志文对研究南北朝时期天师道在沿海区域的传播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牛僧孺、李德裕史事辨误》匡正

牛僧孺和李德裕是唐代两个重要的历史人物。由于受当时党争的影响,有关牛李史事的文献记载颇多歧异抵牾之处。赵吕甫先生所撰《牛僧孺、李德裕史事辨误》一文便试图对这些歧异抵悟之处进行一番考察订证,然而其所辨不仅未能一一中肯,而且还有许多误辨之处。本文通过考证有关文献记载,对赵文的诸多疏误作了纠缪辨正。     

扫历史尘埃 还本来面目——丁鼎《牛僧孺年谱》评介

扫历史尘埃还本来面目——丁鼎《牛僧孺年谱》评介樊文礼牛僧孺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但是人们对他的了解，大都仅局限于“牛李党争”这一事件上，并且其中尚有不少误解之处。丁鼎先生的近作《牛僧孺年谱》（沈阳：辽海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出版），是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关于...     

《西域记》与《西游记》

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简称《西域记》)和明吴承恩的《西游记》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部书。《旧唐书·经籍志》对《西域记》未加著录,《新唐书·艺文志》入丙部子录道家类,自宋以后,各著录家多入史部地理类(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等)。而吴承恩的《西游记》则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小说。那么,《西域记》与《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呢?胡适先生在《西游记考证》中说,这两部书之间“有点小关系”(《中国章回小     

明传奇《金兰记》剧情与本事考论

时至今日,戏曲研究者对明传奇《金兰记》的相关情况知之甚少,以致出现种种误解和纰缪。通过对现存明曲选中各散出的详细研究与比勘,可知《金兰记》主要叙写南宋初李显忠与刘尧举"义结金兰",除奸党、抗金兵,建功立业之事;中间穿插刘尧举与船女素娟之爱情婚姻的敷演。并由此考知,《金兰记》的本事来源是《宋史.李显忠传》和《情史.刘尧举》故事。     

《王辉斌学记》序

素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的湖北襄阳,自古就是一方重人文、重学术、重人才的热土,这从《王粲集·荆州文学记官志》、《全三国文》之阙名《刘镇南碑》等文中,即略可获知其大概。因此,人们只要提到庞德公、诸葛亮、习凿齿、孟浩然、张继、米芾、魏夫人等历史文化名人,便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襄阳。而今,又从地处襄阳的湖北文理学院（原襄樊学院）传来消息,这所大学的决策者们,正与中国孟浩然研究会一道,在为该校文学院的王辉斌教授编纂一本《王辉斌学记》的纪念集,并将在黄山书社出版精装本,以纪念其在科研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于是,嘱托我为《王辉斌学记》写一篇序文。作为一所地方高校,湖北文理学院决策者们的这一举措,无论是就招揽人才而言,抑或留住本校菁英以论,都是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的。所以,对于湖北文理学院的这一极高明的决策,我是深表赞同并支持的,自然也是乐意为这极具学术意义之一本书写一篇序文的。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救母记曲本》考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救母记曲本》,是新文化运动巨匠胡适先生旧藏珍本戏曲之一。戏曲史学家吴晓铃先生曾为之撰写跋文,认为该本系清宫连台大戏《劝善金科》的祖本之一。吴氏之后,此本下落再未见披露。笔者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访得此本,对其来源进行了考证,并以之与明《目连救母劝善戏文》、首都图书馆藏康雍旧本《劝善金科》、清武英殿本《劝善金科》相比勘,介绍了《救母记曲本》的主要内容,并对其版本源流进行了梳理,说明了其版本价值。     

良医·良吏：从《梁师亮墓志》看唐代医官的来源

《梁师亮墓志》对于研究唐代医官的身份来源及其入仕迁转的途径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梁师亮墓志》与《梁师暕墓志》互证,可以比较清晰地还原梁氏家族的世系关系。志主梁师亮先以东宫左春坊“别教医生”的身份获得出身,最终通过尚书省吏部的选拔考试。入则良医,出则良吏,本应成为医官的他最终却选择放弃医官一职而走上了另一条入仕道路,反映出唐代对医者入仕之途的限制。此外,根据墓志等资料发现,唐代医官的来源主要有医学生考试通过者、医举及第者、民间医术优长者、为幕府辟署者以及流外入流、进献仙草等。     

《麋鹿》:生命旅程的天籁之音

伊丽莎白·毕晓普被称为20世纪美国奇特的女诗人。这缘自于:她在诗歌创作的数量上"以少胜多";童年命运多舛;所创作的168行长诗《麋鹿》历时26年。此诗以诗人的一次班车之旅为主线,艺术地再现了她的人生感悟以及对亲人的感恩之情。尤其是作品所呈现的真实描摹、自然清新、张弛圆润、意象隽永的艺术风格,更增添了诗歌的感染力。因此,《麋鹿》可视为毕晓普生命旅程的天籁之音。     

司马相如与长安文化

被誉为辞宗、赋圣的司马相如与长安文化呈现双向互动性。一方面长安文化玉成了司马相如，使他从纵横之士转变为辞赋之士，创作意识发生了转变；同时使其赋作具有儒家一统、帝王独尊的思想主题；长安文化的审美观念也使其赋作展现出一种大汉气象和大美风范。另一方面司马相如推动了长安文化的发展，他从长安文化的接受者转为传播者，扩大了长安文化的影响；赋作的重一统天下、重宏博气象进一步丰富了长安文化的内涵。     

新征集唐代武功苏谔墓志铭及相关问题

对新征集的一方唐代武功苏谔墓志的考释,发现其志内容翔实可靠,出处可与文献互证,不少地方或更史之误,或补史之缺,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能揭示出志主苏谔的身份及其与武功苏氏的关系,并借此补全唐代武功苏绰一支的谱系,为进一步研究唐史提供新的资料。     

论唐人“格律诗”组成之元素

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用＂律切则骨格不存＂来象征＂沈宋＂时期＂律诗之＂不成熟及未定型格。元稹认为＂律诗＂不单是＂声律美＂,到了杜甫手中＂律诗＂涵意全面成熟,简言之是＂文质＂两存。以此范畴──文（形式美）及质（内容美）来阐释唐诗的艺术特质,尝试上追溯魏晋,下至盛唐,借着诗人的诗论、作品去论述唐人＂格律诗＂所组成之元素及其源出之处。     

永贞“革新”与中唐文人刘禹锡、柳宗元及韩愈

发生在中唐顺宗时期的王叔文、韦执谊的短期执政,一直被当代史学界美化为“革新”,然依据史实,王、韦的所谓“革新”,实则有名无实,其政治眼光既缺乏远见,执政粗莽,且个人品质亦甚低下,其“暴起”领事,失败在不旋踵之间,是意料中事。中唐文人刘禹锡、柳宗元固锐于进取,但终因遇人不淑,且个人较少把持,年少轻狂、未识几微,一味盲从,终为其所累。柳一贬不起,郁郁而终;刘虽获永年,仕进道途亦从此一蹶不振。皆令人为之洒一掬同情之泪。反映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则是浓厚的王、韦“情结”和或激愤、或感伤的色彩。中唐另一文人韩愈因撰写《顺宗实录》,对王、韦新政及刘、柳多所批评,又长期被视作政治上的保守派。“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社会学”;明乎此,我们方可对刘柳作品作出深刻解读,对韩愈《顺宗实录》作出正确评价。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歌曰”之源头与流变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歌曰"体现了对屈原、宋玉赋的沿革。渲染音乐情境的"歌曰"源于《招魂》《大招》中对音乐场面的描摹,并在乐器、歌舞题材赋中成为一种创作模式,且渐有作者情志之寄托;对话体及代言体的"歌曰"源自《讽赋》《登徒子好色赋》,其作用在于抒写主人公心志和实现赋中角色的互动,这类"歌曰"往往有较为明显的角色感,南朝宫廷赋中则出现了代言女性心志而无角色感,使赋中情境与抒情主人公相融无间的"歌曰";以"歌曰"、"诗曰"、"谣曰"、"重曰"等形式出现的双重乃至多重总领心绪语是由屈原赋中"重曰"、"少歌曰"、"倡曰"、"乱曰"等发展而来,南朝假设古人作赋情境之赋,也可视为对屈赋双重或多重总领心绪语创作模式的延续。     

唐诗咏史说孙吴

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高峰。唐诗的兴盛与六朝诗歌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唐代诗人不仅从六朝诗歌中吸取营养,而且大量借用六朝历史典故来做比喻,大大丰富了唐诗的内涵。解读唐诗中关于孙吴之孙策、孙权、周瑜、鲁肃、甘宁、陆逊等人的典故,研究当时之历史,可以以诗证史,开展文史交叉研究。     

《唐语林校证》等点校商榷

《唐语林》是一部笔记体唐代文史资料集,向来为研治唐代文史的学者所重,惜此书一直没有质量过硬的点校本,以致学者在使用此书时顾虑重重。周勋初先生点校的《唐语林校证》以其操作过程之规范、总体设计之科学、研究工作之深入弥补了这一不足,极大地方便了读者的阅读和研究。但由于点校工作之繁琐,参考资料之繁芜,存在史料考订疏误、失校致误、专名号误用、不明词意致误等现象。新近出版之吴企明先生点校本《教坊记（外三种）》亦有类似疏误,尚无人指正,今一并论及。     

论宋人的“自得”说与生命的自由意识

宋人的＂自得＂说,是融合儒道、兼取佛禅而用于人生、用于文艺批评的一个突出范例。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在论证儒学、理学及禅宗思想对＂自得＂说的影响方面,扎实而有力。但论及道家思想的影响时,或材料不足,或语焉不详。探讨以《文子》《庄子》《淮南子》《抱朴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与宋人＂自得＂说的内在联系,以弥补研究中的薄弱,并从生命的自由意识入手,对＂自得＂说做独到的诠释。     

唐代渭水四赋赏析

据清代陈元龙撰修的《御定历代赋汇》收唐代文人4篇有关渭水的赋作,分别是自居易的《泛渭赋》、卫次公的《渭水贯都赋》、刘殉的《渭水象天河赋》、独孤授的《泾渭合流赋》。这四篇赋以不同的视角展示了唐代文人对这条河流的情感与非同寻常的认识。《泛渭赋》体现了青年时代的自居易极高的政治热情与有为追求;《渭水贯都赋》体现了人们祈盼盛世永驻的美好愿望;《渭水象天河赋》表现了人们对清明政治的渴望;《泾渭合流赋》则更多强调的是个人与他人的“和”、个人与群体的“和”、个人与社会的“和”,反对“独清”。     

论唐高武时期马政衰落的原因

唐高武时期马政衰落的原因,前人或归之于典掌非人,或归之于内附突厥的叛变。其实,高武时期严重的边患才是最主要的原因。此时期牧地西南的吐蕃强大起来,北边的突厥死灰复燃,对河陇朔方有唐监牧地形成钳形合围攻击之势;频频进犯,杀掠人畜,监牧正常生产秩序完全被破坏。与此同时,唐与周边其他游牧民族的矛盾亦全面爆发,且屡败屡战,这又进一步加剧了马匹的过度消耗。再加上因边患而导致外部马匹输入的基本终止,高武时期马政的衰落也就势所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