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似而神异:中西人文精神之比较

一、概论由于民族特性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差异和需要解决的时代命题迥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与西方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又有着很大的不同。概而言之 ,中西人文精神的相同之处表现在 :(1 )都以人为指向尺度 ;(2 )都体现出对反人性的批判意识。不同之处表现在 :(1 )产生和发展的文化土壤不同 ;(2 )虽都注重对人的关怀 ,但西方的人文精神注重关怀的是作为个体的人 ,而中国的人文精神注重关怀的是作为群体的人 ;(3)虽都有批判意识 ,但仍有很大的不同。西方文化的人文精神发端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 ,它以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为口…     

文化性景观反映出的哲学范畴

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长期发展历程中,从最初关于自然现象、历史经验等知识的积累之上,经过理性思维的抽象和概括,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哲学概念和范畴。把人类与自然某种合规律的观念,构建为一个天人合一的系统的宇宙图式;把万物的存在与发展变化,都看作是相互联系、和谐平衡的有序运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有机连续性宇宙观与西方截然相分的天人隔离的宇宙观不同。与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核心范畴存有相区别,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发展出了一种场有哲学,这种哲学强调内在整体性与相对相关性,与西方哲学存有的实体性、本质主义截然不同。     

中西美学超越意识的比较

超越意识是人类审美活动的本质特征,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民族,在其各自的审美文化衍进中,都在不同的层次上追求着这种审美超越的价值.然而,由于东西方民族文化哲学意识上的差异,使得各自在审美超越意识的把握上呈出了迥异的风格.探究这种审美超越意识的差异性,无疑是中西方比较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一中西审美意识的差异性,有着深层的文化哲学背景.—般说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一切文化肇端的逻辑起点,对于自然,中国和西方先民所采取的态度是不同的.其客观原因在于,历史上,古希腊民族是直接从野蛮时代进入铁器时代文明的;在地理上,远古时代的地中海沿岸气候十分恶劣,希     

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特点

中国古代哲学有一些与西方古代哲学和印度古代哲学不同的特点。所谓古代,包括上古、中古和近古。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先秦时代可谓上古;两汉至隋唐五代,可谓中古;宋元明清可谓近古。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九五六年,我曾经写过一篇《中国古代哲学的几个特点》(后来收入拙著《中国哲学发微》)。近年以来,我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有一些进一步的体会。现在写出来,就正于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同志们和朋友们。中国传统哲学,在不同的时代,都有若干不同的派别。这里所讲的只能是古代多数思想家的共同特点,不可能是所有各派思想家的共同特点。先秦时代,儒墨道法的学说彼此不同;汉魏以后,佛教输入了,佛教学说与中国固有的哲学思想更有很大的差别。宋代出现了理学或道学,可称为新儒家学说。两汉以后,辛亥革命以前,儒家始终居于正统地位;而道家学说也流传不绝。佛教曾经盛极一时,但始终没有成为正统思想,只能居于旁统。木文所讲,主要是先秦儒道两家以及宋元明请时代新儒家思想的基本特点。至于中国佛学的特点,我没有作过深人的探讨,暂时存而不论。现在,个人的管见以为,中国传统哲学至少表现了四个基本特点:(一)本体论、认识论与道德论的统一;(二)整体与过程的观点;(三)现实生活与道德理想统一的观点;(四)经学与哲学的结合。分别论证如下。最后谈谈如何正确评价中国古代哲学遗产的问题。     

内在与超越——内在意识形而上学的根本焦虑

西方传统哲学在其本质上是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而超越西方传统哲学也就是要超越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既要内在于意识,又要超越意识自身,这本身就存在着一个逻辑上的悖论,所以,内在与超越是内在意识形而上学乃至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的根本焦虑。而摆脱这种焦虑的可能道路就是走向非哲学的思想。     

道德认识:中国传统哲学中“知”的典型形式

讨论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论,首先要分析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认识论极为不发达,甚至可以说对认识论问题根本不感兴趣.比如有的论者说:“中国哲学的思维传统向以重社会、伦理和人生问题为特征,对认识论问题从未表现出像西方那样浓厚的兴趣,研究水平也从未达至到西方哲学那样的广度和深度.”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中国传统哲学确是以重社会、伦理和人生问题为特征的.但这种说法必然导致认为认识论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大缺损甚至中国传统哲学根本没有认识论的结论.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与西方传统哲学认识论无有区别,持此主张者常以中国先秦墨家和名家以及一些经世致用哲学的认识论为主要根据.但是,墨家和名家等在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中并未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其认识论亦不能代表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的主脉和基本特征.这两种观点固然有合理和正确的一面,但却将西方以自然客体为对象、以理性分析为方法、以探索自然规律为目的的自然认识论(这是仅以西方传统哲学认识论的主流而言)为认识论的全部内容和唯一标准来衡量一切认识形式:前者以西方自然认识论为唯一标准贬低、忽视甚至否认中国传统哲学有认识论;后者则以西方自然认识论为认识论的唯一形式来量度中国传统哲学认     

西方世界中国哲学研究者之“三重约束”

中国哲学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的状况不尽如人意,一个直接原因在于,西方主流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缺乏兴趣,而这种缺乏本身既导致又成因于他们对中国哲学(之价值)的无知。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有责任激发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兴趣,尤其是通过展现中国哲学恰好可以对西方主流哲学家所关注的(至少某些)问题提出一些有意思的观点。我们的做法是:"虽然我们让西方哲学决定讨论什么问题,但我们让中国哲学对全部问题有最终发言权。"在西方哲学语境中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专家,除了要接受奥伯丁所谓的"双重约束"——即应该能够向西方主流哲学家表明,中国哲学传统中有一些既为西方哲学家所不熟悉,而又不是他们完全不熟悉的东西,还需要接受第三重约束,即他们向西方哲学家所呈现的中国哲学,应该是建立在对中国哲学家的认真的文本和历史研究基础上的。     

哲学的理论特质:马克思哲学不是什么

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特质就在于它特有的历史的观念或历史的原则.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关键在于,不应该用西方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的解释原则去诠释和重构马克思哲学,也不应该用西方现代哲学某些哲学派别的解释原则去诠释和改造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生活(实践)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与此相适应,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是“物质(自然)决定意识”的旧唯物主义,而是生活(实践)决定意识的新唯物主义,即历史的唯物主义.这种新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的存在论”——“历史生存论”的唯物主义.     

走向"身体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范式的变革

与西方传统哲学不同,就实质而言,中国传统哲学与其说是一种意识范式的哲学,不如说是一种后意识的身体范式的哲学;与其说是以意识→范畴→宇宙为其哲学图式的话,不如说是以身体→两性→族类为其哲学图式;与其说是以事物之还原的分析主义为其哲学方法,不如说是以生命之生成演变的系谱学为其哲学方法。走向"身体哲学",才能认识到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才能使中国哲学研究告别以西方哲学为元话语的庞大叙事,同时,我们也才能使中国传统哲学与人类哲学新的时代精神接轨,并继往开来地使其重焕生命的青春。     

理以导欲:走向真实的理欲关系--王船山论理欲关系的原初形态

理欲之辨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核心论题.在宋明儒学中,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存天理、去人欲"的理性主义传统.但是,在王船山看来,这样一个传统,乃建立在对理欲之间的真实关联的错误理解上.必须进一步探索理欲之间的原初的、真实的关联形式.而理欲关系的原初形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理性的功能不是对于欲求的主宰与抑制,而是对之的引导与燮理;(2)理性的引导功能不能被理解为宋明哲学传统所规定的治疗;(3)感性不是理性的价值承载,而其自身就是作为价值而存在的.王船山把对于理欲关系的批判上升为文化的批判,进一步触及了宋明哲学"存天理、去人欲"传统的文化根源,它本质上起源于一种衰微的、阴性的时代意识.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辨"齿、牙"

一些大型字典、辞书或齿、牙不分,或认为牙是臼齿。依《说文》、古文献、动物形态,牙实为尖锐的犬齿。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