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成语互译中的辩证法

本文提到了英汉成语的难译之因 ,探讨了直译、意译、编译等的辩证法。直译有“直”的优劣 ,意译有“不信”之嫌 ,而编译又有“漏”的必然。由此笔者倡导 :译文因人而异、因文而异 ,意境决定译法和译文。     

也谈直译与意译

翻译理论界存在着两种“直译、意译”观，即传统观念上的“直译”与“意译”及反传统观念上的“直译”与“符合习惯的翻译”，其背后隐含着不同的忠实观，将直译与意译或者直译与符合习惯的翻译二元对立的错误做法。     

论日语使役句的翻译——以《挪威的森林》汉译为例

日语使役句在汉译时,既有直译也有意译.本文通过对《挪威的森林》中日语使役句汉译的分析发现,一般在表示“强制”、“许可”以及“诱发”意义采用直译.当表示“放任不管”和“责任”的意义时通常采用意译.其中,由于汉语使宾动词“使”、“令”、“叫”、“让”等意义存在微妙差异,直译时需要根据汉语的语言习惯审慎翻译.意译中较为常见的有减译和换译的手法.不论是直译还是意译,都是以最好地表达句子主题为目的的.     

试论古汉语中“意”、“译”连用的短语及其与“意译”之关系

在古汉语中,“意”“译”连用必须搭配其他成分(如介词“以”)才能组成谓词性短语。“以意译”的字面意思是“根据主观判断进行翻译”,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其含义随核心动词“译”的语义引申而发生变化：该短语中的“译”不仅可以表示翻译,还可以表示解释、猜测、演绎等。除了“以意译”,“意”“译”连用的短语还有“随意译”。总的来看,“意译”在古汉语中并未成词,“意”和“译”通常只构成线性关系,但不在同一个语法层面上。     

“桂香”考

“桂香”是指生长在印度的一种植物tagara的香气。“桂”是tagara的意译,它的学名叫做tabernaemontana coranaria,是一种属于夹竹桃科山辣椒属的植物,它的叶、皮、根均可入药,也可以制成香料。tagara逐字音译为“多伽罗”,也音译加（兼）意译为梵汉合璧词“多伽罗香”。“多伽罗香”也叫做“零凌（陵）香”。“多伽罗”又写作“多伽留”“多揭罗”“多伽楼”“多伽娄”。     

"革命"、"共和":清民之际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

辛亥革命导致近代中国政治话语系统的深刻变更 ,典型的表现便是“革命”与“共和”两词汇从古典义向现代义转换。“革命”的古典义是变革天命 ,指改朝换代 ;“共和”的古典义是“相与和而共政事”,指贵族分享国家管理权。 1 9、2 0世纪之交 ,随着社会变革的推进和西方文化的传入 ,二词内涵发生异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 ,承袭“汤武革命 ,顺天应人”、“相与和而共政事”的传统话语 ,又汲纳来自英、法的社会革命论与来自法、美的共和主义思想 ,赋予“革命”、“共和”以现代义 ,与世界义接轨。而日本人幕末、明治时期借用汉字旧词“革命”与“共和”意译西方术语“revolution”与“republicanism”,被流亡日本的中国政治家及留学生传输回中国。这两个挟带西学内涵的汉字词为方兴未艾的中国近代革命—共和运动所采纳 ,成了辛亥革命乃至整个中国近代的中坚概念。“革命”与“共和”经历“中国创制的古典词—传入日本并发生演变—近代日本借以意译西方术语—从日本逆输入中国”这样一个跨国度、跨文化的传播过程 ,其间还发生改良派与革命派对两概念不同诠释的论战 ,其结果是现代义、世界义的“革命”与“共和”概念在中国逐渐普及。然而 ,现代义、世界义的“革命”与“共和”理念在中国被正确理解、健全     

文学翻译基本原则初探(上)——再评《哈姆莱特》几种中译本

翻译,长期以来就有“直译”与“意译”之争。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太笼统,随后也有不少人对此作过具体阐述,也有许多人提出了异议。从理论上讲,“直译”与“意译”之争和“信、达、雅”之辨,是互不相干的两码事,但实际上却是互相交织、不可分割的一回事。一般说,“直译”侧重的是“信”,即忠于原文;“意译”强调的是“达”,即     

论近几年外来词“ok”“byebye”在我国的广泛应用

每一种语言都有一定数量的借词。借词又叫外来词。它指的是音和义都借自外来语的词。在吸收外来成份的时候,汉语与别的语言不同,它不喜欢借音,喜欢用汉浯的语素来构词。很多借词都因此由音译词改成意译词。如英语借词“telephone”音详“德律风”。人们不习惯,后改成意译词“电话”。“bank”音译成“版克”,后也意译成“银行”。“microphone”最初音译为“麦克风”,人们觉得别扭,又改成“扩音器”。再如俄语借词“X,Ic6”音译成“裂巴”,人们听到这两个音节,见到这两个字,不知代表啥玩意儿,最后仍意译为“面包”。     

晚清翻译小说的意译特点及其原因探究

晚清时期中国译者大量译介外国小说的现象极大地促进了传统小说的演进。在这个过程中,译者在篇目选取,内容处理和语言结构等方面主要采取了“意译”策略。从政治、文化以及译者主体性等因素来探讨晚清翻译小说中的意译特点,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意译的自由及其约束

意译并非真实意义上的“自由”翻译(free translation),而是直译的一种补充,是不得已而为之,本文用实例证明翻译行业中存在滥用翻译“自由”的倾向,说明直译和意译争论并非没有意义,主张从几个方面约束翻译的自由,首先,译者并没有自动选择意译的自由:只要直译不导致误解,就不应选择意译,其次,意译不应导致意义和语言形式的重大损失,也不应破坏文学形象。     

翻译中的直译与意译

关于翻译的方法历来为各种学派争论的焦点,可谓百家争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透过众多译法主张,不难找出他们所恪守的一条准则,即翻译的标准。翻译的标准是检验一切翻译理论合理与否的唯一准绳。本文从直译和意译的基本定义出发,依据翻译的标准,针对其各自的优点与不足分别加以阐述,究其内在的相互关系并进一步讨论翻译活动中各自所遵守的基本规则。     

翻译理论与翻译伦理

随着国际交流的扩大和加深,翻译活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在翻译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一直以来颇有争议。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对译者角色的理解和社会预期也相应提升。近年翻译界讨论的"归化"、"异化",其实也包含翻译伦理问题。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及其实践涉及译者译作的多元文化态度、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对原文重写的尺度、译者的责任等翻译伦理方面的问题。作为译者,在翻译时有必要对相关伦理问题有所思考,并体现在其翻译实践活动中,真正做到尊重多元文化、沟通多元文化。但翻译伦理的内涵与外延究竟是什么,应保持在一个什么度上,作为翻译研究,更应深入探讨。     

英语教学翻译与翻译教学

英语教学任务和目标是在不同阶段培养相应的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其有机组成部分包括教学翻译与翻译教学,这是两种概念不同,目的相异但又相互联系的教学设计类型。本文尝试由语言教学理论和语言教学角度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在概念和目的上不容混淆,但二者教学上存在着相互联系。     

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西游记》中佛教用语的翻译策略对比

文章通过对彼得.纽马克提出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进行阐释,结合余国藩和詹纳尔Journey to the West在翻译《西游记》中对佛教用语的翻译,比较这两种翻译策略在文化传递中的不同作用。指出在处理佛教文化负载词时,余国藩的译本更加倾向使用语义翻译,旨在达到传递佛教文化的目的。而詹纳尔的译文多采用交际翻译,以提高译文在西方读者中的可读性。     

直译与意译和归化与异化之比较

翻译领域一直存在着直译、意译的争论,后来又演变成为关于归化,异化的争论,这两对概念既有相通之处又有本质上的不同。文章从两对概念的争论出发不仅探究了两者在文本选择、传译、目标人群、使用的主要领域和使用动机层面的不同,还简要探讨了两者之间的联系。     

论基于自译视角的翻译策略

由于翻译策略的变化反映着翻译理论研究范式的发展和变化,翻译策略研究成为翻译研究的核心问题。作为特殊翻译形态的自译本身具有生成性、过程性和内部回应性的特点,可以为翻译策略的研究提供一个内视角,增强了对翻译策略的解释力。     

功能翻译学目的论与文学翻译

由于文学文本的特殊性,学术界对其翻译评判标准莫衷一是。本文选取德译中和中译德作品各一部,从功能翻译学的目的论角度,采用文本对比的方法,探讨功能翻译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适用性。     

后现代主义翻译观与翻译教学

罗斯玛丽.阿罗约后现代主义翻译观反对盲目崇拜原作权威,在课堂教学上强调译者积极参与意义建构的做法解构了传统的翻译教学模式,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翻译权力观,提高了译者的地位,使翻译不再为不忠实带来的罪恶感所捆绑,具有积极意义。但对意义的不稳定性的阐述似嫌矫枉过正,有待商榷。     

论翻译认知结构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

翻译认知结构在翻译学习中具有重要作用。已经形成的良好的翻译认知结构是后继翻译学习和实践的核心条件,形成良好的翻译认知结构是翻译学习的核心任务。编制诊断性的测验能了解学生原有的翻译认知结构,运用比较法能合理建构翻译认知结构,提倡复译能有效改善翻译认知结构。     

等值论与功能语篇翻译

等值论认为翻译活动是跨越时空和语言的交际行为。翻译等值体现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语言和语用两个方面。等值论的核心内容是“功能等值” ,不能片面、绝对化地理解等值论中的“对等”概念。等值论对功能语篇的翻译有着全面、积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