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视角下的粤港区域合作演进分析

粤港两地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化相容,两地相互影响深远。改革开放后,两地区域合作成效显著。文章认为,区域合作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变迁过程。粤港两地区域合作经历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个阶段。在诱致性制度变迁阶段,粤港形成了由企业主导的"前店后厂"区域经济合作模式,促成了香港经济的转型与广东经济的崛起;在强制性制度变迁阶段,粤港形成了政府主导的合作模式,区域合作向多领域拓展。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粤港区域合作不同阶段也面临着不少掣肘,因此,笔者提出需求诱导型制度变迁、完善配套制度和加强制度认同等策略。     

强制性制度变迁及其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影响

根据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史表明,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变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即国家或政府主导证券市场的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它使证券市场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无法克服的缺陷。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变迁的路径应向诱致性制度变迁发展,而摆脱利益倾向和健全法制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保障。     

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变迁探析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体制变迁过程是在市场机制缺损的条件下由政府部门来推动的，由此便决定了国有企业的体制变迁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而非诱致性制度变迁。因此，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成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紧迫任务，其中建立企业法人财产制度应成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所在。     

维护我国产业安全的制度变迁模式初探

我国产业安全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维护我国产业安全的制度变迁模式应是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企业主导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合。在制度变迁路径的选择上 ,既要承认路径依赖不可避免的影响 ,因而采取一定程度的适应性变迁方式 ;又要充分注意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的消极影响 ,确立更新性制度变迁方式的主导地位 ,以最终克服路径依赖     

加入WTO与企业制度的强制性变迁

国企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中国加入WTO后将是一次深层次的改革开放 ,将使企业制度进行一次强制性整合。我国应当进行自觉的企业制度变迁 ,真正建立起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 ,使企业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市场主体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的证券市场

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动力是内生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动力是外生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容易导致诺思路径依赖Ⅱ.中国证券市场的制度变迁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并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我们应该打破这种状态,使其回到正确的制度变迁轨迹上来.     

从诱致性制度变迁到强制性制度变迁:温州民间金融改革

中国的民间金融经历了典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过程,早期的民间金融和民营经济协调发展,民间金融响应获利机会实现了诱致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变迁存在内部规则难以外部化、制度供应不足和制度滞后等问题,制度供需矛盾要求政府推动强制性制度变迁。民间金融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受到政府的政治稳定偏好、变革动力不足、多个要素市场扭曲、充分的诱致性变迁、利益集团施压等因素的影响。温州作为金融改革试点,也可以理解为渐进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基于政府性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模型

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制度变迁的收益和成本以及制度变迁的效率无不与政府息息相关,政府的性质将直接影响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绩效和决定其成败。"扶植型"、"掠夺型"作为两个对称的理论概念,反映了两种具有完全不同性质的政府的基本行为模式。     

基于政府性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模型

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制度变迁的收益和成本以及制度变迁的效率无不与政府息息相关，政府的性质将直接影响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绩效和决定其成败。“扶植型”、“掠夺型”作为两个对称的理论概念，反映了两种具有完全不同性质的政府的基本行为模式。     

统筹城乡社会保障框架的制度构建

从制度变迁的两种模式——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入手,分析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现实必然性,进而从利益集团的角度分析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牵涉到的相关利益集团,明确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路径。     

中国占有制度的变迁: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因素

制度总会不断创立、修正、改革和创新,这一过程被称为"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有两种模型——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对于作为中国民事法律制度的占有制度而言,亦会存在不断创立、修正、改革和创新的变迁过程,影响变迁的动因中既有社会动因、经济动因,亦有技术动因和观念动因,这些动因有诱致性的也有强制性的,本文试图从制度变迁理论中汲取养分分析占有制度变迁的动因,找出其中的强制性动因和诱致性动因,对占有制度的变迁做历史解释的同时,亦为当代的占有制度的完善提供历史的注解和历时的支撑。     

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时机选择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时机选择关系到制度变迁成本的高低 ,关系到制度变迁的成败 ,因而选准制度变迁的时机尤为重要。本文主要探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进入和退出时机 ,并用实际案例进行检验     

政府职能转变与制度变迁依存关系分析

当前经济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由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 ,要注重培育制度变迁的主体 ,增强政府的有效制度供给 ,转变政府的职能 ,使之适应制度变迁方式的变化。     

从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看中国节能制度演进的逻辑

中国推行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是节能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纵观中国能源制度的变革历程,运用制度变迁理论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中国节能制度演进的逻辑。第一,节能制度变革应顺应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因时而动、顺势而为;第二,节能制度变革应循序渐进,注重策略与效率,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第三,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的结合是节能制度变迁的有效路径,以强制性方式推动变迁,以诱致性方式促使变迁深入。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变迁机理分析——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

文章在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梳理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变迁历程,探究其变迁机理。研究发现,由于制度的供求失衡而导致制度非均衡状态进而发生制度变迁;政府作为制度的供给者存在成本与收益考虑,只有当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或等于成本时才会推动变迁;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演进逻辑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即制度内容设计上依赖土地保障、家庭养老模式,推动制度变迁的方式上依赖渐进式强制性组合模式。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探讨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依赖于发展战略的制度环境,是随着农作制度的演变而变迁的,是以连续的、渐进的变迁方式进行的,是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已经历了两次变迁,并且正在经历着第三次变迁。     

论经济转轨时期诚信制度的变迁方式

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作为非正式制度变迁的现代诚信意识的养成明显滞后于作为正式制度的变迁的经济体制改革.如果诚信制度的变迁继续按照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进行,其缓慢的变迁过程会导致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不相容,从而影响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通过理论和实践可以证明,诚信制度的变迁不一定必须通过诱致性变迁方式而缓慢变迁,可以通过采取一些强制性措施加快其变迁速度.     

以契约行政为路径推动中国行政法的改革

行政法的变革其实就是制度创新的过程。诺斯指出,制度变迁过程既可以由政府通过法律、政策和命令强制推行,也可以由个人或社会团体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前者被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后者则被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以政府为主体、自上而下、具有激进性质的制度变革。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以微观行为主体为主体、自下而上进行     

论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创新模式的选择

强制性变迁模式、诱致性变迁模式及各自特点如果从制度供求方面以及变迁过程角度来划分制度创新的基本模式，则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两种模式是最恰当的所得。强制性变迁属于供给推动型的变迁方式，诱致性变迁属于需求诱导型的变迁方式，这是两者在性质上的根本差别。强...     

浙江制度变迁的演进路径与战略选择

就总体而言,浙江制度变迁是与群众和基层自主的创业活动相伴推进的,由此形成了一种以内生的制度变迁为主要特征的制度变迁路径。生产力发展优先与制度变迁的次优战略、制度模式的多样性及其融合、经济民主等,构成了浙江制度变迁模式的主要内容;巨大的市场空间构成了浙江制度变迁模式的逻辑前提;激励因素较强与交易成本较低,构成了浙江制度变迁的重要推进因素。浙江当前制度变迁推进的主要问题是制度不均衡,要在继续推进内生的制度变迁的同时,着力加快宏观配套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