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奉宪示禁”与“阖乡公约”之间——明清福建同安县规约碑中的社会秩序

福建同安县的规约碑最早可上溯至晚明,入清以后才大量出现,形成“规约碑铭化”的现象。“树碑”过程有助于将规范嵌入公共空间,营造出权力持久化和日常化的政治景观,反映了晚明以后在社会秩序复杂化的背景下,官府与乡族共同整编社会秩序的努力。规约碑可分为“奉宪示禁”和“阖乡公约”两类：前者以官府权威独断的面目呈现,但背后往往是乡族集团策略性选择的结果;后者除了表明自治化的深入发展外,也表明地方乡族与官府权威的互动交流。“奉宪示禁”与“阖乡公约”之间的密切关系,体现了明清时期中国地方社会秩序运作的复杂性和流动性特征。     

释“市井”

在记载夏商周三代历史的文献资料中,“市井”的使用已较为普遍。一些学者将其释为“按井田而划分的农村集市”,似与史实有些出入。首先从当时人们对“市井”一词的用法来分析。《国语·齐语》云:“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这说明市井乃商贾云集之地;《后汉书·刘宠传》云:“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此处所言市井显然也不会是乡村集市,否则便不会使山民白首而不入。《孟子·万章(下)》云:“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为庶人。”在远古时代,“国”与“城”有互通之处,立国即为筑城。孟子在这里明确将城市中的“市井之臣”与乡…     

“均露均霜”应作何解

在武则天的《石淙》诗中,有“均露均霜”一语。郭沫若先生从肯定均田制的观点出发,认为这是歌颂均田制的,是武则天保护均田制的根据(《我怎样写<武则天>?》《光明日报》1962年7月8日)。黄永年先生则从否定均田制的角度说:这均露均霜只是即景成文,与田之均否略无关系(《评郭沫若同志的武则天研究》,《陕西师大学报》1980年第3期)。究竟“均露均霜”是什么意思?惜二位先生未作深论。我认为“均露均霜”确实没有歌颂均田制的意思。一、据《全唐文》卷97《夏日游石淙诗序》记载,武则天写《石淙》诗,完全是为了赞美石淙一带的自然形胜。二、从当时群臣所写的应制诗来看,也没有     

“离土不离乡”长短论

近几年来,我国农业人口转化有所松动,但基本上仍在农村范围内进行,所谓“离土不离乡”,正是对这种独特的转化过程的形象概括。农业人口按照这种形式实现较大数量转化的地区,农村的非农业长足发展,集镇繁荣,农民收入提高,生活富裕。“离土不离乡”,对推进我国城镇化确有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如果由此而认定农业人口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就地转移”,进而把“离土不离乡”作为我国     

没有“中庸之道” 只有阶级斗争

孔老二极力鼓吹“中庸之道”,他的后代“衍圣公”们也大唱这种骗人经。翻翻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革命人民与封建王朝的交锋中,“衍圣公”们从来都不是“不偏不倚”的,而是遵照他老祖宗反对“犯上作乱”的旨意,勾结封建官府,对农民起义进行血腥的镇压。农民一起来革命,他们就向官府通风报信,供给粮餉,请求救兵,或组织反动武装配合官府屠杀起义的农民。一七二一年一月,泗水县的盐民举行起义,孔府就马上请清政府派骑兵、步兵     

农业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转移方式存在的问题分析

农业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转移方式存在的问题分析辛仁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总量超过１．５亿，其中以“离土不离乡”方式转移的人数为０．８２亿，占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总量的５４．６％。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其他方式相比，“离土不离乡”方式...     

毛泽东“三农”思想概论

“三农”指农业、农村和农民 ,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 ,虽然三者的侧重点不同 ,但必须一体化地考虑这三个问题。解决好“三农”问题 ,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富强的重大问题 ,而且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推翻“三座大山”、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时期 ,始终关注“三农”问题 ,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系列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 ,为中国人民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三农”思想。毛泽东…     

“十里一乡”和“十里一亭”——秦汉乡、亭、里关系的决断

《汉书·百官公卿表》关于乡、亭、里的记载是: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按《后汉书·百官志》“一里百家”记载计算,如果真是“十里一亭”、“十亭一乡”,则一乡为万户,这就与《百官公卿表》本身“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的记载相矛盾。早在一九五四年,王毓铨先生在《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系统说》一文中就指出,十亭一乡“不是原误,便是后人的窜改,原文     

北魏均田制研究史

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颁布的均田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土地法规,历史影响深远。近百年来学术界对均田制展开了大量研究,研究的中心议题包括:均田制的渊源和实施背景问题,均田制的目的、作用及其实施情况,以及均田制的性质问题。关于均田制的渊源,一般是从北魏百年历史发展及中原传统土地制度中探寻,大多追溯到北魏初年以来实施的计口授田以及西晋的占田制,或进一步上溯到曹魏屯田制、汉代名田制、战国授田制、西周井田制等,既强调北魏初前期制度的影响,又认为均田制的渊源具有多面性。关于北魏均田制出现的原因或背景,往往是和其目的或作用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的,主要是在分析李安世均田疏及孝文帝均田诏相关内容的基础上进行论述,即实施均田制就是为了解决豪强兼并、贫富分化而导致的民众贫穷饥馑的严峻的社会现实问题,认为均田制既有抑制豪强兼并的一面,同时更强调均田制是为了鼓励垦荒发展农业生产,目的是使无主荒田与无地农民结合起来,其在恢复北魏农业生产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关于均田制的性质,也就是其所体现的土地所有权问题,主要是围绕均田制是国家土地所有制还是私有土地所有制,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孰轻孰重的问题展开论述,也有个别学者强调均田制体现了拓跋鲜卑的农村公社性质,或者是带有村社性的一种封建土地所有制度。总的来看,学术界关于北魏均田制的观点还存在较大分歧,应该说尚未形成最后定论。     

小城镇发展与“三农”问题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以土地革命解决农业出路问题,以农村包围城市解决农村在革命中的地位问题,以农民为主力军解决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从而科学地解决了“三农”问题,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经验表明,必须把“三农”问题放在战略的高度加以重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就包括对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途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农业生产关系问题;乡镇企业解决了…     

农民的传统特征在解体

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是和乡土性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居住在农村,以农业为主要生计来源,农户经济建立在家庭为单位的基础上。农民的这些传统特征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就职于农”、“经营农业”以及“乡土性”等传统特性正在解体。通过流动、迁移和非农就业加入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历史潮流是传统农民发生变化的重要方式。     

唐代有关徙民的限令与官府所组织的移民

唐皇朝为了有效地控制治下的人民,以保证其赋役征发的来源,通过完整而严密的籍帐制度、“五保”制度将民户牢固地控制起来,并以种种严格的法令条文限制人民的迁移,因而原则上民户的自发迁移乃是非法的行为。只是在法令特定的范围内,可作有条件的迁移。 《大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载唐令有云:“乐住之制,居狭乡者,听其从宽,居远者,听其从近,居轻役之地者,听其从重。”     

发展农村市场经济的有效途径——对博湖县农村发展“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调查

博湖县是一个农业县,现有6个农业乡,29个村,119个村民小组,人口48486人,其中农业人口37763人,占全县人口总数的77.8％,现有耕地13.5万亩。博湖县以拥有全国最大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而得名,鱼类资源和芦苇资源丰富,是新疆重要渔业生产基地和全国四大芦苇生产基地之一。近年来,博湖县开发利用渔业资源和芦苇资源的同时,在调整农村种植业结构中,因势利导,突出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农民种植业技术较高的优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大力发展“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区域化经济。目前,全县6个农业已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化专业种植小区,有近半数村成为“一村一品”专业村,其“一品”产值占全县农业产值的60％以上,一品收入占农村入均收入的70％以上,“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农村多种经营格局初步形成,促进了全县农村经济的发展。     

評賀昌群著“汉唐間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

贺昌群先生所著“汉唐間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八月出版),是最近出版的一本研究汉唐間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專著。在这本书中作者根据比較丰富的史料“对公田制和均田制以及和均田制有关的府兵制的一部分”加以     

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

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最深刻的莫过于乡村社会转变。中国乡村社会经历和正在经历着从“散”、“统”、“分”到“合”的不同社会阶段。乡土社会变迁必然伴随,并需要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变。从以“统”为特点的人民公社,到以“分”为主要特点的农村改革时期,乡村治理结构表现为“乡村政治”,即在乡一级恢复建立乡政府,在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随着市场化现代化的发展,这一治理结构应该加以创造性转换,建立“县政、乡派、村治”的治理结构,即:县具有更多的治理自主性;乡只是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专事政务和指导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主要从事村民自治工作,由此使其治理合理化。     

瞿秋白同志的“餓乡紀程”和“赤都心史”

一在“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初期,出現过不少的散文著作。瞿秋白同志所写的“餓乡紀程”(1922年出版,出版时曾又名为“新俄国游记”)与“赤部心史”(1924年出版),堪称是当时独树一帜的,极为优秀的兩部。瞿秋白同志是1920年。被北京晨报社聘为記者,派住俄国去做采訪工作的。当时是十月革命之后,中、俄初次通車,路途十分不便。瞿秋白同志从北京动身,經过天津、奉天、哈尔濱、滿州里、赤塔、伊尔庫茨克、沃木斯克等地,走了三个月零九天,才到达俄国首都莫斯科。这一路途中的見聞經过,具体事实,以及作者內心的变化起伏,就构     

论“三农”问题的求解路径

“三农” 问题(农业、农村和农民)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在我国又是一个特殊性的问题。对于如何解决我国的“三农” 问题,目前争论较多。有人认为“三农”问题无解,有人认为“三农” 问题有解,甚至近期就可以彻底地解决(即急解)。究竟“三农” 问题的解如何?文章认为“三农”问题有解,但是只能缓解,不能急解。     

“有教无类”新解

<正> 孔子一生的主要实践活动是从事教育工作。从二十二岁开始“设学于闾里”到七十三岁终老,办私学达半个世纪。一个大思想家如此长久地做教育工作,即使在为官的几年里也未停止,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罕见的。“学在官府”是殷周以来的传统。享有文化是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和专利品,贵族以外的人没有这种权利。到了春秋时代,随着奴隶制度的衰落,文化典籍大量流散民间,出现了文化下移的趋向。孔子主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又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     

“绿色王国”里的强者——记农民技师张理高

他是萍乡市育种最多贡献最大的一位育种专家,江西省农牧渔业厅破格授予他“农民技师”的技术职称,当地群众给他以“育种状元”的美称。这位普通的农民,今年44岁,家住湘东区排上乡,出身于“世代稻香门第”,是一名种田能手。排上乡政府看中了这位“状元”,把他调到乡农技站任农技员,负责全乡的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十年前,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出现激发了农民科学种田的积极性。张理高看到广大农民迫切需要杂交水稻种子,毅然走上了繁育杂交稻种的专业化道路。     

略论杂户“贱民”等级的消亡

杂户作为封建制度下的被剥削阶级中的一个特定阶层,始形成于十六国时期,它是当时各族统治者从被征服诸族中掳掠而来的,以军事方式管理并随军服役的一种特殊户口,时又称营户。到北朝,杂户转为隶属官府,供役于诸司,并被确定为“贱民”等级,同时其来源亦从被掳人口变为由罪犯充配。至隋唐时朝,杂户又有很大变化,特别是到唐代,作为“贱民”中的一个等级,它渐趋消亡。关于十六国和北朝时期杂户的情况,我已另文讨论,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