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性恶”论原义

在荀子,其所谓"性恶",既不是说"人之所以为人者"是恶的,也不是说人的自然情欲本身就是恶。其真正的含义是:人的自然情欲本身无所谓善恶,但不受节制的自然情欲必然导致恶。此即荀子所谓的"性恶"。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荀子这里,一方面,人们并不必因为"性恶"而放弃对礼义道德的追求,因为"性恶"并没有剥夺人们向善的能力;另一方面,对于耳目口腹等自然欲望,人们可以有一个更为积极和健康的态度,道德并不要求人们"去欲"和"寡欲",人们所要做的仅仅是立定心志,把住方向,使情欲的实现始终是在人类共同的生活规范———礼义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掩耳盗铃”把己害

每到炎热的夏季,冬天里偃旗息鼓的股癣又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不少人股内侧和臀部会出现小丘疹或水疱,形成大片皮疹,并常伴剧烈瘙痒,这就是股癣,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座斑疮.它由真菌引起,具有一定的传染性.那么,我们应如何与它"作战"呢?     

再论李渔的“虚实”观

李渔所谓"实则实到底",是基于剧本写什么而提出的所谓"虚则虚到底",强调的是剧本选材如果是无所依凭即可发挥作家的创造性,大胆虚构。吴梅深得李渔作剧法之精义,沿用李渔"实则实到底,虚则虚到底"之说本身已说明他的见解与李渔此句之含义并无出入,所谓"揆情度理"之补充其实已在李渔精义包涵之中了。     

孔子“出妻”说及相关问题

历代学者多认为孔子"出妻",儒家不重视婚姻家庭,这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孔子生活实际的认识,甚至导致人们对孔子的学说产生怀疑。实际上,《礼记》、《仪礼》、《孔子家语》等典籍的相关记载,并没有所谓孔子"出妻"之事说,所谓"孔氏三世出妻说"、"四世出妻说"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儒家十分重视婚姻家庭的和睦对治理社会的重要作用。     

中国传统史学“实录”范畴的经学取向

实录是中国传统史学中重要的史学观念和史学批评范畴。一般认为,实录就是按"实"而"录",即如实载录史事。但在以彰善瘅恶、予夺褒贬、申以劝诫为主旨的《春秋》经学统摄和指引下,实录所录史事并非客观历史真相,而是善恶之实和褒贬之实,并以之作为载道、明道的基础,体现出鲜明的经学取向。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实录观念,一半是经学,一半是史学,以经为体,以史为用,与近代史学客观理性和实证精神有较大差异。这种把善恶褒贬注入史事的史学撰述形式,反映了《春秋》经学对于传统史学的统摄和史学对于经学依归。     

“象刑”解

《江汉论坛》1984年第九期载李衡梅同志《中国古代刑法渊源》一文,将上古传说中的"象刑"解释为源于原始社会的荣誉刑.我们认为,如果仅就所谓"黜(黑屋)之刑"或者"墨幪之刑"而言,这样解释未始没有道理,但是说到"象刑",这就不对了.所谓"象刑",应当是由原始刑法向成文法典过渡的中间形态.     

《太史公书》由"子"人"史"考

"史"字在先秦时期本指"史官",并无称"书"之义;"史"之称"书",合称"吏书",也有其复杂之变迁过程.<太史公书>本非"史书",亦无今日<史记>之名."史记"一词在先秦时期原指"吏官之记",后始成为<太史公书>之专称.而<太史公书>转为<史记>专名化之过程,实亦即<太史公书>在属性认知上逐渐史书化之过程.司马迁之<太史公书>亦由私人家言的"子书"而逐渐演变为所谓"史书",并被称之为"史记"与<史记>.     

历史的“五四”与文学史的“五四”

历史的神话往往是被历史的书写者有意或无意缔造的,人们一旦接受了神话化的历史,便不再对神话以外的书写感兴趣,对已浮出水面的新鲜史料也视而不见.被许许多多部文学史约定俗成书写出来的"五四",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五四".历史呈现出的多元复杂相貌的"五四",也许因为书写者习用非第一手资料,甚或因为意识形态化的缘故,在文学史中编排成了单色调的统一面孔.几乎任何一部文学史书写出来的"五四",都是出自同一模具的产物,近乎千部一面.尽管时至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但有关"五四"诸多历史的细枝末节仍被文学史遮蔽了,与之相关的许多人与事和因果的逻辑关系常常呈现出史料不足的简单,学术结论也往往显出缺乏实证的草率甚至武断.我们对真正读懂"五四"还有不小的距离.     

留意身边的“甜蜜”隐患

糖在人们心中是幸福和甜蜜的代名词.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糖尿病、肥胖症和高血脂疾病的日益增多,糖又成了许多慢性病的"主犯",人们很忌讳它. 糖对身体的影响 糖不仅给人带来味觉上的享受,还是人体必不可少的营养素.各种糖进入胃肠被消化吸收后,都迅速地直接或间接转化为葡萄糖,即人们常说的血糖.血糖是人体细胞的重要能源,可以通过氧化作用释放出能量、二氧化碳和水.     

“殷”名号起源考

甲骨文中用作地名或国名的"衣"字,本为东夷族称的转化字,商代末年周人称商为"衣",实际是指商人为夷人.入周以后,周人仍多称商为"衣",又或称为"殷","衣"、"殷"名异而实同."殷"名号的通行大约始于周康王时.旧说商又称殷起于"盘庚迁殷"是没有根据的,以商都为"殷"亦出于周人的习称.     

以声求“气”——古诗文朗诵与“文气”解构

曹丕在<典论·论文>提出了"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主张,后人概括为"文气"说.而什么是"文气"向有争论.我们认为,所谓"文气",是声与情结合的产物,是通过吟诵作品时,所获得的一种美感.而且古典诗文的"文气",通过朗诵,可以得到重新的解构.     

栽在社交“暗语”上？

这年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谓"圈子化生存",有圈子即意味着有门槛,有"暗号". 网络上居然流传起一个所谓社交"黑话"、"暗语"的帖子,说什么"善于社交"暗示在酒桌上能喝;口头说"我当然也很关心",心里却想:"谁有空管这事啊?"等等……     

二程对“孝悌其为仁之本”的解读及其伦理意义

在二程(程颢、程颐)看来,"仁"作为儒家追求的道德理想,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体现在日常人伦中的、通过行动可以实现的道德目标,而孝悌就是实现这一理想的初始阶梯.行孝悌本身就是在行仁,就是在朝着"仁"的目标迈进.也就是说,行孝悌,不仅使自己成为了"人",而且成为具有"仁"德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二程释"为仁"为"行仁",不仅包含了人之为人的问题,而且要求人们落实行动,进行道德践履,实现言行一致,其伦理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张爱玲不是“摘帽汉奸”——回应陈辽“遮蔽”一文

张爱玲在上海沦陷期间既不是汉奸政权骨干分子,也不是上海伪文坛的当权派,也未拿过伪政权的津贴,她的作品未有所谓"协力大东亚战争,驱逐英美以争取大东亚民族解放"的主题.无论说她是"文化汉奸"还是"依附敌伪的作家",都不恰当.     

再论李渔的"虚实"观

李渔所谓"实则实到底",是基于剧本写什么而提出的所谓"虚则虚到底",强调的是剧本选材如果是无所依凭即可发挥作家的创造性,大胆虚构.吴梅深得李渔作剧法之精义,沿用李渔"实则实到底,虚则虚到底"之说本身已说明他的见解与李渔此句之含义并无出入,所谓"揆情度理"之补充其实已在李渔精义包涵之中了.     

王阳明“致良知”探微

阳明所谓良知,就是人所固有的先验道德意识、先验道德规范和先验道德本体,就是天理人性的自觉自明;阳明所谓"致良知",就是本心良知的发明扩充与发用流行,就是知行合一并进的过程;阳明"致良知"的方法原则与功夫理路主要包括立志成圣、知行并进、动静结合、内外合一四方面内容。     

“离骚”新解

《史记·屈原传》曰:"离骚,犹离忧也."于"离"字未作进一步说明.应劭以"遭"训"离",王逸以"别"训"离",二说均未必是.《易·离》:"离者,丽也."明代杨慎《丹铅杂录》说:"丽之为训,连也,又双也."《礼记》所谓"离坐离立",正是"丽坐丽立"——相并而坐、相并而立之意.在先秦、两汉以至隋唐文献中,"离"与"丽"通假,都是相连比并之意,是不言而喻的.故先秦、两汉典籍中,常于"离"字不下注脚,这正是太史公于"离"字"初未明下注脚"的原因.准此,"离骚"当理解为"双重乃     

思想及其历史的生活渊源——论“思想史”及其“对象”问题

哲学史就是关于"形而上者"的思想史;而其它思想史则是关于"形而下者"的思想史;但思想史还应有一个更本源的视域,那就是关于那种先行于形而上者、形而下者的观念层级的视域,也就是那种未被理论化、甚至未被意识到的、类似于所谓"集体无意识"的领域.这种视野更为宽阔的思想史,可称之为"观念史".作为"研究对象"的"思想的历史"乃是基于"主一客"观念架构的,而这种观念架构及其双方则均渊源于当下的生活感悟,"思想史"由此而可能.     

火眼金睛“读心术”妙招应对“坏孩子”

提到那些调皮好动、惹是生非、行为异常、学习成绩差的"坏孩子",许多老师都有诉不完的苦.这些孩子任凭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就是顽固不化,让老师叫苦不迭.在家里,他们的表现同样不尽人意.家长也无能为力,一筹莫展.这些所谓的"坏孩子"让许多家长和老师幸福感倍失,甚至严重影响到老师和家长的生活质量.问题到底出在哪儿?老师和家长该如何应对?     

浅论东西方绘画语言之比较

西方绘画十分讲究透视法,所谓透视法,简单地说,就是用线条或色彩在平面上表现立体空间的方法。而东方绘画则不大讲究这些,在东方画家的意识中几乎没有透视的概念,中国古人常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一体,是他们追求的高妙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