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府理性到公共理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性路径分析

政府理性是指政府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机制与能力。如同其他社会行为主体一样,政府理性也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现代政府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党的理性活动表现出来的。公共理性是横跨国家理性、政党理性、利益集团理性和个人理性,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机制和能力。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政府理性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呵护与培育,社会行为主体理性的公共化,现代公民意识、公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是现代政府理性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进程中的有效路径,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必由之路。     

论政府在公共理性生成中的作用

通过对目前国内三种较具代表性的公共理性的界定的分析,本文提出公共理性是现代社会中沟通国家理性和私人理性的中介,阐述了公共理性的六个特征.在此基础上,作者详细探讨了在中国"强政府"和"弱社会"的背景中政府在推动公共理性生成中的作用.     

论政府在公共理性生成中的作用

通过对目前国内三种较具代表性的公共理性的界定的分析,本文提出公共理性是现代社会中沟通国家理性和私人理性的中介,阐述了公共理性的六个特征。在此基础上,作者详细探讨了在中国“强政府”和“弱社会”的背景中政府在推动公共理性生成中的作用。     

情感支持、理性治理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价值定位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具有情感支持与理性治理的价值定位;随着多元化主体的参与,二者呈现出情感支持理念理性化、理性治理理念情感化的交融状态。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政策有情感支持理念强、理性治理理念弱,理性治理理念强、情感支持理念弱,情感支持与理性治理理念均弱化等发展方向;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需要协调情感支持理念与理性治理理念。文章认为,作为应对策略,可以通过强化家庭养老的理性治理理念、健全上门服务中的情感反馈机制,以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的标准规范;通过智慧养老设备与情感支持理念的融合、大数据服务技术与情感支持理念的融合,以加强养老服务技术中的情感支持;通过对社会服务机构是否盈利进行分类,均衡其情感支持理念与理性治理理念,以规范社会服务机构的价值定位。     

公共理性视域下当代道德建构之维:理念、制度与文化

人文启蒙历史情境下生成的公共理性是近现代文明奠基石,其生成逻辑对当前国内道德建构有着重要启示。"人是目的"理念系公共理性之宗旨,共同体信念系"人是目的"社会通约,只有确立共同体信念且生成公共理性交往秩序,传统"差序格局"与"原子式"交往困境才能向普遍信任交往方式转型。转型期政治制度实践必须具备创建良好公共秩序与满足社会道德需求的基本效能,政治共同体只有实现善政优化社会结构公平秩序,才能造就制度信任且为行动者提供优良伦理价值认知图景。大众文化系培植审美意向与道德情感不可疏忽的生活载体,审美艺术之本质是将反思判断力而非感官快适感觉作为艺术准绳,从现实质料及实然性中探求超给定性之意义世界与反思维度,启蒙行动者"自己向自己负起责任"的历史主体意识。     

捍卫公共理性--论罗尔斯"政治的正义"的基础

本文选择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来解读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建构,公共理性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公共理性是民主社会的生命力所在,也是秩序良好社会中的公民的普遍理性,<政治自由主义>对<正义论>的一个伟大超越就是其对公共理性的表述.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政治概念既是自由的概念又是自我限定的概念,而不是一种完备性论说的概念,<政治自由主义>的目的是试图将"公平正义论"阐发为一种"政治正义论"并力图为多元化的当代西方社会寻找一种政治正义的"重叠共识".在寻找政治正义的共识中,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论建构的努力正是试图为人类找到一条通向秩序良好生活的普世价值.     

论“理性的公共性与公共理性”之哲学意蕴及启示意义——基于康德1784年两篇文本的分析

康德指明“理性”所具有的普遍性与公共性向度,强调公民应自由且自觉地使用自己的理性进行公开辩论.而“理性”的自由且自觉是产生“公共理性”的前提,“公共理性”则必须征得大多数人同意才具有普遍合法性和实践执行力.“理性的公共性”凸显的是人的内在品质,是个体善;而“公共理性”则标识的是“公意”,属公共善,二者呈现的是“个体至善-社会至善”的互构生态.社会现代化的历史是对民众“理性”持续启蒙的历史,也是“公共理性”不断生成的历史.对康德“理性的公共性”以及“公共理性”的理论澄明,必将对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规则何以可能"的存在论反思

本文从哲学存在论层面反思了"规则何以可能"这个当代制度、规则理论的前提性问题.认为,规则即有序对象性存在自身,社会规则即有序社会存在自身;权力的公共化与能力本位是规则成为文明的合法性基础,社会规则转换的总体方向是以共同体理性为底蕴的不断文明化.     

中国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有效治理的理性路径论析——一种基于公共理性的研究视角

近年来一系列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频发,暴露了我国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尤其是基层治理模式存在着较严重的问题.我们应在深刻反思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基础上,把各地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个案经验汇聚成制度化成果,从地方治理体制、机制上积极探索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理性路径.走向现代公共治理是有效应对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公共理性之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多元社会主体制度化参与公共治理过程,并在完善公共治理的基础上,构建"地方公共治理、跨区域的府际合作治理、官民合作治理、社区公民治理"四者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的"大治理"模式,是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公共理性诉求.     

现代公共理性观念的溯源——康德的公共理性观念及意义

公共理性是当代英美政治哲学一个核心观念,它关涉着现代西方社会多元化导致的冲突之解决。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公共理性概念可以追溯到康德哲学。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主张给予人们以不同方式运用理性的自由,通过理性的批判产生公意,"批判"就象"公共意志",根据全体有理性的人的同意来进行裁决。在《历史理性批判》和《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明确了"公共理性"是法治社会所给予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解决冲突的基本态度。康德对"公共理性"的这种理解,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政治哲学,特别是其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之间的有意义的联系和意味深长的区别。     

如何理解“宗教共同体”——答张庆熊教授

张庆熊教授同意宗教共同体的宗教间多元通合、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的核心理念,但不同意宗教共同体的提法,并对终极实在、理性信仰等概念提出质疑。然而,他对宗教共同体、理性信仰的质疑系出于误解,他对终极实在形式否定但又实质肯定,他对理性与宗教信仰关系的观点存在明显的自我矛盾。实现宗教共同体的多元通合、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理念有赖于各宗教求同存异,并且有各宗教诸多共同之处可以作为其基础。张教授的宗教多元是围绕同一座山即同一中心的,其实与他批评的希克的宗教多元论并无实质的不同。被张教授赞许的哈贝马斯的宗教融入公共领域、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的主张是治疗现代社会伦理缺失的一剂良方,但如果各宗教不能首先解决相互之间的纠纷冲突,形成某种形式的共同体,将会把政教分离欲避免的冲突问题重新带入公共领域,因而缺乏体制保障。     

价值规导与实践体现：公共理性与公共治理互动分析

公共理性是有限理性和渐进理性,是公共智慧、累进常识和演进性的公共规则,是发展理性、公民理性.它表达的是公正理念,倡导的是社会合作,运行的是共赢思维,发展的是公共治理的逻辑.其核心是强调权力的合法性和利益的协调性;任务是为政治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提供一个基本合理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尺度.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用公共理性理念来规导和展开公共治理,在公共治理中实现公共理性,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从西方债务危机中的群众运动看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

公共领域是公众基于维护公共利益动机而展开理性对话的公共舆论空间,理性批判和公共利益追求是其基本原则。西方债务危机引发的群众示威、游行、罢工和社会骚乱严重干扰了国家解决债务危机既定方案和应对措施的实施,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使得政府在削减财政支出与获取民意支持方面进退两难,暴露了其公共领域现实存在中的不足。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必须根据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在社会与国家良性互动的基础上,重视公共领域的理性化引导,凸显其公共性"本色",形成一个"强国家"与"强社会"的公民社会模式。     

共同体理性的重建与新经济社会学范式

相对于个体理性,本研究给出社区共同体理性的核心特征,即指向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和社区成员普惠性福利提升,及储备相应的社会资源、自然资源或经济资源,也可以将这一原则概括为增进而非削弱共同的善(the common good)。共同体理性考量在个体理性经济导向中共同体层面被忽视的或隐藏的成本,并考量决策对共同体内部部分个体福利、精神状态的影响。而内嵌于村社共同体理性的小额信贷业务,将信用风险防控纳入到基于社区共同体理性构建过程的信任网络、正向公共舆论监督和经济活动连带关系中。这样的共同体理性的形成,有赖于先期农户的组织化工作,这样的农户再组织化工作以社区的综合发展为指向,并试图将社区范围可持续收益、农户致富与生态可持续性相结合。     

哈耶克的默会知识与社会的合理化生成

哈耶克的默会知识理论揭示出默会知识是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础,在人和社会的生成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是社会有序协调发展的知识和文化根基,应当以个人默会知识效用的最大化发挥作为判定社会运行机制合理性的依据。当前,我们应当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审美理性的有机统一来完善理性,在人们的交往实践中汇聚默会知识,实现科学知识、道德知识、审美知识的共同增长,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与汇聚默会知识和完善理性相结合,克服工具理性和资本逻辑的现代性困境,构建当代中国知识型的合理化社会,增强创新驱动,走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正义感是人的首要美德——罗尔斯双重理性假设之考察

针对罗尔斯提出正义理论属于理性选择理论的见解,批评者表示,罗尔斯是康德主义者,康德道德理性学说冲突于理性选择理论的理性人假设。罗尔斯在康德的道德人观念基础上构建一套细致的正义原则证明程序。他的两个基本理念"自由平等的道德人"理念和"社会合作体系的社会"理念,与理性选择理论倡导的理念截然不同。后者将社会视为基于个人理性的竞争性协调体系,生活于其中的理性人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目的。通过考察可知,罗尔斯提出的是一种双重理性假设,它既源于康德道德哲学,又超越康德道德哲学。单从理性选择视角批评罗尔斯正义原则的辩护逻辑有失偏颇。罗尔斯描绘了这样一个良序社会,正义感是生活于其中成员的首要美德;公平正义是自由平等且通情达理者的理性选择。罗尔斯晚年对公共理性的推崇,改变了其早期对个人理性的偏好,其公共理性观念是"通情达理的人"观念的发展。     

当代转型期我国知识女性的主体意识

我国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最早开始于近代知识女性,她们的主体意识是在近代社会男性倡导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影响下开始觉醒的。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女性的权利获得了政治上和法律上的保障,但由于女性缺乏对自身生活变化的反思,因此,导致女性主体意识的失落。当我国进入到社会转型期后,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利益结构的调整,为知识女性主体意识的理性自觉提供了物质基础;市场经济的特征直接刺激了知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同时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冲击了传统观念,为知识女性主体意识的理性自觉在观念上创造了条件。知识女性主体意识的理性自觉主要表现在她们在工作中和家庭中地位的改变,但知识女性发展的瓶颈要求国家和社会改善女性发展的环境,切实保障女性的权力。     

现代社会中的理性与公共理性

理性是社会行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能动的反映,它是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及其规律的一种基本能力.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在许多情况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人们在对理性反思的过程中,往往会从"理性至上"滑向否定和抛弃理性的极端.现代公共理性应该成为沟通和统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和桥梁,它是横跨国家(政府)、政党、利益集团和个人之间,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能力和机制.以公民社会为底蕴与后盾,现代公共领域的培育和公共理性的提升对我国政治现代化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     

公共理性与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

价值多元化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若任其多元价值无限度冲突就不会有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要求公共理性成为社会基本价值观,对话、讨论、沟通是体现这种价值观的具体方法和程序,是公共决策的合法基础。公共理性缺失是导致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亚里士多德公民理性思想对现代公民教育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以政治动物为人性前提、以公民身份为物质载体、以共和政体为实践基础构建了多维可感的公民理性.亚里士多德公民理性思想对我国公民教育的启示:一是要明确公共理性教育的终极目标;二是要激发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动机和热情;三是要培养行使公民权利的意识与能力;四是要维护社会正义,形塑公民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