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几位赞普的死因探析

在吐蕃赞普中,止贡赞普、囊日论赞、赤德祖赞、牟尼赞普、赤祖德赞和达磨赞普等先后被杀。关于被杀的原因,藏文史料认为是宗教斗争,但更深层次主要还是权利之争。     

解析《赞普五史书》中有关涅赤赞普的传说

《赞普五史书》①是记录吐蕃赞普历史的重要文献,堪与敦煌藏文文献相媲美,并成了诸多藏文史籍的原始素材.《赞普五史书》首次向世人提供了吐蕃历史上十位赞普的非正常死亡原因;首次揭示了涅赤赞普并非来自天界,而是出生于波密的一个普通家庭,并透露了这个家庭被当地人当作“独脚鬼”的传说.     

噶尔家族被降罪之缘由探析

噶尔·东赞宇松及其子孙是吐蕃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辅佐两代吐蕃赞普,对吐蕃王朝的统一、疆域的划定、法律的健全、社会的安定以及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等方面做出过突出贡献。但是,到了吐蕃赞普赤都松芒布杰时期噶尔家族遭到被灭门的悲惨遭遇。文章依据敦煌文献资料和古代汉文史料对噶尔家族被灭门之缘由做一客观的探析。     

波密格南王朝与王族世系史(节译)

据波密内外资料记载及口头传说称:波密格南王或称格南第巴者系古代藏王直贡赞普之子霞赤的后裔。《西藏王统记》中也记载道:“直贡赞普有霞赤、聂赤、嘉赤三子。直贡赞普鬼迷心窍,向自己的属臣朗岸达吉挑战说:‘你当我的敌手！’……交战中,王被朗岸达吉射杀。王的三个儿子分别逃到工布、娘布、波密地区。臣朗岸达吉攫取王位,役使王妃牧马。王妃牧马时,蒙胧睡去,梦见与雪山雅拉香波神的化身一白人交合,后生一子,取名绛格吾     

《格萨尔》中的苯教文化特征

《格萨尔》中的苯教文化特征何天慧苯教是藏族本土产生的原始宗教。据苯教史记载，它起源于古代象雄地方，在吐蕃第一代赞普时就传播到了西藏本上。按照藏族佛教史的说法，苯教在藏区的兴传，大致分为“笃笨”、“恰苯”和“觉苯”三个阶段。“笃笨”是苯教的原始形式，产...     

“信”“望”“爱”之于《肖申克的救赎》

20世纪以来,伴随着西方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的发展,人们逐渐对人性本质和西方宗教产生了怀疑。针对基督教,人们开始质疑它是否值得人们信仰。相较以往,人们对它的信仰程度大大削弱,甚至出现了信仰缺失的现象。而《肖申克的救赎》这部影片,以《圣经》中“救赎”主题为题材讲述了一段越狱的故事。故事意味深长,让人们重新意识到信仰在当今世界的重要性。接下来,本文将围绕“怎样救赎”这一主题,分别从“信”、“望”、“爱”这三方面对影片进行分析。     

吐蕃时期的行政区划与官僚制度

吐蕃时期的行政区划及官僚制度,是在朗日松赞和松赞干布时初步建成的,在历经了几代赞普王朝后才逐渐完善的。它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一定的经济基础上而产生形成的,它具有赞普集权统治下的众臣分工治理,以及宗教辅佐政治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因此,探究土蕃社会性质和社会制度必得探究其行政区划和官僚制度,此是其重要的依据之一。     

吐蕃佛教的社会地位研究

佛教是在吐蕃王朝松赞干布时期,分别从印度和汉地传入西藏。在吐蕃赞普和王室的大力支持下,没有被吐蕃贵族大臣们的一次次禁佛运动所扼杀,也没有被吐蕃本土宗教苯教所挤垮,最终登上了吐蕃社会正统宗教的地位,赢得了很高的礼遇和崇高的地位,并对藏族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着重探讨吐蕃佛教在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方面的社会历史地位。     

先秦社会对风云雷雨自然现象的祭祀

<正> 恩格斯说:“一切宗教,不是别的,正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支配着人们的那种外界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随着原始公社的崩溃,奴隶制国家的形成,先秦社会对风、云、雷、雨等自然现象祭祀的宗教迷信也开始出现,不断发展,并且被灌注以阶级压迫的内容.     

从“顿渐之争”看禅宗在吐蕃的传播及发展趋向

吐蕃第三十八代赞普赤松德赞时期,印度瑜伽行中观宗自续派和汉地禅宗同时传入吐蕃。二者经历了从和睦共处到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阶段。最终,因为见地和修持方法的差异而引发了一场争论,史称"顿渐之争"。汉地禅宗本是吐蕃佛教的滥觞,但以摩诃衍那为代表的汉地禅宗在"顿渐之争"中失利后,汉地禅宗在吐蕃逐渐销声匿迹,对后期的藏传佛教未造成影响。     

跨文化视野下的宗教哲学元典比较——《天道与圣言：〈庄子〉与〈圣经〉比较研究》读后

科学意义上的比较宗教哲学出现后，我国学者也逐步展开了比较宗教学的研究，学者们开始对生态要务、伦理要务、信仰形态、智慧形式等讨论，以期唤起人们以一种新的、比较的视角来打量这个时代。高深博士的新作《天道与圣言：〈庄子〉与〈圣经〉比较研究》（以下简称“《天道》”，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1月版）的出版将比较宗教哲学研究再次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宗教与文明》

由四川大学王建军、冉昌光、成先聪、张钦、余平、黄德昌、潘显一等合作撰写，以潘显一、冉昌光为主编的《宗教与文明》一书，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出版，全书共４３万字。宗教是人类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坐标之一，又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当代，宗教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有重大关系，宗教研究也因此深受思想学术界的关心。《宗教与文明》一书便是我国当代宗教学研究的一个最新成果。该书从宗教与文明的界定、宗教对人与社会生活的影响、宗教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宗教与民族的关系这四个方面…     

“宗教热”原因探析

该文以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各种社会现象为背景,探析“宗教热”产生的原因。通过对“宗教热”的表现及其基本特点的分析,阐述宗教教义带有的浓厚“入世”倾向,使宗教易于传播,并为人们认可和接受;宗教的基本教义可调整人们的心理冲突,减缓心理挫折,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宗教对信徒情感需求的满足是“宗教热”的强大动力;“文化热”的出现,是“宗教热”产生的客观条件;宗教活动场所及宣教过程中所营造的浓郁宗教文化氛围,是宗教热的直接外部导因,引发人们对“宗教热”做一些理性思考。     

先秦两汉宗教文学论略

先秦两汉时期韵文文体的宗教表达呈现了实用与审美两种风格。从上古歌谣到《诗经》"颂"诗再到汉代郊庙歌辞,其宗教内容是民众现实诉求的反映,具有鲜明的功用性,而楚辞、汉乐府游仙诗中的神仙意象与宗教思想更多体现了作者的个人审美情趣。此时期散文文体中的宗教表达采用了说理与叙事两种方式。《老子》、《庄子》、早期道教典籍《太平经》、《周易参同契》均以说理的方式阐述作者的宗教理念;《史记》、《汉书》则是以叙事的方式将先秦两汉的宗教信仰、宗教活动展现于后世。另外,两汉时期人们对上古神话故事、神话人物进行宗教化改造,出现了《列仙传》与系列仙话小说,标志道教文学之形成。     

殷周宗教思想嬗变初探——从甲骨卜辞、《周易》谈起

从殷周时期的甲骨卜辞、青铜铭文和《周易》中可以发现,当时的宗教思想已相当明确。从原始的卜筮到《周易》的卜筮,经历了长时期的演变,中国的文化也由此从蒙昧进入了文明状态。据近人研究,《周易》中断定吉凶的辞句同甲骨文的卜辞相比,有许多是相同的,“贞”字也是卜问之意。这说明《周易》中的占辞是脱胎于或模仿于卜辞的。但《周易》所讲的筮法以及《系辞》所说的以蓍求卦的方法,不会早于殷人的龟卜。《周易》中的“神道设教”观念,是由宗教而教化人生的思想,是透过宗教的迷信性质来告诉人们人生道理的。《易》本身具有的神秘因素决定了它与宗教神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甲骨占卜、《周易》占筮的神秘主义体系中的思维探索内核与早期朴素经验主义,则充任了古代宗教思想的理论根基,最后发展成以《周易》开始的天人合一哲学的直接源头。     

论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

蔡元培先生是中国近、现代交替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他于1917年8月在《以美育代宗教说》的著名演讲中,从激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出发,对剥削阶级社会宗教的本质进行了精辟的剖析,第一次明确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教育主张,并系统阐明美育在促进学生德智体诸方面和谐发展中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体现了他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的远见卓识。蔡先生这些进步的教育思想与主张,对当前我国教育的改革,以及批判邪教的本质与危害,也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论苗族巫师的社会职能

一关于巫,《说文解字段注》说:“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又说:“凡巫之属皆从巫”。《国语·楚语》载,“在男曰觋,在女曰巫”。“统言则周礼男亦曰巫”。由以上文献记载可看出,巫,作为宗教活动人员,最早是出现在社会男女间有了分工之后,最早从事宗教活动的巫,就是从群体中分工出来的女性,大约在人类进入父系时代以后才出     

宗教定义质疑

目前学术界关于宗教的定义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宗教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持这类观点的同志多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文中所说的“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为理论依据。他们认为:首先,宗教是一种观念,象人们头脑中的其他观念一样,也是客观世界在人们头脑中的一种反映。     

费尔巴哈爱的宗教辨析

费尔巴哈“爱的宗教说”历来否定者多,本文辨析其思想内容、实质及其两重性,指出“爱的宗教”是无神论的同义语,它主张以文化代宗教,是人们维系情感需要的产物,它其实并不是宗教,而是人本主义哲学世界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它的批判是有分寸的。在现实社会中,它作为迷信的解毒剂、强权的缓解剂,作为改善人际关系的途径和宗教消亡的中介,仍能发挥出积极的社会功能。     

再探“韦伯命题”:中国为何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基于《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的一种解释

以中国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文化区,虽然其内部也存在宗教,但整个文化区的凝结宗旨是儒家式的伦理文化,即一种以家庭、宗族为基础的文化类型。马克斯·韦伯的《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以儒家伦理为讨论焦点,从社会生活的诸层面去论证儒家伦理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与西方的新教传统相比较。他着眼于官僚制的阻碍、卡里斯玛的巫术取向以及城市共同体的被压制、救赎宗教的缺失这四个关键特征,去探寻中国在各种社会条件都优于西方的情形下,资本主义未能发展起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