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衣大炮闯关东

红衣炮,原名红夷炮,由荷兰输入我国。明人呼西人曰红毛夷,故名炮谓红夷炮。清代入主中原,讳夷字,官书多改为衣,名红衣炮。万历二十九年(1601)荷兰人来互市,携来巨炮。炮的身长二丈有余,重者至三千斤。发之,可洞裂石城,声震数十里。明清萨尔浒之战(万历47),明方失利。朝议,成以购置西炮,讲求仿制为急务。天启六年二月,明制成巨炮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将     

鸟夷、东鳀补证

《尚书·禹贡》之岛夷,《汉书·地理志》之东鯷,究竟在什么地方?胡渭《禹贡锥指》以为二者皆指日本;林惠祥等则主台湾说。以后,周维衍再次提出岛夷、东鯷皆台湾古称之说。其实,《禹贡》所载并非“岛夷”,只是唐人刻石经,把鸟夷刻成“島夷”,而贻误后人。清代考据家对此早有论证。解放前,童书业亦有《“鸟夷”说》解放后,胡厚宣在《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中,指出应以鸟夷为是。至于东鯷,胡渭之说不误。有人指为台湾,却未必恰当。现试为鸟夷、东鯷补证,以就教于学术界。岛夷本是鸟夷《尚书·禹贡》载,冀州“盛夷皮服”,扬州“岛夷卉服”。关于扬州岛夷,书说: “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岛夷卉服。……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史记·五帝本纪》称东方夷人为“鸟夷”(第43页);《夏本纪》冀州下作鸟夷(第52     

洛邑、成周与王城补述

一九八二年,曾撰文《说洛邑、成周与王城》(详见《郑州大学学报》该年2期),但此后深感文章中并未将这一问题完全谈清楚,尤其是随着考古发掘的某些进展,觉得更有必要就此问题再作探讨。 由于这一探讨在根本上依据了前文的主旨,未脱离前文的构架,所以,也可以说本文是在前文基础上的补正和延伸。 一、关于洛邑的最早出现 “洛”地的最出现,当见于甲骨文记载:“癸丑……在洛贞……”(《存》二·九七四)。“癸丑……洛贞王……亡祸。”(《合》三三一) 此“洛”字,从水、从各,与《说文》中的“洛”字大致相同。《说文》曰:“洛水,出左冯翊归德北夷界中,东南入渭。从水、各声。”按,《说文》时期,均将北洛水定为“洛”,而南洛水则写作“雒”,所以《说文》所说“洛水”仅指北洛水而言。实际上,南洛水最早亦应写作“洛”。尤其以上卜辞中所说之“洛”,应在今南洛水(即伊、洛之洛)下游一带。因殷代后期,殷人的势力只能波及北洛水,而那里正是勃勃兴起的周人的势力范围。由于“”字,《说文》所无,因此,这两条卜辞中的“洛”字,不是指洛邑,而是指洛地。     

目夷考

青铜器中带有“孤竹”铭文的 ,今知共有 6器 7铭。关于“孤竹”的考认 ,李学勤先生已撰二文。若关于“孤竹”的考认不误 ,则据《史记》记载 ,“孤竹”二字旁之合文徽号应即“目夷”。总括“夷”字的字义有“人”、“仁人”、“东方之人”、“持弓之人”、“平”5种。大概“夷”字为东方夷人所自造 ,所以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夷”字与“人”即“仁字可通用 ,而与“尸”字完全不同 ,学界向以“尸”通“夷” ,是由于二字易于相混之故。史书中目夷族又记作墨氏、墨台氏、默怡氏 ,当以“目夷”为本字。     

《论语》“子欲居九夷”确解

<正> 《论语》云:“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子罕》)又云:“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治长》)此二节似应合并综合考察,因为所说的内容均为孔子“干者七十二君,……一君无所钩用”(《庄子·夭运》)后的牢骚语。虽不必真的就立刻启程,但所言去向必非泛语,则是显然的。九夷,一般释以“东方的夷有九种,是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四书白话注解》上册八九页),此说源于汉朝马融。马融释《论语》“九夷”,即云:“九夷,东方之夷,有九种。”九种夷的名称,则据《后汉书·东夷列传》。《后汉书》在列举九夷之名后,亦言:“故孔子欲居九夷也。”究其实际,此说大可商榷。第一,九夷分布范围极广。古华夏族团视四周的少数部族,均称之为“夷”,并不限于东方各族。如畎夷显即西方的犬戎。《汉书·匈奴列传》:“周     

“信口雌黄”出处探

新版《辞源》于“口中雌黄”(即“信口雌黄”)条下注曰:“随口更正说得不恰当的话。如用雌黄蘸笔,涂改错字。”新出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于“雌黄”条下注曰:“矿物名,可做颜料,古时用来涂改文字。”“信口”口中”总是出于言谈,与“口”相关。但雌黄是涂改书面错字并不与口发生关系,用“笔下雌黄”岂不更贴切吗? 再看“口中雌黄”的出处。新版《辞源》:“口中雌黄”“……据《文选注》引《晋阳秋》:‘王衍字夷甫,能言,于意有不安者,辄更易之,时号口中雌黄’。”查《晋书·王衍传》说衍“妙     

“人风”为“民风”乎

柳宗元《捕蛇者说》最后一句说:“故为之说,以俟乎观人风者得焉。”《古文观止》云:“观人风,谓观民俗之善恶也。”《辞源》释“人风”为“民风、民情”。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编初中第五册语文教材则解释道:“‘人风’应作‘民风’,唐朝为了避李世民的讳,‘民’字改用作‘人’字”,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编初中语文第五册注评》亦作如是说。对上述说法,我们未敢苟同。     

关于方伯谦的籍贯和生年

方伯谦是甲午中日战争中的重要人物,他死于1894年9月24日,这是铁的事实。但是,关于他的生年却有不同的说法,值得探讨。 198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词典》说:“方伯谦(?—1894)福建人。字益堂……”1988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辞典》说:“方伯谦(?—1894),字益堂,福建人……”都不知道方伯谦的生年,籍贯也不具体。1984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中有戚其章先生写的《方伯谦传》说:“方伯谦(1852——1894),字益堂,福建侯官人……”不知何据。1987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中国百年史辞典》中“方伯谦”条可能根据戚其章先生的意见,写道:“方伯谦(1852——1894),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字益堂……”生年和籍贯都十分明确。     

岛夷释

今本《尚书·禹贡》冀州:“岛夷皮服”,扬州:“岛夷卉服”。西汉孔安国对此解释说;“海曲谓之岛,居岛之夷,还服其皮,明水害除”;又说:“南海岛夷,草服葛越”。后人据此考订岛夷方位,有以冀州岛夷为靺鞨,地在我国东北;扬州岛夷为日本以及渤海诸岛(《史记·夏本纪》唐张守节《正义》)。又有以冀州岛夷为朝鲜,扬州岛夷为日本(清胡渭《禹贡锥指》卷2、卷6)。近周维衍同志发表《台湾历史地理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则主张扬州岛夷为台     

‘观音’名号刍议

谈到观世音的名号,在我国可以说家喻户晓,老幼皆知。它是佛教中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菩萨,是梵文Avalokitsvara(阿缚卢枳低湿伐逻)的意译,也有译作观自在、尤世音的,简称观音。观世音何时称观音的?人们多谓李唐时期。查《佛学大辞典》观音”注释中有:“……观音本作观世音,唐人讳世字,但故称观音,后世遂沿用之。”《辞源》注为:“观音,即世观音。佛教菩萨名。唐人避太宗(李世民)讳,但称观音。”此说沿用极广,影响深远,不少专门论述佛教的书籍和文章亦有类似注释。然而“观音”之名号是否确实即始称于唐代呢?对此,笔者查阅了些资料,兹赘述如下。     

清代查禁“淫词小说”与丁日昌的通饬令

清代查禁“淫词小说”与丁日昌的通饬令张弦生（中州古籍出版社）有清一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清政府集两千年地主阶级统治术之大成，其文武治国手段都达到了十分纯熟的程度。万里长城没能挡住他们入主中原的兵戈，夷夏之分也没能妨碍他们登上君临四海的宝座...     

墨子故里滕州说质疑

近读张知寒先生《再谈墨子里籍应在今之滕州》(《文史哲》1991年第2期)一文后,觉着张先生墨子里籍在滕州的新论,立论勉强,证据不足,多为牵强附会之说,故愿与张先生略作商榷。 张先生在《再谈墨子里籍应在今之滕州》一文中作了五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墨子实为目夷子的后裔”,“目夷子的后人,均生息发展于目夷”,“目夷”这个地方就在今山东滕州境内,因而墨子是滕州人。 张先生认为,宋襄公兄之长子(即司马子鱼)因封在目夷这个地方,就以地为姓,改为目夷氏。后目夷演变为墨胎,墨胎省为墨氏。这个目夷就在春秋时的小邾国,小邾国就在滕州境。因为墨子与目夷子同姓,所以墨子就是宋公子目夷之后。那么目夷这个地方在滕州何处?张先生说滕州有个“木石”镇,这个“木石”就是“目夷”二字之讹,故墨子就是滕     

五水与五水蛮——两晋南北朝史札记一则

(一)五水“五水”流域,古代住有少数民族,称为“五水蛮”或“西阳蛮”。这五水究竟是哪五条水?《水经注》说:“五水,谓蕲水、希水、巴水、赤亭水、西归水。……宋沈庆之于西阳上下下讨伐蛮夷,即五水蛮也。”《宋书·夷蛮传》“豫州蛮”下说:“豫州蛮,廪君后也。……西阳有巴水、蕲水、希水、赤亭水、西归水,谓之五水蛮。”《南史·夷貊传》所载与这相同。这五条水都在大别山南麓,在现在的湖北省东部。近人丁谦说:“西阳今光山县,五水均在信阳州境。”(浙江图书馆丛书)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正月”读音“征月”之为秦讳说质疑

“正月”读音“征月”是否即是避秦皇政之名讳,早就存在争议,陈垣先生是近代持否定论者。曹松林先生对之提出不同意见而坚持避秦讳说(见所著《小议“正月”读音“征月”为秦讳》,《学术研究》1982年第4期)。我觉得其中有几点还须进一步澄清,敢为提出并向曹先生请教。     

“口语文章”与文章起源

文章源头之论,概括起来约有三说:一、源于《五经》说,以梁代刘勰、北齐颜之推、清代方苞为代表;二、与文字同源说,以清代刘师培、田北湖为代表;三、源于卜辞说,以今人张寿康、褚斌杰、王章焕、曾祥芹等为代表……诸说归一,即文章源于文字产生之后,而非文字产生之前。 “积字成句,积句成文,欲溯文章之缘起,先穷造字之源流。”为此笔者提出“口语文章”的概念,认为文章的源头并非在文字缘起之后,而应该在文字产生之先的前文字时代……     

再论甲骨文“巴”字是“妇女怀孕”之状——兼答谷斌、刘雁二同志之“商榷”

甲骨文中有“巴”字，其形是“妇女怀孕”之状。谷斌、刘雁二同志不同意此说，认为“巴”字与“巴蛇”有关，“巴”之本义为蛇。“巴”字字形与“蛇”形不类，字义上没有共通之处。《说文解字》对“巴”字的解释有误。殷周时代的“巴人”分三部分，即丹阳巴人、巴子国和夷城巴人。丹阳巴人是甲骨文中的“巴方”。“商榷”一文所论的是“夷城巴人”，而“夷城巴人”不是甲骨文中的“巴方”，而是殷末周初的“虎方”。他们崇拜“虎”，而不是“蛇”。故“商榷”一文所论没有中的。     

享者,亨也

蒋寅同志的《‘享’乎?亨也》(载本刊1981年第二期)认为,《典论·论文》中的“家有弊帚,享之千金”(语出《东观汉记·光武帝纪》)应解释为“家里的破扫帚,(看得)和千金一样”,此见甚是。然而蒋文又据胡克家《考异》“‘享’当作‘亨’”,称此“享”字“为后世改也……此处作‘享’实难解。”对此笔者则不敢苟同。近人黄侃曰:“‘享’、‘亨’古皆通作亯。”今查“享”一般写作“亯”,然亦有写作“(?)”的,下面正是“子”。又见《集韵》:“亨……古作‘亯’、‘(?)’。”隶变以后则统一写作“享”。“亨”字的出现是后来的事。对此,清代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七《墨子·叙》中曾作过较为详细的阐述。他说:“‘享’字隶字作‘享’;又省作‘亨’,以为亨通之‘亨’;又转为普庚反,以为亨煮之‘亨’。今经典中‘亨煮’字皆作‘亨’(俗又     

秦讳考辨

<正> 历代论避讳者,大都认为避讳制度起于周.成于秦,并且认为秦讳的具体内容是——[楚]:因秦庄襄王名子楚,故讳“楚”为‘荆”。[正]:因秦始皇名政(正),所以:(1)讳“正”为“征”,即改读平声。(2)讳“正”为“端”,改称“正月”为“端月”。千百年来,秦讳“楚”、“正”之说一直为众多的专家学者所肯定。如:汉高诱《吕氏春秋注》;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司马贞《史记索隐》;宋王楙《野客丛书》、周密《齐     

刘铭传身世及家世诸问题考辨

本文拟根据新发现的《刘氏宗谱》,对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身世和家世上几个问题进行考辨。一、刘铭传的生卒时间。关于刘铭传的生年,国内外各种有关专著和专论均说是一八三六年,这是正确的。《刘氏宗谱》也明确记载:“讳铭传,字省三,生于道光丙申年七月二     

讳源略说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臣下、晚辈,对于君主、尊长的名字,口不能说,文不能书,这叫做避讳。避讳之俗,源于何时,迄今尚无定论。清人陆费墀的《历代帝王庙谥年讳谱》和现代人陈垣的《史讳举例》,是两部关于避讳学的专著。陆费墀虽未明确指出避讳始于何时,而他在其书中关于帝王庙谥年讳的记叙是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的。要是以此推论,避讳之俗便是源于汉了。陈垣对避讳源于何时这个问题,也没有正面论述,但他在其书的序言中说:“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其俗起于周。……”;而他在其书的第八卷《历朝讳例》中,论述避讳的历史时,又是从秦王朝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