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述评

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滥觞期可溯及20世纪上半叶,研究力量及成果都较为分散。20世纪80年代起,该领域研究进入持续发展期,依据学者自身学术背景及其著述所呈现出的实际学术旨趣,大致可将此期在人类学视野、理念指导下进行的艺术研究概括为艺术审美的和社会文化的两种立场取向,其呈现出审美艺术还原和社会文化还原的学术旨归,但较少关于艺术人类学学科理论的建树。     

以“史”观“文”:抗战前清华国学院同学的古代文学研究

清华国学院在短短四年(1925～1929)间培养出诸多学有所成的学界中坚,形成20世纪文史研究领域的一股重要力量,映照着中国现代社会学术转型的历史背景。在当时"国学"语境下,清华国学院的教育训练,以小学和史学为主,而清华国学院的70余位同学中,只有少数同学选择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视野多偏"历史",所涉时代多为宋前。上述特点,是清华国学院教育培养的偏向所致,也与当时"国学"研究多关注中国历史和传统学术的文化倾向息息相关。考察清华国学院的教育训练、时代思潮与同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术生态及其特征,管窥现代学术在"国学"场域中的展开过程,并反思学科专业化后所带来的研究误区。     

中国茶文化研究的当代历程和未来走向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茶文化研究,真正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时期。中国茶文化研究的当代历程,可以说起始于近20来年。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就是学科意识的自觉和学术层面的深入,逐步形成了围绕着茶研究的三个子学科———茶学(属自然科学)、茶业学(亦称茶业经营学或茶叶商品学)和茶文化学(属人文社会科学),并在茶文化学术普及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走进新世纪,中国茶文化研究面临着学科地位、学术视野、资料发掘、国际交流、人才培养等新问题。只有理性地面对和成功地解决,茶文化研究才能充满锐气和后劲,在基本理论的深化、茶文化历史与现实的探讨方面有新的作为,促进中国茶文化学科的完善与提升。     

在两场学术运动巧遇的背后——论政治文化研究与新公共行政运动的内在联系

政治文化研究和新公共行政运动同时出现于 20世纪中后期, 与时代主题达成了默契,在文化和伦理视角中对政治体制、公共行政重新加以审视, 提出了民主、服务、社会公平等价值理念, 并要求通过培育政治人、行政人, 通过唤醒人的道德的一面来改善公共服务。20世纪这两场学术运动的内在联系和共同主题就是人本的和服务的价值理念。     

文化研究:文化批判理论的又一新军

文化研究是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在西方崛起的一种学术思潮与知识传统,目前它已是国际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提出,文化研究是当代社会文化批判的又一新军,它从内在精神上与以往文化批判理论有着自觉的传承,同时又表现出自己的特征,并将在反对和抵抗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霸权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伏羲氏的历史贡献及伏羲文化研究的启示

学术界对文明起源标准的讨论探讨有一个明显不足,就是忽视了中国古典学术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从孔子开始,中国古代学者就不断对文明起源进行探讨,其探讨方式主要是通过揭示远古圣王的历史贡献来进行的。先秦两汉古籍中对古代圣王历史贡献的记载重复交错,反映了当时学人对人类初始文明的认识。《周易·系辞》是现存典籍中第一次对伏羲的历史贡献进行的系统归纳。此后,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唐司马贞《三皇本纪》、南宋罗泌《路史》、清马《绎史》分别是不同时期伏羲文化研究的代表性著作。20世纪的伏羲文化研究也有其鲜明特点。将伏羲文化研究与中华民族精神的探讨结合起来,是相关问题未来研究的趋向。     

现代学术与大众传媒的互动——以《京报副刊》广告栏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例

20世纪20年代大学学术与现代大众传媒的复杂关系,一直是副刊研究的一个热点。大众传媒如何参与并推动大学学术的开展,以及大学学术精神对大众传媒文化品格的形成所起到的作用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在深入历史语境的前提下,通过《京报副刊》广告栏来透视这一独特的双向文化交流活动,探究《京报副刊》广告栏对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学术活动的媒体支持,阐明现代大众传媒的学术动员机制,以及这种机制反过来对《京报副刊》自身文化品格与学术风貌的定型作用。     

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世界意义论略

评判一件事物,把它放在不同的参照系面前,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来.对待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亦如此.比如说,以传统的中国学术文化为坐标,我们当能认可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进入了全面创新的时期,其进展之巨大、变化之迅疾、体貌之新颖、流派之纷繁乃至成果之琳琅满目,均属空前,故而其历史地位无论如何也不能低估.但若我们转换一下坐标,从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与世界的联系上来考察,也就是从整个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来估量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意义,就会产生不同的观感.众所周知,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演进的一个基本态势,便是走出相对封闭的传统格局,而走向开放,走向世界.中国与世界,特别是与世界上先进发达国家、民族的文化交流,是促使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得以全面推陈出新的重要契机.但在这交流过程之中,由于时代的落差,面对世界上一些先进国家、民族(主要是西方民族)的强势文化,中国的学术文化经常处于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后,因其概念的中性色彩与包容性,它远远优越于以往革命、启蒙、汉学等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阐释角度,从而给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文学研究注入了新鲜活力。但是现代性又是一个无比混沌的概念,学界目前对文学现代性的定义仍难有结论。现代性进入文学研究视野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文学研究淹没在文化研究中。为重建现代文学学科的学术规范,文学研究应该始终立足于文学,以具有形式审美、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等多个维度的“文学性”为研究对象。     

六十年来辛亥革命研究之学术变迁——以研究假设和研究取径为中心

观察六十年来辛亥革命研究的学术变迁,研究假设和研究取径是两个兼顾理论与实践的最有效的分析概念。因为在不同时期的研究假设和核心概念之下,均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学术问题、视角方法与之相辅相成,形成具有某种规范意义的研究模型。六十年来,中国大陆的辛亥革命研究经历了革命史—事件史、现代化史—社会变迁史、后现代视野—社会文化研究三种模型的变迁和兴替。革命史—事件史模型的典范期是20世纪50—60年代,80年代为其发展期。现代化史—社会变迁史模型形成于80年代,在90年代深入发展。后现代视野—社会文化研究模型则在21世纪以来的辛亥革命研究中崭露头角。时至今日,方法视角多样、边界模糊的辛亥革命研究日益成为主潮。辛亥革命研究的学术变迁,是六十年来时代变迁的反映;辛亥革命研究的发展和走向,也必定存在于其对新的时代问题的关怀之中。     

当异质性冲击成为历史——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再认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学曾对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但随着国际学术交流日益便捷和频繁,汉学的异质性力量已经衰减,有必要在学术逻辑的层面上对其进行客观检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兴起,是汉学自身发展的产物,而它在国内引发的学术焦虑.则与20世纪末中国的文化反思和学术转型密切相关.因此,尽管在今天看来,汉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有追随西方学术热点、受制流行理论之嫌,但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仍显示了活跃的学术创造力,而且它与国内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关系,已成为我们面对的学术新传统的一部分.     

20世纪80年代唐宋词研究的宏观视野与学术品格

20世纪80年代的唐宋词研究表现出宏观的视野和鲜明的学术品格。现代化思潮的涌动导致了学术思想的变异,方法热、寻根热和文化热的潮汐,使唐宋词研究产生了多元的视角和多样化的方法,新老研究者用自己创造性的劳动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彰显出各自独特的个性。     

近百年来明代易学研究述评

20世纪初期至40年代,明代易学不被关注;5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明代易学逐渐受到重视。既往对明代易学的研究大都就易学言易学,未能脱离“象数”与“义理”这一传统路数。只有注重进一步拓宽学术视野,充分紧密地结合明代社会思潮和学术文化氛围,将受《周易》以及易学启示、影响的明代历史过程和思想、学术等文化现象作为考察对象,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明代易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与主要精神。     

中国美学:百年进程及其学术史话题

倡导20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史研究，正是为了突破一般理论史叙述仅注重概念的逻辑演绎和史料学意义的局限性，着重强调美学进程的“思想整体性”和“文化联系性”，强调美学理论、美学观念及各种美学问题的学术建构方式和历史─文化规定性，在学术史范围内“重构”美学的历史价值。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史研究的重点，在于从学术建设的整体过程来确定美学的学术意义和地位，从美学发展与中国人文学术演进及其规律的历史关系来整体揭示中国美学的百年学术构造，以文化考察的立场来重新认识和确定20世纪中国美学的历史结构。     

跨学科视域下文化研究新范式初探

"文化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末引入国内以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不同学科从各自研究视域对其进行多维阐释,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随着文化研究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如何突破研究的固有藩篱,打破学科之间的学术壁垒,并在交叉学科视野下构建新型的文化研究范式,逐渐成为学界的关注点。这种新范式的构建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加强与国际"文化研究"学术界的沟通与交流。第二,要从不同的学科基点出发,分别形成一定的学术研究圈,这些学术圈之间要更多地从"文化研究"本体出发,进行深层次的交流和沟通,辩证地吸纳各个学科视域下的"文化研究"成果。第三,高等院校应该在"文化研究"相关课程的开设,以及交叉学科学术方法的倡导与运用中,起到一种引导促进、示范和带头的作用。第四,"文化研究"应时刻保持对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引领。     

“新论”之“新”——评《郭沫若研究新论》

郭沫若作为20世纪"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一生著述甚丰,且卓有建树。其深远的学术影响广及中国以至整个世界。郭沫若研究从上世纪初发轫,经过了百年的长足发展,已有了相当的学术积累,也不乏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但郭沫若构筑的学术文化高峰,蕴藏太过丰富,迄今为止的研究无论是广度和深度都未能囊括他的全部。可喜的是,新近出版的《郭沫若研究新论》(秦川著,社会     

空间转向与文学研究范式转型

"空间转向"作为20世纪最"引人瞩目"的文化事件之一,深刻影响到整个人文学科的研究路径、研究策略和研究态度,呈现出极强的学术潜力.后现代性与全球化语境下的空间转向为文学研究提出了新理论命题和学术范型:通过文本空间的重新阐释,拓展了既有文学研究领域,凸显空间的本体地位,促使当前文学研究范式转型:特别对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文学、后殖民主义文学、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等,意义尤为重要.     

百年儒学研究的撷英集粹——评《20世纪儒学研究大系》

《20世纪儒学研究大系》展示了百年儒学研究发展、演变的轨迹,明示了20世纪儒学研究的重要学术文献,建构了较为系统、完备的资料体系,为孔子、儒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新历史考证学的学术路向及其宝贵启示

新历史考证学在20世纪初独特而优厚的学术文化条件下兴起,取得了卓著成就,于整个20世纪影响至巨。以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傅斯年为代表,其治史基本特征是实证考察与贯通研究相结合,既注重严密考证,又重视治史观念的更新和指导,因而其成就远高于乾嘉朴学。至1949年以后,一批原先熟悉考证的学者自觉接受了唯物史观指导,遂使新历史考证学达到新的境界,可以蒙文通、谭其骧等为代表。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的学术路向证明历史观的进步对于史学的创新和发展有根本性意义。同时,此项研究对于正确评价新中国历史学发展道路也具有重要价值。     

诗学的与哲学的维度 --论20世纪中国小说研究的两个生长点

面对20世纪中国小说研究的现状,本文提出了两个可能的学术生长点,即诗学研究和哲学分析.无论诗学研究还是哲学分析,都是我们重新进入20世纪中国小说史内部的视角,通过这些视角,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20世纪中国小说史的内在复杂性与丰富性,从而促进20世纪中国小说研究理论模式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