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转型与市场转型混合效应的分解——市场转型研究的年龄、时期和世代效应模型

持续多年的市场转型讨论中存在两个重要的偏颇:1.几乎所有的市场转型研究都将1979年至今发生在中国的社会转型归结为从计划走向市场的转型,而忽视了中国同时正在经历的以工业经济高速成长为特点的现代化转型;2.转型导致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迅速的变迁,而市场转型研究中往往将劳动力市场结构看作不随时间变化的常数,将不同世代、不同时期参加工作的对象不做区别地放在一个模型里来分析市场效应。这两个问题都会导致研究市场转型对分层秩序影响结论的不可靠。本文提出了一个区分社会转型的现代化效应和市场转型效应的方法;同时提出应对迅速变迁的劳动力市场结构的转型研究模型的改进模型——APC模型。根据新的模型,研究发现,地位获得和代内职业流动中分别存在着现代化和市场化所导致的世代效应、时期效应和年龄效应;现代化转型和市场转型所影响的分层秩序存在差异,现代化效应更多地影响着职业的社会地位结构分布和代内的职业升迁;市场化效应则更多地影响不同所有制劳动力市场的分布;同时,市场化和现代化都对劳动力市场中职业的社会地位结构分布具有相互关联的影响。越晚进入体制外劳动力部门的个体收入之所以越高,是因为体制外劳动力部门从改革早期的次要劳动力部门逐渐成为核心劳动力部门,是体制外劳动力部门现代化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市场化的结果。     

职业体系中的分化与不平等——对涂尔干命题的一个实证分析

中国社会转型中职业体系的分化对当前社会的分层秩序起到了怎样的影响？涂尔干的经典命题是否适用于解释中国渐进转型中的社会不平等状况？本文通过把初职获得与收入决定的过程统一起来，对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是如何通过所在的劳动力部门作为中介，进而影响到个体收入的路径加以分析，提出中国的渐进转型过程中，不同的劳动力部门中已经产生了经济地位上的分化，在初职进入劳动力部门的过程中，个体的先赋因素比自致因素作用大；而在收入决定过程中，自致因素的作用更显著。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就业质量——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探讨

关于大学生就业质量的理论解释,有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两种不同的理论取向。对此,综合两种理论解释并纳入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视角,建构影响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分析模型。利用中国大学生就业、生活和价值观追踪调查(PSCUS)对该分析模型的检验表明,在劳动力市场分割下,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有助于大学生进入就业质量更高的首要部门,同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就业部门差异。研究表明,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弱化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体制性不平等和机会不公平是提高大学生就业质量的重要面向。     

市场转型与下岗工人

本文根据市场转型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区隔理论,主要探讨了中国市场化改革对下岗、再就业和收入回报的影响。作者运用定量研究方法检验了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对工人就业和收入的作用,以及这些作用是如何因企业而异。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对于下岗都有决定性作用,但未能影响工人再就业之后的收入回报。另外,在改革前影响工人福祉的企业所有制类型、级别和规模不再对工人的下岗和再就业产生影响。研究还发现,基于“系统性歧视”或“雇佣者趣味”的年龄和性别歧视可能会带来劳动力市场的新的区隔。     

“下海”: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转型中的自雇活动与社会分层(1978-1996)

本文提出了机会—流动论的视角,并用来解释不同的社会行动者面对劳动力市场转型过程中机会结构变迁时的反应,以及不同的流动过程如何影响社会分层秩序的改变。作者利用一项全国性的抽样调查数据,检验了中国城市和农村中的劳动力进入自雇业的模式,以及这种模式在不同的改革阶段是如何变化的,关注的重点是干部如何应对新的市场机会。对调查资料的分析表明,改革初期,教育和干部身份在城市中阻碍了人们成为自雇业者,但是在农村中却并非如此。然而,随着改革的推进,城市干部越来越可能成为自雇业者,也只有那些在改革的晚些阶段成为自雇者的人能享有较高的收入优势。本文的结论部分指出,在研究后社会主义转型经济中各个社会群体的优势/劣势的变化时,我们应该将劳动者如何获得社会位置/群体身份的流动过程考虑进来。     

制度转型与阶层化机制的变迁——从“间接再生产”到“间接与直接再生产”并存

一、理论与研究假设(一 )问题与理论背景在中央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过程中 ,社会变迁与社会分层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由于这一问题涉及到社会变迁和社会分层的基本问题 ,因而使得有关社会理论的研究重现活力 (倪志伟、① 马修斯 ,1 998 1 996)。笔者曾撰文从阶层间相对关系的角度 ,分析了中国城市社会在制度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层模式的变化 ,即阶层间相对关系模式的“再生产”是其主要的特征 ;在经济机制发生极大变革的制度转型过程中 ,原有的再生产模式仍然被持续地再生产出来 ;这种再生产的关系结构在改革前…     

国外学者关注中国的社会分层问题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转型所导致的中国社会分层问题，引起了美国社会学界的瞩目，并且在90年代还引发了一场学术论争。由边燕杰主编的《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三联书店版)一书主要选译了这方面的成果。1975年怀默霆率先发表的《中国的不平等与社会分层》一文认为，当时的中国，上层阶级确实享有一定的特权，但特权阶级的圈子同苏联、东欧相比较小，因而他认为，     

城市转型过程中的移民贫困问题与社会救助制度的应对

劳动力转移就业是推动城市化和城市转型的重要力量,但在城市转型过程中,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可能会逐步压缩低技能转移劳动者的就业空间,导致结构性失业和贫困问题的恶化。作为现代社会应对贫困问题的主要制度安排,社会救助制度需要对此进行有效的调适。依据转移的福利驱动假设以及公民资格理论,本文对劳动力转移就业在贫困与社会救助领域所带来的主要问题,进行经验和理论层面的探讨。     

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

中国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区分。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是政治分层为主的社会，那时社会上人们经济不平等程度较低，而政治不平等程度较高，甚至存在较严重的政治歧视。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不平等程度大大下降，而经济不平等程度却大大上升。因此，中国改革以来，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并不简单地就是差距拉大的过程，而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取代了政治上的不平等。也可以说，政治分层差距的弥合，对于经济分层差距的拉大起到了一种补偿或平衡的作用。由此，作者对于国际社会学界关于市场转型的理论提出质疑。作者认为，在中国，如果说有所谓市场转型的平等化效应的话，那也不是在经济分层方面，而是在政治分层方面。本文也是对于经济学倒“Ｕ”型理论提出的一种挑战，认为该理论把眼光仅仅集中在经济分层上，完全忽视了政治分层的存在。     

中国城市转型研究的新动态——兼评《转型与重构:中国城市发展多维透视》

20世纪后期以来,许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在经历巨大的政治、经济转型,其中中国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成功转型引起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中国城市研究网络（UCRN）”针对中国城市转型开展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国内外产生较大的影响。本文着重基于UCRN核心成员的转型研究,并综合参考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对中国城市转型研究的新动态进行初步的透视与解读,并对UCIKN的集成之作《转型与重构：中国城市发展多维透视》进行简要评介。     

城镇的职业性别隔离与收入分层

利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以及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最详细的职业信息,本文研究了职业的性别隔离对当前中国城镇在职人员收入性别差异的影响及其在不同部门的差异。我们的分析结果表明,职业的性别隔离确实是当前中国城镇职工性别收入差异的主要决定因素,但其作用仅限于国有部门;在非国有部门,职业性别隔离的作用并不显著。我们的研究揭示了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性别分层机制在体制内外的重要区别:在国有部门,男女收入差异来源于结构性的因素——职业的性别隔离,它以职业的性别构成为依据拉开职业间的收入差距,从而导致了收入的性别不平等;而在非国有部门,决定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是男女个体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基于这些发现,我们认为非国有部门的性别歧视程度高于国有部门的观点以及市场化会增加性别歧视的观点均值得商榷。     

劳动过程视角下的信息技术产业劳动者研究——理论回顾与发展方向

中国的劳工研究已经开始关注以科技公司的产品经理、程序员为代表的科技劳工群体。本文重新审视了传统劳工研究的理论框架,回顾了劳动过程理论与规范性控制理论对劳动控制问题的主要分析思路,厘清了二者在冲突的基础、斗争的场域与方式等方面的基本差异,分析了两种理论传统对于理解科技劳工研究中组织结构与文化的变迁、劳动力市场的分层、社会/技术二分的职业分工等现象的启发。技术与劳动过程的辩证互动关系和劳工主体性仍然是科技劳工研究的两个核心议题。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户籍分层

关于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户籍分层的已有研究存在两个缺憾:一是只关注城镇居民与农村移民之间的差别,二是很少考虑城市经济所具有的分割性结构。本文通过对比考察户籍身份的两种属性——户口类别与户口所在地,围绕户籍制度是否以及如何决定了个体在分割性的城市经济结构中的就业结果这一核心问题,呈现了一个更为系统化的经验分析。基于上海市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发现,户籍身份的两种属性对个体的就业结果各有影响:虽然部门进入、职业获得和收入不平等的模式确实体现出了城乡户籍群体之间的差异,但本地居民与外地移民所受到的区别性对待在这些分层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研究还发现,城市经济结构的行业分割(垄断部门/非垄断部门)比所有制分割(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更能揭示这一复杂的户籍分层过程。     

用工荒凸现经济转型压力

寻找“用工荒”的根源，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和产业周期性变化，使劳动力的供求出现时间上的“错配”，另一方面则是反映劳动力价格的工资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农民工需求得不到有效的满足，从而产生用工“短缺”的假象。表面看来，“用工荒”的问题似乎只是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力价格的问题，然而从深层来看，背后则凸显了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全面转型的压力。     

改革的阶段性效应与跨体制职业流动

混合经济的背景下，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工作转换作为市场转型过程的外显表现，既是一种十分突出的结构性变迁，同时又反映了市场化进程中分层秩序的变化。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本文对一个全国性城市样本的工作经历数据进行了考察，并通过对市场渗入过程中跨体制职业流动的研究揭示了：（１） 市场化改革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后果；（２）“单位制分割”的松动与延续；（３） 社会群体参与社会变革的阶段性。     

劳动力要素的弱势地位、价格扭曲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困境

劳动力要素的地位是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针对我国劳动力要素弱势地位及价格被严重扭曲的现象,现阶段主要有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基于西方经济学均衡价格工资论两种思路的解释。在对这两种解释进行述评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抽象世界的模型阐释劳动力要素地位差异所导致的经济增长路径差异,珠三角的经济发展历程亦验证了此观点。无论短期内外部宏观经济形势如何变化,要实现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就必须以切实可行的措施推进劳动力要素地位的稳步提高。     

教育培训是农村劳动力有效流动的关键

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都将存在着庞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如何将庞大的理论劳动力转化为现实劳动力，无疑是一个难题。而教育培训是使我国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合理流动和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途径。劳动力市场与教育培训的关系对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问题西方理论界讨论得比较多，对有关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分析具体有人力资本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等。这些理论分别从不同的方面与角度探讨了教育培训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一)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认为教育是解释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取收入最主要的变量，一个人的教育成就与其终生的工资收入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劳动力市场是媒     

转型经济国家中的“第三部门”发展:对中国现实的解释

一、引　　言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其中经济结构变化和社会结构转型引发了学者们的广泛研究兴趣。中国发生的社会转变,正如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曾阐述的那样,它一方面是由命令式的中央计划经济,向以市场导向为主的混合经济转变;另一方面,它也是社会、政治生活方面的转变,即由单一的集权式治理向民主化实践的渐进过渡(Ｂａｒｒ,1996)。近年来在中国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等领域,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主导话题之一,许多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下的经济体制…     

流动人口地位获得的非制度途径——流动劳动力与非流动劳动力之比较

本文通过比较流动劳动力与非流动劳动力的职业地位获得和经济地位获得的异同,试图考查户籍制度作为一个制度分割机制,如何对社会流动产生影响。通过对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最终获得的结论是,三重制度分割———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使流动人口劳动力被隔离在特定的社会和经济空间之内,而正式制度对这个空间领域的控制和影响较弱。这就导致了流动人口的极其特殊的社会经济分层形态和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模式,它也迫使流动人口沿着特殊的流动路径并遵循着非正式的规则来现实上升社会流动,这些特殊的路径和非正式规则构成了一种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非制度模式。     

论现代人格的转型动力与转型机制

本文运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观点,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现代人格的转型动力与转型机制问题做出了较为深入系统的理论揭示。作者依据现代系统理论提出了:经济成长动力和社会重组动力、文化衍进动力和科技革命动力在相互作用的同时共同组成了推进人格转型的动力场,并且现代人格的转型进步也对上述四个动力要素有积极的反馈作用。在实观人格转型的过程中,还同时存在着“素质升级机制”、“欲望扩展机制”、“教化创新机制”和“文化位移机制”等四重主要的内在作用机制。这些转型动力和转型机制是人的现代化发展中所客观存在的,但过去少有人论及,本文对这类要素的揭示与探索,将有助于促进中国现代人格转型成长的加快和趋向更加理性化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