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演进博弈:河湟西纳地区阳坡人的社火历程

河湟西纳地区的拉沙阳坡村,被原为一起出演社火的阴坡村弃离之后,在沿承河湟社火基本套路的同时,依借本村山神信仰等文化资源,极力寻求有别于阴坡村社火的出演内容,从而推演出以“耍牦牛”为核心特征的社火文化.借由阳坡社火之出演历程可以看到文化如何被转接、移植、改造、链接乃至形构.更为重要的是,与已有的文化或文化载体抗争式的演进博弈在文化的形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正是人群凭借文化在区域内为宣示自我身份、证明自我价值以及强调自我位阶的意识主导下,新的文化在演进博弈中形成.     

禁忌与狂欢--浅谈"花儿"的文化特征与社会功能

作为西北民俗文化事项的“花儿”具有禁忌与狂欢的文化特征,表现出对社会的调适和整合,体现了文化和社会的互动的关系。     

鲍曼及其表演理论述评——以河湟“花儿”的演唱为例

本文对理查德.鲍曼及其表演理论的学理主张作了简要介绍,对该理论的实践可能性和实践业绩与缺憾进行初步探讨,并结合河湟花儿的演唱方式对该理论作了进一步解读,认为在研究地方民俗文化时,表演理论应与其他理论方法相结合,同时兼顾其地域性、民族性特点。     

河湟花儿的跨族际共融研究——兼论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结构

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和谐稳定在整个国家治理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也关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事业的进程。基于河湟地区多民族交流互动的历史事实,文章对河湟花儿何以实现跨族际共融展开了论述,认为多民族共创、共有、共享的花儿,不仅表征着河湟地域文化特质,还蕴含着不同民族特色文化的交融与互构。花儿内部所蕴含的心理、文化和社会的三重结构,是理解中华民族凝聚多元为一体的重要视角,不仅有助于夯实和合共生的民族关系,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具象化的路径。     

丝路·走廊:多民族命运共同体文化空间启示——河湟花儿多元口头传统“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一体聚合力的历史实践

本文试从人文地理学、音乐人类学视角,通过"族际共语"的河州花儿语言以及对当今汉、土、回、藏等民族代表性歌手分别演唱《直令》一曲描写,对花儿做诗学、音乐角度比较、体察,期望实证各具母语的多族群如何通过"各美其美"花儿演唱的同时,达到彼此心灵、情感上"美美与共"的认同史实。其往昔随遇形成各民族"嵌入式"多圈层生活"底层"的文化构成,为当今多元文化民族关系,一带一路愿景呈现着先贤们的经典启迪。     

明清河湟地区城镇的形成与发展

河湟地区由于所处的特殊的区位条件、民族组成以及环境背景,其城镇的演变也极具地域特色。本文从政治、军事、贸易、宗教四个方面,分析了其在明清时期城镇演变过程中的作用,认为政治军事因素是城镇演变的主要因素,民族贸易的作用不容忽视,宗教的社会影响虽然很大,但在城镇演变中的作用并不明显。     

马步芳对河湟教育的控制及教育的军事化

以马步芳为首的马氏家族夺取了青海的统治权后 ,为了统治的需要 ,极力涉足教育领域 ,并对其进行肆意加工、改造而形成了教育的怪胎———教育的军事化 ,使教育彻底脱离了主航道 ,窒息了河湟教育的发展。     

“藏族”,“康族”,还是“博族”?——民国时期康区族群的话语政治

在民国时代的康区,存在三种称谓当地土著族群的名称:"藏族"、"康族"和"博族"。这三种名称来自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分别是民国中央政府、刘文辉领导的西康省政府和以格桑泽仁为代表的土著族群精英。本文将这三种称谓理解为三种话语,其间的分歧反映了三种具有不同的背景、立场与政治诉求的力量间的竞争。通过对这样一种"话语竞争"的分析,本文试图探寻一条理解民国时代康区的政治与族群进程的线索,展示在中国由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在国家政权建设与地方权力博弈的复杂互动中,"族群性"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如何逐渐凸显出来,具有了新的政治意涵。     

世界主义的文学与人类学——迈向整体人类学的跨学科新话语

在中西并行的学术演进中,文学人类学逐步成为一个具有独特表述主张和系统理论方法的跨学科新话语。伴随着对人类表述本质这一核心问题的逐步深入,文学人类学的问题意识、理论意识、核心意识在碰撞中得以不断反思乃至重塑,呈现出迈向整体人类学的话语特征和发展趋势。以英国人类学家奈吉尔?拉波特为代表,西方文学人类学正基于对以人类学为首的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反思,对所谓“个体”实施关注和书写,从而最终回归“整体”,构成世界主义人类学的美好愿景,实现了其对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作出话语贡献的企望。     

大小金川地区佛苯话语转变研究

位于藏羌彝走廊区域的大小金川地区存在较为典型的苯教传统与藏传佛教信仰共存现象。大小金川地区民间在历史上曾以传统苯教为主流信仰,清乾隆时期,经历大小金川战役后,在清政府的推动下发生了从苯教到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话语转换。改革开放以后,苯教传统在此地区重新被回归到当地宗教文化视野,并发生与佛教的去界限化乃至混同。两次转变无论从转换发生的社会语境、转换的触发机制和转换形式与结果均存在本质上的显著差异。这种佛苯话语转换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行为与其所根植的文化土壤语境需求相适应的结果,属于社会语境催生的宗教文化行为基于功能性所发生的调适。     

关于人类早期婚姻形态建构的话语权力说:洪水神话分析

洪水神话历来被视为人类早期存在过血缘婚形态的神话学论据。本文在洪水神话的话语范围内,对围绕血缘婚形态的证实论与证否论进行了探讨,指出它们皆源于话语权力对兄妹婚所作的不同理解。文章揭示了话语权力对人类早期婚姻形态的建构实质。     

民间艺术精英的分化及其话语权的崛起与失落——关于山西浮山剪纸创作群体现状的反思

本文以山西浮山剪纸创作群体为个案,调查了浮山剪纸精英产生和分化的历程,发现:一部分艺术精英在当代传媒、地方政府及商业化等因素的推动下再次掌握了民间艺术的话语权;而另一部分艺术精英,特别是植根于乡土的艺术精英,则在发展过程中失去了话语权.这种局面可能会导致富有乡土气息的民间艺术渐渐消失.所以,在关注"在场"的民间艺术精英的同时,更要关心失去话语权的"过往"的艺术精英,这样才能使当代的民间艺术得以均衡发展.     

中国共产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百年历程：话语、成就与经验

中国共产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努力始终伴随其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实践的整个过程。随着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思想形成、确立和日趋成熟,逐渐形成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为核心理念,处理中国民族问题的话语体系,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年培育的实践与上述过程相呼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成效又进一步促进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思想的成熟和话语体系的完善。百年培育史可划分为初步尝试、局部开展、全面铺开、再次被强调和成为民族工作主线等几个阶段。经过百年努力,具有内在关联且各具特点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重意涵生成;对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伟大祖国、中华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个认同”渐次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日趋成熟,成为具有普遍价值和意义的理论体系。百年培育的基本经验可概括为：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和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统一;二是持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同时保持理论与政策的持续性与稳定性;三是坚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与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相结合;四是用中华民族所处的历史方位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目标从两端框定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机制,审视凝聚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努力,从而正确评价百年来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实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阈下土司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土司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工作是土司学理论建设中的热门研究方向。但是,由于各个学者的研究取向相异,导致土司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工作长期无法统一,严重影响了土司学理论建设总体工作的推进。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来,该理念成为了新时期民族工作的主要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由五大系统组成,而每一个系统均能与土司学的话语表达有着十分紧密的结合点,这为尚在建构中的土司学的话语体系提供了理论武器。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阈下建构土司学话语体系的五个组成部分,应成为新时期土司研究者的重点工作取向,只有在此背景下所建构的土司学话语体系才能更好地为新时期的民族工作服务。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发展和完善的基本逻辑——从媒体话语叙事到文化价值认同的新透视

中华民族理论探索和构建的过程始终立足于近现代中国的现实发展。本研究通过对意识观念萌生、文化历史溯源和社会现实观照三个方面的历时性梳理,试图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发展和完善的基本逻辑。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和国家关于民族工作的认识和新时代民族思想指导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内在凝聚成为党和国家在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基础。在中华民族的现代性发展过程中,不同媒体的话语叙事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有独特的内在传播逻辑。机构媒体兼具权威性和拟人性双重风格,在传播叙事中强化国家整体性。平台媒体的技术赋能,也强化了议题的交流讨论和用户的具身体验。内容生产者利用自媒体进行个人叙事,更多主体参与到中华文化的主动阐释和书写叙事,传递民族独特性。中华文明是在互相学习、吸收、融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各民族文化和而不同,各有特色,各民族在遵从各自的民族认同的同时,又始终秉持共同的价值认同。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不同的媒体话语叙事中得以发展、强化,技术的发展进步为不同民族和地区的人们进行民族话语表达和民族文化传播提供了便利的表演和展示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