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财政动因与效应分析

土地财政收入是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我国土地管理制度、财政体制、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存在缺陷的产物。土地财政收入在繁荣我国地方经济、推进城市化进程、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土地财政制约了地方产业的转型升级,扩大了贫富差距,积累了财政与金融风险,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应该从完善体制入手,规范土地财政行为,规避风险,充分发挥其积极效应。     

地方基层政府债务治理:压力、障碍与对策

地方政府债务的逾期、违约,在形成地方财政巨大压力的同时,强化了地方财政运行风险。清理债务、化解风险必须从透析其所面临的障碍着手,明确债务主体与债务责任,增强偿债意识;建立财政偿债基金,完善债务偿还机制;统一政府债务管理体制,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     

中国“土地财政”的成因探析与治理对策研究

土地财政不是一个单纯的财政问题,在分析其制度变迁路径基础上对地方政府由此做出的行为选择进行探讨,并采用计量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同级地方政府的竞争、财政预算压力及预算软约束是推动地方政府走向土地财政的推手.需要通过转变地方政府竞争体系,发展主体地方税种,改革我国现有的土地征用和出让制度等措施从源头上根治土地财政问题.     

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

针对目前中国在防范与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缓解现实债务压力和潜在财政风险、缓解其与社会经济稳定之间的矛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建议,从而建立一套科学的防范政府债务风险的机制,强化地方财政风险预警体系,实行政府债务报告制度,确保政府债务始终处于安全线之内。     

我国地方政府举债的优化研究——基于政府治理理论分析

通过对政府治理理论的西方起源的分析,发现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存在规模大、效率低、偿债压力大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是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的过度参与。提出改革政府主导的投融资模式、财政体制、官员升迁体制、现阶段财政监督管理体制等对策缩小政府的有形之手。     

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与动力考察:中日比较及启示

日本农业保险自1947以来发展稳定,极大地促进了日本农业的健康发展。日本政府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对农户提供高比例财政补贴,对保险经营机构实施税收优惠,以及降低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使得农户需求动力、保险公司供给动力和地方政府推动动力均得以提升,形成中央和地方政府协同运作,以互助、保险、再保险为宗旨的三级风险分担运营体系,共同承担风险,最终实现财政补贴效用最大化。借鉴日本经验,我国农险发展应实施互助合作组织形式、减少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完善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和实行差异化财政补贴政策等。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与实践模式的演进——基于成都市的考察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土地整理工作,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定点再分配行为。基于成都市的调查分析表明,其实施主要经历了基于财政担保贷款的政府独立运作模式、项目“外包”与“市场化”运作模式、基于开发商“持证准用”运作模式的演进。这三种模式虽然能吸引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积极参与增减挂钩项目,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但仍会不同程度地给地方政府带来财政压力,不可能将增减挂钩项目惠及全部或大部分村庄,带来新的不公平和权力寻租等问题。     

举债问责与隐性担保：来自城投债交易利差的证据

打破融资平台背后的政府隐性担保是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促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的关键。基于对债券交易利差月度数据的研究，本文发现违规举债问责政策使得城投债利差相对普通地方国有企业债券的利差上升了0.082%，这相当于改革前两者利差差距的16.0%。上述影响集中在债务置换规模较大、财政实力较弱的地区和财务状况较差的融资平台，表明违规举债问责有效降低了上级救助预期所产生的“隐性担保”。进一步分析发现，违规举债问责的影响集中在地方政府发展压力更大的地区，表明举债问责作用的机制很可能是加强了地方领导干部的举债约束，降低了其依赖上级救助预期举债推动经济增长的激励。本文的研究表明，为有效约束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违规举借隐性债务的行为，强化对违规举债行为的问责是必要的。本文的结论对建立与现代财政制度匹配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构建权责清晰的央地财政关系有重要参考意义。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与州、领地政府幼儿教育与保育合作问题研究

近年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与州、领地政府在幼儿教育与保育领域进行了广泛合作。合作的驱动因素主要有:在该领域,双方的角色与职责多有重叠;纵向财政不平衡,导致州与领地政府对联邦政府产生财政依赖;幼儿教育与保育具有全国重要性。合作主要在学前教育普遍入学、质量管控、土著儿童发展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展开。合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同时也面临着若干挑战,如高度纵向财政不平衡带来负面效应、政府的财政压力较大以及绩效公共问责受到掣肘等。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与州、领地政府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的合作为我国的学前教育工作提供了若干启示,包括:加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学前教育合作、明确双方的角色与职责、合理安排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     

试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及风险化解方式

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急剧增加,部分地方政府偿债压力较大,存在一定的债务风险。其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和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缺陷造成的。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应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增强防范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能力;推进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建立经济社会风险分散化解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监督,确保国家经济社会稳步发展。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金融资源配置权博弈

中国的金融资源配置经历了一个中央政府集中配置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配置的过程.在现有的中央政府配置金融资源的成本与收益条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配置金融资源成为博弈的纳什均衡.这一博弈结果意味着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可以在不改变国有金融制度的产权结构下,通过扶植(或至少不压制)非国有金融机构来实现.     

论德国的政府间关系

德国的政府间关系呈现为相互依存的合作型模式,它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在此种模式下,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参与决策,对联邦政府施加影响;联邦政府也运用财政手段去控制各成员单位,干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务。德国的政府间关系还体现为州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州政府间和地方政府间的横向联系,显现出地方政府自治权力扩大的趋势。德国政府间关系的协调机制保障了政府间的沟通与协作,有效避免和化解了政府间的矛盾冲突,保证了德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及金融发展动态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VAR模型

基于2004—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使用系统GMM估计、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分析了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及金融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与金融发展水平三者之间存在动态耦合关系.在地方政府融资能力受到约束的情况下,影子银行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多元的融资方式,在增加政府融资能力的同时提升了政府债务水平;而地方政府债务需求显著推动了影子银行规模的快速发展.同时,影子银行过度扩张危害了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降低金融发展水平,继而使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受到约束.但金融发展并不能有效约束影子银行规模,原因在于,政府融资需求是影子银行的主要动力,若不能控制地方政府的借贷行为则无法从源头解决问题.监管机构在去杠杆的过程中,应该综合考虑影子银行与地方政府债务、金融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如此才能够实现预期的政策效果.     

集权与分权模式下土地财政形成机理研究——基于多阶段博弈模型分析

土地财政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经济现象,是地方政府主要依靠土地运作来筹集城市建设发展资金,缓解财政收入不足的重要手段。使用博弈论方法分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开发商的收益函数与战略选择,进而揭示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形成的内在机理与演化过程。研究表明:土地财政的形成是不同利益在土地收益上博弈的结果,既与我国的财政体制与税收结构有关,也与中央政府的目标变化以及地政府的目标构成密切相关。最后,根据模型结论,提出相应的治理措施。     

论现阶段我国府际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从法制的视角分析

府际关系是各级政府间的互动关系,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地方各级政府间的纵向关系,以及同级地方政府间、没有隶属关系的不同级别地方政府间的横向关系。纵向府际关系较多地体现各层级政府间的权力关系和财政关系,横向府际关系较多地体现经济利益关系,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横向府际关系表现为竞争、合作和冲突的形式。另外,不论是分析纵向府际关系,还是分析横向府际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基于此,对我国府际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分析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府际事权的划分、府际财权的分配、地方政府间竞争、地方政府间合作五个方面进行。对于问题的分析是从法制的视角进行的,解决问题的对策也将从府际关系法制化的角度来考虑。     

基于多阶段博弈模型的土地财政形成机理研究

土地财政的形成既与我国的财政体制和税收结构有关,也与中央政府的目标变化以及地方政府的目标构成密切相关。本文使用博弈论方法分析各个利益主体的收益函数与战略选择,揭示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形成的内在机理与演化过程。研究表明：当中央政府倾向于社会公平而选择集权时容易形成土地财政;当中央政府选择分权时使得地方政府获得较强的激励去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则不会形成土地财政;同时,地方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博弈取决于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择。本文的建议是：（1）改善分税制的制度设计;（2）加大地方政府违规征地处罚力度;（3）改革传统干部GDP考核制度。     

双重权衡机制下地方财政决策及其风险

为研究地方政府的财政实际能力究竟是否存在一定的赤字，以及公共财政预算赤字决策等问题，将公共预算视作地方政府可通过财政征收力度来进行调控的内生变量，对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在加入地方非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后，发现地方财政实际能力并不存在赤字反而表现为盈余；与既往文献将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作为与政府行为无关的外生变量不同，地方政府在制定财政决策时需要同时考虑“公共财政预算总收入与公共财政预算净收入”的短期权衡和“经济增长竞争与财政收入”的长期权衡，使得地方政府在短期权衡中偏向于调节财政征收力度实现最优而非财政预算收入最大化，在长期权衡中偏向于持续调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而保持公共财政预算赤字；双重权衡机制会扩大央地财政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央财政的长期稳健和削弱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增长的可持续性；应该进一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寻找到央地财政关系的新平衡点，以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和保障财政能够始终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大推动力。     

财政体制改革的政治学分析

本文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纵向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财政体制改革所引起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动情况；着重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关系失衡在财政体制上的原因，并提出了以分税制重塑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及解决措施。本文认为，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实行分税制和分权制，必然要求以财政及其它经济手段作为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主要手段。     

唐朝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监督述论

唐朝前期实行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政府完全没有财政收支自主权,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监督主要是派遣御史台官员、监察使臣、以他官摄御史出巡进行事后监督。由于财政监督的法制依据比较健全,地方官员的财政违法行为较为少见。肃、代时期,财权严重下移,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常规财政监督陷于瘫痪。其后唐朝以实行两税法为契机,建立中央与地方划分收支、定额管理的财政管理体制,中央对地方财政的监督依据、监督执行主体、监督范围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     

广东省土地财政问题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全面审视中国渐进性制度变迁过程,分析了导致土地财政产生的制度变迁激励和政府行为选择,并以广东省的实际数据佐证了理论分析的结论。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格局、预算内财政压力的制度环境的综合作用,是促使地方政府迈向土地财政的背后推力。因此,土地财政的最大风险是危及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文章最后提出治理土地财政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