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惠的诗文创作及其《谏太宗息兵罢役疏》

贞观文坛活跃着一位创作力旺盛的宫廷女性——徐惠徐贤妃。徐惠不但以其文学才华备受唐太宗优宠,在宫廷游宴及应制赋诗之际创作了大量渗透着才女气质的诗作,并在唐太宗宫廷特有的文化和政治氛围的熏陶下,创作出了历来备受史家称誉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通过对徐惠诗文创作的系统研究,从而为全面而深入地研究贞观文坛提供一点素材。     

《闲情赋》之评价种种──兼说萧统在《陶集序》与《文选》中之不同价值取向

萧统与钱钟书对《闲情赋》的评价最得其实。苏轼批评昭明是因误解陶赋之“强生事”;现当代部分学人说《闲情赋》大胆敢于反礼教,是拔高真在文学思想史上之地位,为全集”缩小’眼界之故。另通过对昭明在《陶渊明集序》中高度评价陶渊明其人其文,而《文选》仅录陶作寥寥数篇这一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考辨,指出：此非如国内外某些学人所说的是因明之矛盾,而是其采取道德（功用）与审美分殊之价值取向所致。     

唐朝初年重修《晋书》原因新探

重修《晋书》,是唐朝官方于贞观20年(646年)组织的一次大规模修史活动,关于这次活动出现的原因,陈寅恪认为是唐廷企图通过篡改晋史,“尊扬皇室,证明先世之渊源”,李培栋认为是“由于一系列政治事件对太宗的刺激”,太宗要借修史为自己辩解、向大臣发出劝诫和获得内心慰解.实际上,这两种解释均难成立.唐朝之所以重修《晋书》,是因为此前诸家“晋书”在内容、体裁、史学观、史料采择等方面存在各种缺陷,不能适应唐初的政治形势和时代要求.正是因此,据唐人李延寿记载,早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唐朝可能已经出现过《晋书》的修撰活动.     

左思《三都赋》与西晋文坛风气

左思以诗作享誉百代,却以创作《三都赋》震动西晋文坛。从《三都赋》的创作、面世到引发“洛阳纸贵”的震动,反映出西晋文坛一代风气：其一,西晋统一的短暂繁荣激发起文人创作大赋的巨大热情,消歇数百年后,大赋又进入了繁盛时代;其二,都城洛阳迅速形成一个庞大的文人集团和诗赋创作中心;并兴起一种文人结集、相互标榜,以赋赠答,以写大赋为荣的文坛风气;其三,由于南北文化的交流、碰撞,西晋文坛盛行争辩、品评之风;其四,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形成了在赋创作上追求个性化的思潮。从风格讲,左思的赋作与诗作基本上是统一于“左思风力”的。     

并非偶然的巧合--《玉台新咏》与《文选》选诗相重现象析

分析《玉台新咏》与《文选》选诗相重现象,可以看出梁代文坛通变派与新变派在批评观念、审美趣味方面存在“共同语言”:一是标举情性,一是文词尚丽,两者汇成了当时文学思想的主流。如果只见二者之异而不见其同,就难以准确把握当时文学思潮的流向,当然也难以准确认识《玉台新咏》的价值。     

《新唐书·地理志》考异

《总序》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按:《隋书·地理志》雍、梁等九州户总计为九百万二千六百四十七,与此相较,尚赢九万五千一百一,两数不侔,其各州数字,必有舛误。太宗元年,始命并省。按:《唐会要》七0,事在贞观元年三月十日。《通鉴》卷一九二作二月,《玉海》卷十八引《太宗实录》作二月丁巳,异。     

唐太宗的镜子——隋炀帝

唐太宗以人为镜 ,隋炀帝是唐太宗的另一面镜子。在太宗眼中炀帝是个十恶不赦的暴君 ;魏征等贞观谏臣也常以炀帝为诫鉴 ,隋炀帝便以一个暴君形象载入史册     

《两都》与《二京》

赫然冠于《昭明文选》卷首的两部大作,就是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自从萧统把它们奉为文章的楷模之后,它们在文坛上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刘勰《文心雕龙》评论说:“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并辞赋之英杰也。”评价甚高。自左思对此二赋提出批评后,历代论家,抑扬褒贬,莫衷一是。当代文学批评家,则多持否定态度。或褒或贬,一般都是把《两都》、《二京》作为京都大赋的代表之作相提并论,好象它们之间没有多少差别。其实两赋     

江淹二赋对初唐文坛的影响

南朝文人江淹的《恨赋》、《别赋》在初唐文坛有过较大影响,卢照邻、王勃、李峤等人的创作均借鉴过二赋。以情系事,以事系情的结构框架,忧伤哀怨的情感基调,都曾作为历史传统被初唐文人继承。同时,初唐文坛接受二赋的挑战,作意使内容进一步扩大,使结构进一步优化,创作主体的参与意识也大为增强,句式的诗化倾向也更加明显。江淹二赋创作难度较大,是才子型作品。初唐借鉴发扬二赋的文人也都天资聪颖、才华横溢.均被视为天才型早熟作家,这是一个值得人们研究的现象。     

《翰林学士集》题名职官与诗歌编年新考

《翰林学士集》所录诗作皆标明职官,为考其编年和诗人生平提供了重要依据,但学界对该集题名职官、成诗年代等尚存争议.对其中争议较大的《四言曲池酺饮座铭并同作七首》、《五言七夕侍宴赋得归衣飞机一首应诏》、《五言侍宴延庆殿同赋别题得阿阁凤应诏并同上三首并御诗》、《五言奉和浅水源观平薛举旧迹应诏令同上五首并御诗》进行考辨可知:四组诗歌分别作于贞观二年九月、贞观四年七月、贞观十七年十一月、贞观二十年八月；《翰林学士集》的题名职官基本属实,不可轻易否定；许敬宗绝非《翰林学士集》编者.     

纵囚新论

比较唐宋两代录囚制度和赦免制度,可知:唐太宗贞观六年的录囚尚存理狱之意,还是不同于宋代类似纵囚的录囚的,太宗此举也不是为邀名;欧阳修<纵囚论>一文只是欲借太宗录囚之题来反对宋代的大赦而已.     

从《文选序》看萧统对齐梁文风的矫正

萧统具有重视文学教化功能的正统文学思想;基于其正统的文学思想,他的文体流变论对<诗经>表现出极大的尊敬,认为赋源于<诗经>,后世的赋其实就是<诗经>的变体;他对纯文学的文体分类比刘勰更为合理,对应用文体的分类则详细而又适中.他的这种文学观是对当时文坛浮华繁缛文风弊端的有力矫正.     

论唐代的吏

一唐代官员与吏员之间存在着明显区别。就其职名考察,唐代之吏实相当于秦汉胥史、郡县掾属和乡官。下列事例当有助于人们对两者有别得到比较明确的认识。1.《旧唐书·张玄素传》记载,贞观十四年(640),“太宗尝对朝问[张]玄素历官所由,玄素既出自刑部合史,甚以惭耻”。据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所述,当时玄素在太宗追     

《闲情赋》,陶渊明的游戏之笔

陶渊明留存的诗风一百多首，却以平谈自然之风卓立于大家之林。其赋现存三篇：《归去来兮辞》、《闲情赋》、《感士不遇赋》。虽仅三篇，亦令人为之侧目。其中，《闲情赋》更引起了一场文坛公案。其缘起是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的一段话：“白壁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此言一出，遂成千古诉讼。围绕着萧氏此言，文人持对立的两方意见，或赞成，或区对，亦有模棱两可者。由于自唐代以来陶渊明影响渐大，集矢于萧统者皆是居多，如宋之苏轼、王观国、俞文豹，明之袁宏…     

从启蒙到普世──刘再复文学思想的一条主线

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有文学评论家、文学鉴赏家、文学考据家、文学理论察、文学思想家之分。最为难得是文学思想家。所谓文学思想謇．就是在文学思想领域里能够“从思想方法开始进行变革”的人。刘再复先生则属于文学思想家。他始终是以自由思想家的身份从事着文学评论和研究工作。在他的文学思想中贯串着一条由启蒙到苷世的主线。20世纪80年代。刘再复是以一位启蒙思想战士的姿态出现在文坛上的。来到海外以后。他不仅没有停止自己的思想。而且向着更高的境界升华,从启蒙升华为普世。所谓普世．就是以世界的眼光,探索人类文化的深屡共性,打通中外文化的气脉,探究人类共同的生存困境,走出狭隘的“民族经验”。走向更深更广的精神领域。他对高行健的《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等一系列作品的评论．就是见证．也表现了他作为文学思想家的基本特点。     

《事类赋》简论

《事类赋》的出现 ,标志着宋初文坛重学风气的形成。《事类赋》对汉晋赋艺的借鉴 ,反映了宋初赋坛接绪汉晋传统的倾向 ,这是宋人在文学上另辟蹊径的一种表现。《事类赋》表现出强烈的文学创作意识 ,非一般类书可比拟 ,其慧眼独具的学术见识也为普通类书不及。     

《贞观政要》史料考辨

近年来,唐太宗及其"贞观之治",引起了治史者的浓厚兴趣.而要探讨这个历史课题,不可不读唐朝吴兢编著的《贞观政要》.此书分类编撰贞观年间君臣共商国事的问答、大臣们的诤谏与奏疏等,为研究初唐史提供了重要资料.《政要》成书于唐玄宗开元年间,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吴兢在自序中说:"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于是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纲,词兼质文,义在惩劝".他的着眼点在于以史为鉴,注重的是唐太宗军国政事的旨要,而对史事的编年问题似未曾作过细的推敲,疵漏之处不少.同时,由于历代转辗抄写,相继刊行,亦堆积了大量的讹误.元朝儒臣戈直,曾对《政要》作过一     

论刘熙载文学思想的儒家倾向

刘熙载是清末学者.一生以治经为主,精通声韵和算术,对子、史、诗、赋、词曲、书法等也有研究。他著述甚富,评论文艺的专著是《艺概》。《艺概》全书分六个部分:《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其中论文学的是前四部分。研究刘熙载的文学思想,这四部分是主要的依据。《艺概》论文学时用“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的评论方法,对文学现象、作家作品作突出重点的评论,时有精辟见解,受到古代文学研究者的重视。因此,刘熙载的文学思想是值得研究的。本文拟就刘熙载文学评论中的思想倾向作些探讨。     

玄奘与中国文化典籍的西传

玄奘为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大德高僧,自贞观三年入天竺求法,历时一十七载,至贞观十九年返归长安,带回大小乘佛经六百五十七部。返长安后,即以翻经为务,自立程课,无弃寸阴。至其去世时,共译经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于中印佛教文化的交流,厥功甚伟。然玄奘不惟堪称是佛教东传中翻译佛典之宗师,同时对于中国文化典籍的西传,也曾有所贡献。道宣《续高僧传》卷四《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载云:“……(太宗)寻降手敕曰:‘法师夙标高行,早出尘表,泛宝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辟法门,弘阐大猷,荡涤众累,是以慈云欲卷,舒之荫四空,慧日将昏,朗之照八极,…     

扬雄辞赋观简论

本文通过对扬雄好赋与悔赋的探讨,认为雄之好赋出于其对丽辞的重视和讽谏功用的强调:而其悔赋亦非否定辞丽,而是出于他对赋劝而不止和赋家类俳的感语。其辞赋观表现了扬雄重丽主用的文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