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跨界公共危机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其有效治理需要构建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性框架。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的多元行动主体具有不同的角色定位：政府是责任终极承担者，军队是巨灾应对中的突击者，企业是应急产品提供者，社会组织是重要补充者，公民是关键支持者等。同时，多元行动主体在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又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政府为职责驱动与政绩追求，军队为军地平行关系下的合作驱动，企业为逐利导向下的社会责任担当，社会组织为公共价值驱动的自组织机制，公民为“经济人”理性与公共精神。多元行动主体不同的行动逻辑产生了不同的互动关系，主要涉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主体和公民等。遵循行动者网络构建的一般规律，从转译的不同阶段提出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构建的具体策略：在问题呈现阶段确立共同目标，在利益赋予阶段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在征召和动员阶段形成责任共同体。     

第三部门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第三部门作为介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在市场经济和多元治理的发展中,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逐渐在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过程中成为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发展潜力巨大。但是中国第三部门在供给农村公共产品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更多的体现出城乡供给差异性,缺乏自治性及发展滞后性。要拓展第三部门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必须改变城乡二元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理顺政府与第三部门的关系并加强第三部门自身建设。     

第三部门在我国兴起的四维条件论

改革开放以来,第三部门在我国快速发展起来。第三部门兴起的条件可归结为下述四个方面：公共权力控制方式的松动性变革是第三部门产生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传统的“政府一市场”二元体制的博弈困境为第三部门的嵌入创造了机遇条件;第三部门在公共产品供给上的禀赋优势为其介入公共事务治理创设了资质条件;改革的市场化导向和公共服务理念与方式的变迁为第三部门的滥觞与发展提供了动力条件。     

理顺政府与第三部门之间的三重关系

政府与第三部门构建有效的和长效的合作关系的基本前提是理顺二者之间的三重关系,即利益关系、职能关系和责任关系.理顺利益关系,关键在于建立起共同的公共利益至上的服务旨趣和政府对第三部门的利益让与;理顺职能关系,关键在于合理确定各自的行为边界和改革现行行政审批制度;理顺责任关系,关键在于确立责任本位观和建立有效的问责制度.理顺三重关系,有助于实现政府与第三部门的无缝隙对接合作,共同造福于社会.     

公共经济主体的多元化与政府治理结构的改革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和西方公共经济学开始兴起。公共经济主体日益多元化,西方国家的政府治理结构出现了放任市场的转型。私人部门、第三部门、社区、国际组织纷纷成为公共经济的主体,甚至黑社会组织也为资产阶级提供公共产品。而对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劳动者组织和公有制经济部门才是政府部门之外的最主要的公共经济主体。只要西方国家的政府还是资产阶级的政府,那么,无论其治理结构如何转型,都阻止不了政治经济危机的发生,相比之下,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依靠人民群众来实现政府治理结构的改革,使国家的职能只限于几项符合普遍性、全国性目的的职能。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实现政企分开,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成建制地从各级政府划归同级人大管辖。     

国家治理体系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关系到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关系到政府与市场之间功能与地位的调整与理顺,因而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背后体现的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取向,那么在理论逻辑上是要以新公共管理理论、政府治理、第三方治理和多中心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石。目前,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还存在着范围不清、关系不顺、法律不健全的制度现实,因而必须构建科学规范的现代化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和配套制度体系,以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现代化。     

为何不能与何以可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难以实施的“结”与“解”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是治理过程,而“垃圾分类难以实施”是其实践困境.“生活垃圾”分类和“生活垃圾分类”的治理对象不清、公共行动规则和私人生活逻辑的治理机制断裂以及国家行动者和社会参与主体的治理关系不对等,构成生活垃圾分类实践困境的三种内在张力和“症结”所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困境的解决之道是:明晰垃圾分类治理对象及其关系,达成公共行动规则与私人生活逻辑的治理机制链接,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治理.     

关于构建中国政府与第三部门合作伙伴关系的探讨

共同的价值理念,互补的治理职能,长期的合作历史为政府与第三部门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现实基础。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政府与第三部门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改革与政府治理的重要战略选择。构建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实现第三部门与政府合作的前提;推进政府改革是实现第三部门与政府合作的关键;积极发展中国的第三部门是实现第三部门与政府合作的保障。     

治理语义的“食品安全文明”——风险社会的视界

风险社会下的食品安全管理须能突破片面强调政府监管的惯性思维,转而建构和凸显治理,在此语义下,实现法律手段与伦理手段的结合,从而跃变为“食品安全文明”的复合管理模式,其中,政府部门与第三部门、营利部门各显所长但又密切合作,形成该模式展现治理的组合效应的两个维度：一是政府部门通过制度创新尤其是完善法治,来建构食品安全制度文明;另一则是第三部门和营利部门张扬社会责任与公共理性,打造食品安全责任文明。     

公共产品第三部门供给的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针对公共产品第三部门供给行为出现的原因、作用、条件、缺陷及与政府、市场的关系等几方面,专家、学者已进行了一些有益的研究,为进一步研究这一前沿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对于公共产品第三部门供给的研究刚刚起步,已有的研究大多数是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的分析,存在缺乏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其供给机制的理论框架等局限性,在公共产品第三部门供给的原因、效果及供给主体治理等方面还有大量有待研究的空间。     

政府责任审计服务国家善治的路径研究

善治是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和最终目标,政府责任的全面有效履行对于国家善治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政府责任审计的对象包括政府行政责任、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政府责任审计在督促政府部门认真履责、维护民生权益、加强反腐倡廉、监督制约政府行政权力运行以及推进依法治国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政府责任审计服务国家善治的路径包括强化政府部门政策制定与执行审计、实施政府责任预算审计、加强政府责任内部控制审计、建立健全政府责任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全面推行经济责任审计并完善政府问责制度等。     

政府与第三部门的伙伴关系:基于本土个案的理论分析——以SQ社会工作服务社运作模式为例

政府与第三部门的伙伴关系在全球兴起,在我国也初现端倪。文章在梳理了政府与第三部门的伙伴关系的理论来源与理论脉络之后,以SQ社会工作服务社运作模式为例,通过初级文献资料分析、访谈两种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认为政府与第三部门伙伴关系的达成,需要双方基于一个相互认同的目标,在一种相对自主、参与公平、责任明确、程序透明的框架中,实现一种优势互补、相互学习、包容适应的动态平衡。      

论汪伪南京市宣传处对公共娱乐场所的管制

汪伪南京特别市政府成立后，南京特别市宣传处逐步接管公共娱乐场所，从制度建设、政策实施、明暗监管等方面加强对公共娱乐场所的管理与控制，主要体现在剧场、艺员、票价与演出四个方面。宣传处的管制，引起了伪政府、社会、以及艺员的诸多互动，呈现了一幅复杂多面的历史画卷。     

大数据时代网约车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模式研究

现有网约车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的治理模式面临碎片化困境，治理规范分散化且各有差异，多种治理思路和治理手段各自为政，无法形成治理合力，“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时出现。整体性治理是应对和解决治理碎片化的有效途径，坚持问题导向和消费者需求导向，完善治理中的协调机制、整合机制、信任机制，统一治理规则，整合政府治理职能，促进治理主体协同，创新治理技术手段，打造全方位、全流程保护网约车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治理网络。     

政府干预、市场竞争对内部治理机制的影响——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分析

政府干预和市场竞争对企业的监督、激励和决策等内部治理机制有重要影响,这些影响效应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两类不同所制形式的企业中有不同的表现。政府和市场除了对企业内部治理机制有直接影响外,还会通过政策法规途径对其施加影响。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是,中国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政府行为的改善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     

高校内部治理风险的结构性探源

厘清高校内部治理风险的特性、表现类型及其诱因复杂性程度的结构性逻辑关系，有助于为高校在办学和治理实践中确立科学的风险防控理念以及构建系统灵敏的风险防控机制提供新的视角。高校内部治理风险的本质是包括利益公开、利益回避、利益协调和利益监督等要素的防范利益冲突机制的缺失，导致内部核心利益主体相互之间不能有效共享治理权力、分担治理责任，高校的公平与效率无法得到真正彰显。高校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民主监督权力运行过程中主要存在战略风险、管理风险、财务风险、廉政风险和质量风险等五类风险。内部治理风险的作用机理包括风险源、触发行为、风险点和传导路径等要素，风险源则由环境因素和主体因素双重作用生成，不同的风险源之间存在特定的张力效应和互动博弈。     

期货市场的法律规制、政府监管与市场自律

期货市场是现代经济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市场自律、政府监管和法律规制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借鉴监管与规制的相关理论方法,可以建立一个市场自律、政府监管与法律规制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以便进行更深入地分析和研究。期货市场的发展依赖于国家和政府基础以及法律规制;同时,参与市场的利益、主体为保护自身利益建立行业自律。由于行业自律的特殊利益主体保护、法律规制的时滞性以及法律不完备性普遍存在,政府作为监管者必须实时监控、适时阻止影响公共秩序的利益行为,以确保社会稳定发展。     

社区安全治理机制的建设——台北市内湖社区安全促(协)进组织案例研究

在社会科学语境中,＂机制＂意指一定社会系统的工作或运行机理及方式,它以系统的目的为导向,以诸多构成部分或单元的相互耦合为特征,能够自组织地发挥机能作用。以此含义为基础,（公共）治理机制所包含的要件有：治理的目的和理念、治理的对象和范畴、治理的主体或行动者、治理的措施与方法、治理的程序与过程。以治理机制为分析视角,对台北市内湖社区安全促（协）进组织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描述,着重对其在社区安全治理机制建设上的表现及作为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期为大陆地区开展的安全社区建设活动提供可能的参考与借鉴。     

多制度环境下我国的环境治理困境:产生机理与治理策略

我国环境污染治理中存在着执行偏差以及污染反复出现等问题，要求对环境治理的多主体逻辑进行系统的分析。多制度环境的分析框架关注复杂制度环境对行为主体的影响，有助于厘清我国环境治理困境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作为环境治理的主体，在实践中分别遵循国家逻辑、科层逻辑、市场逻辑和效用逻辑，不同行为逻辑和动机容易产生逻辑冲突或不协调，不利于形成环境治理合力。对此，提出相应的治理策略：在中央政府层面，实现由“运动式”环保督察向常态化督察的转变，建立环保督察的社会化参与体系；在地方政府层面，提升环保绩效的重要性，建立地方政府环境保护努力指数；在企业层面，鼓励企业进行环保技术创新和应用，建立企业环保“红黑榜”，激发企业绿色生产的潜力；在社会公众层面，加强环保宣教，维护公众的环保参与权利。     

有效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事

《政府理论（续篇）》是在《政府理论》基础上对具有中国特色政府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丰富,其理论创新之一就在于明确提出和论证了行政及行政管理、行政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政府治理效能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与社会的强弱和兴衰,政府治理应该中国化、社会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和道德化。该书的出版,必将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注入新的理论资源,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和完善,提升我国政府治理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