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历史编纂学简论

本文从魏晋南北朝主要史家及其史著入手,就史料搜集、筛选利用和编写凡例、体例以及文字表述诸方面,较全面地论述了这一时期在历史编纂学上取得的重要成就。作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家在史书编纂的各个方面,既继承前人成功的一面,又有许多重要的创新,丰富和充实了我国历史编纂学的内容,并推动了编纂学的进一步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胡人汉化的历史必然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分裂、动荡、割据时代,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北方的各游牧民族纷纷趁机进入中原农业地区,建立自己本民族的政权。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各民族由于自身的游牧文明与中原农业文明的差异(特别是"五胡"),而导致了除战争形式以外的文化层面的对抗与冲突。本文通过各少数民族内迁的动因(自然环境因素、社会需求因素)以及相继的生产方式的改变进行分析,阐述魏晋南北朝时期胡人汉化的历史必然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宗族强盛的时期。宗族组织的主要形式有士族地主经营的封建庄园,以宗族为核心的流民集团及由族长控制的武装坞壁。宗族观念有三种主要倾向：重门第轻才德,重宗族轻个人,重孝悌尚复仇。宗族内部的凝聚力,源于同居共财的经济生活与保持优势的文化传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东北地区

中国古代的东北地区,东濒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西至大兴安岭山区,南起辽东半岛,北迄外兴安岭北麓。东北地区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东北各族人民都是中国人,在中国统一时期如此,在中国分裂时期依然如此。本文是对我国东北地区自上古至清代中叶以来和中原内地的关系问题作一历史述略的第二篇。文章拟就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混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东北地区的历史,来论证如下两点: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大小各族都是中国境内土生土长、相互依存的民族。各族居住生息的地方,无论中原内地或边疆区域,都是中国的领土。二,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和融合,纯属中国的内部事务,根本不存在什么“异民族统治中国”的问题。分裂时期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

如果认为先秦时代,是中国历史学的萌芽时期,那末,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则是中国历史学的成立时期.特别在魏晋以后,私家修史盛行,大量史籍涌现,史学地位空前提高,从而摆脱了附庸于经学的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一时期,史学地位的提高,有两大标志.一是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奉诏整理图书,从而编成了我国第一个图书分类目录—《七略》,将图书分为文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伎六大类,唯独没有史学这一类.在这个分类体系中,史书被附在文艺略的春秋类之末,史学处于经学的附庸地位.这种现象周予同先生称之为“史附于经”.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仍采用刘歆的图书分类法,这是因为当时的史籍数量,体裁种类,才刚刚出现增长的趋势.恩格斯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法中,史书没有单独列为一类,不是史学大师班固的疏忽,而是时代条件的限制.至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荀勖的《中经新簿》,第一次改变了汉代把史书附于《春秋》之后的图书分类法,将群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分别代表经、子、史、集.这是经史分家,史书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史学成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户籍制度

魏晋南北朝的户籍,可分为普通民户户籍和特殊民户户籍两类。普通民户主要包括地主、农民等,他们归州郡管理。占国家人口的大多数,特殊民户主要有兵、僧尼、奴隶、杂户等,他们的户籍和普通民户不属于一个系统,国家统计户口,一般不包括这些特殊身份的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撰述与现实政治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对立、民族矛盾尖锐复杂和门阀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形势对这个时期历史观念、历史撰述形式都有很大影响,现实政治斗争在历史撰述中往往有直接反映。首先,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这是政权对立与正闰之争在历史撰述中的表现,是正闰问题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朝史撰述中以一系相承或一脉相传为特征的正闰问题,虽然仅是史家历史撰述时的一种笔下安排,但在这个时期已经超出历史撰述方法的学术范畴而成为一种政治方法,在当时有着特别重要的政治意义。其次,崔浩的"国书案"是北魏前期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当时政治斗争在史学上的反映,是借史学问题而进行的政治斗争。重姓族、崇门阀是崔浩的基本思想,也是崔浩罹祸的根源所在,崔浩的贵族政治理想与鲜卑统治者发生矛盾是《国书》案的导火线,国史只不过是这些矛盾的一种激烈的表现形式而已。再次,《魏书》在当时招来众口哗然,号为"秽史",这是门阀意识在历史撰述中的突出反映。围绕《魏书》的这场政治斗争,不能不说是北朝史学与政治关系密切的一个缩影。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科技价值观

以实用和功利为目的的工具理性价值观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科技价值观的主流。在分裂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一派异彩纷呈的景象,而且科学技术领域也获得了全面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以及优秀的科学成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许多科学家进行科学探索时,注重穷根究源的理论探索以及发掘科学自身的美与价值,呈现出一种为科学而科学以及追求科学自身价值理性的科技价值观。工具理性的科技价值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依然盛行,与价值理性的科技价值观并驾齐驱,各领风骚。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哲学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乎语言的哲学思想异彩纷呈，独树一帜。王弼具有鲜明工具主义倾向的言不尽意论，不仅是魏晋玄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而且逐渐渗透到谈坐论辩、文学艺术、经籍训诂、文字研究、佛经翻译等广泛领域，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语言范式和方法论原则，影响极为深远。它与僧肇对语言的空观思想，较为重视文字音、形背后之意义的文字训诂思想，以及强调诗言志传统的文学语言观念等一道，成就了一种言无言的意境之美。     

魏晋南北朝时期歌谣的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歌谣是民众生活与思想实践的直接反映,是民众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看法和呼声,是民众参与社会政治的一种特殊公众舆论。歌谣的社会舆论功能,必须通过传播才能够实现。魏晋南北朝歌谣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个体传播和群体传播来实现的,其具体的形式则有口耳相传、题壁、歌诵传唱和呼告传播等多种。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盛行的歌舞之风等社会文化和心理氛围也促进了歌谣的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齐鲁史家

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齐鲁学者丢弃经学章句,转入其他领域,取得显著成就。在史学领域,或身居史职,编修国史,如缪袭、徐广、檀超、崔浩等;或出于自觉,撰写史书,如华峤、乐资、虞溥、孔衍、王韶之、刘祥、臧荣绪、萧子云、萧子显、张彝、崔鸿等。这一时期,名家辈出,佳著迭现,如华峤《汉后书》、臧荣绪《晋书》、崔鸿《十六国春秋》,等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宇宙理论

如果说秦汉是我国古代宇宙理论的形成时期,那么,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是古代宇宙理论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对于宇宙理论的探讨十分活跃,不同的学派和观点围绕着汉以来的盖天说、浑天说、平天说和宣夜说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通过争论,又出现了穹天论、昕天论和安天论等宇宙理论。总的来看,浑天说占着优势,盖天说仍在演变,浑盖合一论出现,平天说受到责难,宣夜说不断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行旅诗研究

行旅诗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蔚为大观。作为一个独立的诗歌类别，行旅诗以其特有的成绩奠定了在魏晋南北朝诗歌史上的地位。本文以行旅诗为研究对象，从纵向上来考察其在魏晋南北朝各个阶段发展嬗变的过程。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魏晋南北朝时期版本学及其发展

三国时期,除出现了在版本学史上有影响的“正始石经”外,人们在校勘学上也比较重视版本;有晋一代,不但公私重视藏书,亦且注意所收藏之书版本的优劣;北朝在版本学上多体现的风气与南朝大致一样,其时收藏家也很重视善本、异本。魏晋及南北朝时期的版本学比起两汉来,有所发展,其发展原因：一是人们版本观念的增强,提高了版本对校勘书籍作用的认识;二是纸张在抄书上的使用,使书籍版本大量增加,为版本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通史撰述探析

魏晋南北朝时期通史撰述探析王记录，朱华忠一、一个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自司马迁创立纪传体通史著述以来，唐宋时期又出现了撰述通史的高潮，各种体裁的通史著述纷纷出现，蔚为大现。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通史撰述的情况又如何呢？翻检迄今为止所出版的中国史学史专著，...     

魏晋南北朝时期美育思想述略

从传统美育思想的发展来看,魏晋时期是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时期。由于魏晋时期,我国封建制度内部的经济、政治状况又有了新的变化,封建统治者不得不在具体制度方面作出某些必要的变革与调整。这是传统美育思想的发展由两汉时期的相对稳定向魏晋时期的相对变动转换的根本原因。同时,魏晋美育思想的发展,既是两汉美育思想的终结,又是隋唐美育思想的起点,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