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山东黄河水灾与救济

1933年七八月份,黄河全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水。山东境内的黄河虽未决口,但河北、河南决口之洪水全都灌注山东,使山东成为受灾面积最大的省份。灾情发生后,国民政府和山东省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赈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灾民的痛苦。     

旅平河南赈灾会活动始末

2 0世纪 2 0年代后期 ,河南发生严重旱灾 ,旅平河南赈灾会组织了颇具规模的灾民移垦活动 ,他们经过比较周密的部署 ,将数万嗷嗷待哺的河南灾民移送到了东北 ,并尽可能地使灾民得到较为妥善的安置。旅平河南赈灾会的此次灾民救助活动在民国河南灾荒救济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丁戊奇荒”中传教士在山东的赈灾活动考察

1876———1879年,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地发生了近代以来最严重的大旱灾,史称"丁戊奇荒"。"丁戊奇荒"中,在华传教士积极参与赈灾,山东是传教士最先赈济的省份。传教士募集赈银、放赈、救济饥饿儿童、提出救灾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灾民痛苦并扩大了基督教影响。这次是西人第一次在华大规模、有组织的赈济活动,中国赈济事业从此开始向近代转型。具体探讨这一时期传教士在山东的赈济活动,对于全面了解西人首次在华大规模赈灾的情况、中国赈灾机制的转变有重要意义。     

民国时期淮河流域的民间灾荒救济

民国时期,民间各种社会力量面对灾荒频仍的状况有其积极应对措施。灾荒发生后,淮河流域既有民间个人力量的募捐,也有宗教团体的救济,具有近代化色彩的民间慈善组织尤其发挥了重要的社会救济功能,总体呈现出救灾主体多元化的特点。华洋义赈会、红十字会等多种民间慈善组织致力于灾民的生活救助,并对灾区的疫病防治工作做出了贡献。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灾荒救济呈现出诸多局限性,表现在:重灾后救济,轻灾前预防;缺乏救济物资和资金;盲目垦荒等。     

行总湖南分署善后救济机制探析

抗日战争结束后,寇灾和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严重破坏了湖南社会和经济的基础,有近千万人亟待救济,被破坏的各行各业亟待复原.战后成立的行总湖南分署承担起湖南善后救济的职责任务.在行总的领导下,不断调整完善组织机构,整合善救资源,协同多元主体,利用联总捐赠的物资开展多种形式的善后救济业务,逐渐形成了"轻重缓急""寓救济与善后""摸石头过河""多元协同"的善后救济机制,挽救了数百万灾民的生命,奠定了农业、交通、医疗卫生、工业、社会福利等发展的基础,基本完成了善后救济任务.当然,受限于特定的历史环境,行总湖南分署的善后救济机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诸如未建立善后救济辅助体系,缺乏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自主权不足等等.     

抗战胜利后“行总”粮食救济活动述略

抗战胜利结束后,中国百姓由于战火的破坏而食不果腹。在"联总"的援助下,"行总"对部分遭受战乱地区的灾民开展了粮食救济活动,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行总"将"救急不救贫"、"急则治标"确立为粮食救济开展的两大原则。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进行,它们分别是设立粥厂、直接供应粮食、直接发放现款。"行总"通过这种救济活动,使数以百万的灾民得以存活。但是,这场活动也存在着分配不均、工作效率不高及浪费严重等问题。     

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商会的慈善救济活动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市商会是一个互益型民间组织,但在动荡岁月中动员上海工商界积极参与慈善救济活动,筹募急赈各省水旱灾民,"九·一八"后筹募救济东北难民,救助遭受天灾战乱的本埠贫民难民,发挥了重要的慈善救济公益性作用.上海市商会的慈善救济活动体现了它在兼顾社会责任和会员利益、在政府和其他社会团体权力权利的制衡和互动中的相机选择,反映了商会与政府、商会与其他社会团体在特定时期的相互关系.     

数字

●2246万城镇居民获最低生活保障截至2003年底,我国共有2246.8万城镇居民、930万户贫困家庭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的救助。在农村,实行灾民救济和贫困家庭救助制度。仅2003年,中央政府就支出108.2亿元人民币用于特大自然灾害救济和灾后重建,3亿受灾人口得到不同程度的救助。●上海     

华中抗日根据地灾荒救济工作研究

新四军所在的华中抗日根据地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根据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救灾救荒的措施,如兴修水利、鼓励垦荒、赈济灾民、发放贷款、提倡互助、减免税收、扑灭蝗虫等。华中抗日根据地灾荒救济工作的特点是：政府救济与民间救济相结合,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重视工作效率与工程质量,鼓励生产自救。华中抗日根据地灾荒救济政策的推行,保证了根据地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改善了灾区群众的生活,密切了军民关系,巩固了根据地政权．     

清末民初直隶商会的乡村赈灾活动述略（1903－1928年）

直隶商会秉承了民间组织热心慈善事业的传统。每遇天灾人祸,各地商会除积极劝募,亲自发放赈济衣粮外,还采取经济手段组织平粜,接济民食,组织灾民生产自救;为了防止匪人扰害灾民,维护商业,各地商会加强了地方治安。直隶商会的善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近代政府赈灾的不力,为农村灾民救济和社会生活的稳定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使商会在社会慈善救助这一公共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     

全媒体视域下的山东黄河文化传播

黄河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优秀的基因,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千万年来,黄河文化以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特征,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显示出强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和生命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现已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从山东入海,哺育了齐鲁儿女,孕育了齐鲁文化,在新的环境下对黄河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深入挖掘阐发黄河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是山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认识到在全媒体环境下传播山东黄河文化的意义与困境,可从丰富黄河文化的输出形态、拓宽公众黄河文化认知、创新黄河文化传承方式等方面探讨山东黄河文化传播的路径。     

论清代对灾后流民的防范和安置

清代对灾后流民的预防大体可分为未赈之前和已赈之后两种情形，其办法是劝告和清查户口，但由于救济不力和人口的压力，灾民外流的现象仍很普遍。为了让灾民尽快回原籍恢复生产，清政府采取了资送和留养的政策，对那些愿意回籍的灾民给予一定的费用，由官府派员护送回籍；对那些一时难以回籍的灾民先留养再资送。由于大量无业流民冒充灾后流民领取资送和留养费用，再加上有些灾民回原籍后仍会复出，致使这一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乾隆皇帝曾经想废止这一政策，但各地对流民的资送和留养并未真正停止。     

山东巡抚与黄河治理——兼论晚清时期河政体制的变化

咸丰五年黄河改道山东入海后,围绕黄河流向、督府迁址及权限等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展开了二十余年的争论。在此过程中,山东巡抚的治河权客观上得到增强,河政体制与前清相比也发生较大变化。时局的变化、吏治的腐败也成为制约河政体制的重要因素。     

新中国初期陈云救灾防灾思想述论

新中国成立伊始,各地严重的灾荒使广大人民的社会生活饱受威胁.陈云以救灾防灾为中心,积极领导了新中国的国民经济恢复与建设,并提出了相关的救济灾荒问题的举措或办法,如组织粮食大调运、实行国家救济与灾民生产自救相结合、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大规模兴修水利等,既为新中国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也给后来的经济思想家们以积极的借鉴.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灾荒救治工作述论

抗日战争时期,人祸天灾交相煎迫,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灾荒,直接威胁着灾民的生命安全和抗日战争进行.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在临灾救济和生产自救方面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     

论光绪年间江南民间的河南义赈

光绪年间江南民间的河南义赈。主要有光绪三年和十三年两次,之后则趋于衰落。义赈的兴起与河南官方救济的严重不足、江南善堂的传统救济功能、西方近代救济行为的示范及《申报》的作用等有关。与官赈相比,民间义赈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专而精的施赈方式更为高效合理、义赈措施更具有实效性和针对性、善后赈济更注重为灾民谋生路、注重对弱势群体的救助、自捐自办的运行模式等五个方面。     

行总湖南分署与战后湖南卫生医疗的善后救济

抗战胜利后，行总湖南分署在湖南卫生医疗机构遭受严重破坏、卫生医疗系统近乎瘫痪的情形下，利用联总等捐赠的物资，在卫生医疗机构的修复和新建、医疗救济、卫生防疫、医护人员培训等多个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善后救济，推动了卫生医疗机构的复员和发展，缓解了医疗供需关系紧张的窘境，遏制了疫疠的大范围传播，医治了数以万计的灾民和过境难民。这些不俗成绩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行总湖南分署探索出的轻重缓急的善救策略、寓救济于善后的善救模式和多元协同的善救机制。     

论清代的荒政举措——以山东省为例的考察

清代山东是自然灾害频发之区,面对灾荒的发生,清政府始终将荒政作为一项重要的施政措施,采取多种措施进行救助,在清前期成效显著,近代以后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国库空虚、吏治腐败等原因,在救荒上鲜有成果,很大程度上加剧了灾民的困难,导致了社会的动荡。     

《管子》与《晏子春秋》中的社会福利思想述论

《管子》与《晏子春秋》中的社会福利思想主要体现在重视救济贫困者,减轻民众赋税,关心老幼、鳏寡孤独、残疾者和灾民等社会弱者的生活,重视民众教育等方面,反映了先秦时期我国的社会福利思想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管子》和《晏子春秋》中的社会福利思想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     

1855年黄河改道与山东经济社会发展关系探讨

以1855年黄河改道流经山东到21世纪初为研究的主要时间断限,以地处黄河下游地区的山东空间为研究的对象。在这样一个时空范围内,以山东黄河为主线,以黄河给山东带来的经济社会环境的变迁为内容,从历史的整体性进行研究,为山东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