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的法律参与：法治秩序运行的主体性支撑

公民参与法律对我国法治运行的各个环节都将产生巨大的促动作用,是支撑法治运行的主体性力量。公民对立法活动的参与,有助于表达与平衡多元化的利益;公民对执法活动的参与,有助于提高法律的实效性,增强法律的开放性及其自我修正机能;公民对司法活动的参与,既能主张和维护权益,又有利于法院裁决发挥其意识形态功能。总之,公民对法律的参与将有效促进立法、执法、司法活动,进而推动法治进程。     

论法律秩序形成的社会组织基础——评《社团组织与法律秩序研究》

随着法治的深入推进,法治有赖于多元力量的推动方能实现。《社团组织与法律秩序研究》一书从社会学和法学两个学科的视角深入地揭示了社团组织与法律秩序的内在关系。良好的法律秩序是法治的重要表征,随着社团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法律构序的主体已不仅是国家机关和公民,而还应该将社团组织包纳其中。社团组织在立法参与和权力制约等方面具有积极的表现,可为法律秩序的形成和法治的达致提供越发强大的推动力。     

法治秩序生成的条件

法治秩序的生成不仅需要立法、执法、守法等法律调整机制内在的运作,而且还需要具备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条件。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文化等因素共同孕育了法治秩序。民主政治是法治秩序赖以生成和持续的前提;市场经济是法治秩序生成的基础;法治文化是法治秩序生成的心理资源。     

城市化与法治秩序的构建

城市化是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必然,城市化进程必然会对我国城乡社会秩序产生影响。在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要约束自己的行为,以平常心对待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冲突与秩序问题．将社会冲突纳入法律框架,理性地加以解决。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秩序

当前,在整治社会经济秩序及规范市场中,行政管理只应弱化,而行之有效者在于必须强化法律手段.为此,应该进一步完善民事立法、经济行政立法、加强行政立法和依法行政、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法,使我国尽快从一个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这是解决目前我国经济秩序混乱的根本途径.     

智能技术革命与法治秩序转型——从传统法治到智能法治

当前,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公法秩序变革主要包括:权力体系重构:大数据、算法技术发展、社交媒体权力扩张与传媒监管体系变革,Cambridge Analytica事件、政党化公司与选举代议制度变革;权利与权力边界的重构:金融科技发展与金融科技、社会信用监管体系变革,巨型平台公司及其监管制度变革。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私法秩序变革主要包括:野蛮生长的互联网金融、P2P爆雷潮与个人信息、隐私权、财产权保护制度变革;算法智能推送、信息茧房、娱乐至死与个人信息获取、消费选择权保护制度变革。智能技术革命背景下法治社会转型——从传统法治到智能法治,主要包括:法律价值体系转型(数据代码算法正义、风险技术控制、注重义务与安全);法律主体及法律关系体系转型(新型主体与复杂化关系);法律行为及法律救济体系转型(复合性行为与预防性救济);智能技术革命时代法治秩序转型需建立智能法治系统:建模系统+功能分区——公共信息流通+个人信息保护——系统控制+社会整合。     

法治秩序的伦理支撑及其启示

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方法治秩序型构过程中伦理背景的分析以及对我国长期以来未能生成法的原因探讨指出,法治思想之建构必以特定的伦理支撑为前提,伦理建设在逻辑顺序上应先于法治建设,不把正义作为伦理目标就只能产生“伪法治”,因此,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中如何做到对传统道德和国家主义道德的合理扬弃,促进以自由个体伦理和市场伦理为核心要素的新型伦理秩序的生成,将是整个法治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     

我国公民参与的形式与秩序

转型期中国公民参与,不仅包括为了影响公共权力的行为,还包括因受公共权力侵害而捍卫自身权益的活动。参与形式可分为政治领域中的间接参与和直接参与、公共领域的民主参与、公民的自治性参与,这些形式各有其优势同时也凸现出局限性,需要新的形式来补充。因此,应正视现实参与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力求避免制度化环境延展不足而产生的“溢出现象”,尊重公民权利和提升公民参与能力,构建有序的参与环境,培育社会的公共信任,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向前发展。     

论完善公民选举权的救济途径

公民选举权救济方式的瑕疵导致了诸多社会矛盾,急需加以完善。现行法律规定了自力救济、立法救济、行政救济、司法救济等方式,但各自都存在缺陷。克服各种救济方式缺陷的途径主要有：强化舆论监督、扩大自力救济范围、完善罢免程序、加强行政执法力度和改善选举诉讼等。     

少数民族公民参与实体法论纲

少数民族公民参与实体法应当与少数民族社会实际状况共契产生。少数民族公民参与实体法的主要功能在于规定和确认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权利、义务和责任。实体法语境下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权利、参与义务和参与责任的静止结构及参与权实现的动态特征具有自身的伦理色彩。在宪法同一性之下,保持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权的类群特点,体现了多民族后发展地区权利保障的进步。     

论宪法在私法秩序内的意义

宪法基本权利具有防御国家的主观性权利和客观法规范的双面性,其效力亦扩散于私法领域.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围绕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不同特性与法理联系,司法适用过程主要从三个结构层面上展开.但对于我国在私法领域中直接适用宪法权利规范的合理性需要进行反思,确定宪法介入私法领域的方式,在本质上是要明确宪法价值的取向.针对我国法治进程,主张应在司法实践中致力于通过对私法概括性条款的合宪性解释,来促进宪法基本权利规范在私法领域的生效与遵行,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和实现公民的基本权利.     

加强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对策的思考

信息化时代,个人信息数量迅猛增长,其经济价值显现的同时也面临被侵犯甚至引发犯罪的风险。面对当前公民个人信息受侵害的现实性与严峻性,以及相关法律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局限性,为了避免因侵害公民个人信息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失,刑事立法对其进行了规定。但在实践中,刑法在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保护时,存在对公民个人信息界定困难、犯罪主观层面设置不合理、犯罪行为类型概括不全面和对“情节严重”认定粗糙等问题,导致部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难以得到刑法规制,影响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为了进一步完善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有必要明确界定公民个人信息范围、拓展个人信息犯罪的主观层面、延伸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类型、对“情节严重”标准予以明确。     

积极政治心理：西部地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心理基础

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表现,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基础。有序政治参与必须符合坚持党的领导、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促进生产力发展、注重社会稳定与和谐、遵守法律法规等原则。积极政治心理是有序政治参与的心理基础,它为实现有序政治参与提供正确的政治价值、独立的政治人格、高度的政治认同和诚挚的政治情感。培育公民积极的政治心理,必须推动传统政治心理实现向现代的转型,加强政治的社会化,促进政治意识建设,并对消极政治心理主动进行矫正和干预。     

当代中国公民法治精神缺失现状及其原因的实证分析——以社会建设为视角

文章着眼于社会建设和法治精神两大理论热点的同构性,以社会建设为视角,立足于实证调查研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对当前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现实思考,从理念上、目标上、内容上阐述了社会建设领域中国公民法治精神的现状,得出了当前中国公民尚未普遍具有法治精神的结论,并着重分析了得出这一结论的文化、经济、社会结构和利益诉求四个方面的原因。     

构建国际和谐社会:国际法上的人本秩序

在国际法上建构人本秩序是国际法发展的重要倾向,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与传统国际秩序追求相比,它体现着更高级别的正义。当前,国际法的许多新发展正在昭示着国际社会对人本秩序的肯定性态度。由于人本秩序关注的是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人”,因此它会与国际法中的国家主权原则发生冲突。但这个矛盾不能否定人本秩序作为国际法的价值取向。     

自发秩序观视阈的经济法

哈耶克的自发秩序观实际上是他对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学术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并且建立在“进化论的理性主义”和“无知”的知识观的基础上的。自发秩序独立于任何特定的目的,自发秩序具有“理性不及”的特点。经济法是市场自发秩序赖以形成的规则系统,哈耶克的自发秩序观使我们对经济法有关国家的功能与定位,经济法的价值目标有了一些认识。     

通变与时序

通变与时序是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文学发展、文学与时代关系的两个主要范畴,或曰关键词。这两个文论范畴具有深厚的哲学、文化根基,传统诗文评家在运用这两个范畴进行实际批评的过程中,赋予了它们丰富的文学思想内涵,衍生出了诸如质文代变参古定法本末源流会通适变文变染乎世情等命题,从而成为我们研究传统文学发展观时需要重点考察的两个关键词。从关键词研究的视角,对通变、时序这两个范畴的形成与发展进行梳理,并且深度阐释它们的义理,对于我们充分认识传统文学批评中的文学发展观念,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