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范围扩张及其限制

目前关于补充设定权条款的解释，主要存在限缩解释和扩张解释两种解释路径。限缩解释者认为补充设定行政处罚仅限于“上位法对已规定的违法行为没有规定具体处罚措施”;扩张解释者认为补充设定行政处罚并不限于上述类型，还包括“下位法认定违法行为”及“设定行政处罚”。围绕这两种不同的解释路径，理论和实务界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但至今仍未达成共识。通过解析补充设定权条款的含义，可以发现补充设定权条款的限缩解释虽然有助于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但并不符合该条款的规范意旨，亦不符合该条款“合理配置立法权、调动地方立法积极性和规范失信联合惩戒”的功能预期。不过，为避免重演《行政处罚法》颁行之前各地乱设处罚的历史，在承认下位法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范围扩张的同时，还应对下位法补充设定行政处罚进行事项限制和比例原则限制。     

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国家赋予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原则和范围内一定选择余地的处置权力。行政处罚作为一种最严厉的制裁性行政行为,其自由裁量权若被滥用必将严重影响我国的法制建设。深入研究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以及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控制办法,对促进法制发展、维护行政机关的权威和保护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试论公安机关行政处罚中当事人的权利

公安机关在依法作出行政处罚的同时,当事人也享有相应的法律权利,主要有知情权(被告知权)、陈述权、申辩权、要求听证权、申请公安行政复议权、提起公安行政诉讼权和要求公安行政赔偿权.充分地保护当事人的这些权利,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显得非常重要.     

论行政处罚追责时效——《行政处罚法》第36条的解释论

行政处罚追责时效是指行政处罚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追究行政处罚责任的有效期限。其兼具维护法的安定性、限制行政处罚机关权力、确保行政处罚正确性、提升行政效能等多重功能取向。行政处罚追责时效的基本规范构造,主要由普遍适用的一般规则、针对特定案型的特殊规则以及“法律另有规定”组成。在适用行政处罚追责时效的过程中,应当在具体案件中识别行政处罚追责时效的起算,以及在个案中参照适用《国家赔偿法》有关时效中止制度。     

窝藏、包庇罪立法遵循"亲亲相隐"原则探析

我国现行<刑法>对窝藏、包庇罪的规定否定"亲亲相隐"而主张大义灭亲,这有失司法正义.我国应当吸收"亲亲相隐"原则的合理精神,在窝藏、包庇罪立法中增设有关容隐权的规定,在一定的亲等范围内设置容隐权并把握好"度",设定相应的限制条件以避免亲情原则被无限制地滥用.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中若干问题理论探究

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前,可先行作出行政处罚,并不违反"一事不二罚"、"刑事优先"原则;行政证据同样具有刑事诉讼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基本属性,经公安机关调取后,应当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在现行的立法框架下,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实行检察监督,缺乏明确的宪法和法律依据,应该修改<检察院组织法>相关规定.     

我国"剥夺申请行政许可权"行政处罚的立法完善

"剥夺申请行政许可权"是行政主体依法剥夺行政违法者一定时期或者终生的、与该违法行为直接相关的行政许可申请资格的行政处罚,依据引起剥夺申请行政许可权的违法行为发生的先后时间:无许可证时、申请前置程序阶段、申请时、获得许可后,可以将其分为四种形式.我国没有"剥夺申请行政许可权"的统一立法,相关立法存在缺漏、设定权未明确、程序缺失、过于倾向"剥夺申请行政许可权"和处罚过重、时间缺乏弹性、有关规定缺乏协调性等问题.首先,应该修改《行政处罚法》,明确"剥夺申请行政许可权"是行政处罚;其次,据此对《行政许可法》和相关法律加以修改;最后,立法时贯穿"过罚相当"原则,设定有弹性的时间.     

司法变更权限定与扩大的博弈——以司法权界限论为视角

司法变更权作为对行政权的有效控制手段,对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起着重要作用,但过分扩大司法变更权的范围必将影响权力分配结构的合理与平衡。从司法权界限理论来看,改革和完善司法变更权制度并不在于将其适用范围扩大至一般行政行为,而在于厘清《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4项规定的立法原意,明确界定"显示公正"与"行政处罚"的内涵与外延,严格限定司法变更权适用的范围,以此界分并平衡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在法治建设中的制度角色。     

“受过行政处罚”入罪类型的司法扩张及其限缩

受过行政处罚作为被拟制的犯罪不法行为类型,《刑法》中涉及四个罪名,但司法解释对"受过行政处罚"作为入罪条件予以了扩张,拟制入罪约30个罪名。"受过行政处罚"作为入罪类型的司法扩张表现为标准的不统一、地位的不对等、罪量影响的不规则、刑罚质与量调节的不一致、主客观因素的混同等。其主要原因在于对刑法典尊重的缺乏、科层制行政思维惯性和司法解释权过度扩张。在司法谦抑理念下,有必要对其予以限缩:作为入罪条件的司法拟制及自然犯中"受过行政处罚"作为构成要件要素应当禁止;主观要素认定之推定以"明知"为限;加大从重处罚或限制加重处罚的适用力度;加大限制性或禁止性从宽处罚的适用力度。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自律与他律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由"的特性使其存在容易被权力主体滥用的可能.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应从自律与他律两方面加以规范.近年来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制度在我国各地建立为自律模式,但尚不能保证行政自由裁量权在行政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的状态下有效运作,此时需要他律的辅助,即立法控制、司法控制、行政以及社会的监督.     

对人权行使行政许可设定权的性质与限制的思考

人权行使行政许可权是对人权行使进行事前限制的国家权力,国家对这种限制权必须予以适当的限制,以防止权力的滥用。人权行使行政许可权在本质上可以归类为立法权力,必须遵守《立法法》的有关限制性规定。同时,人权行使行政许可权又是一种设定行政许可的权力,还应当遵守《行政许可法》有关设定行政许可的限制性规定。在我国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     

我国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自建立以来,对于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作用。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行政执法实践的发展,行政处罚适用范围过窄,程序规则不具体,听证主持人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日益影响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公正适用。本文结合我国立法和行政执法实践,提出了完善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构想。     

税务征管中行政处罚种类的探讨

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确定具有重要意义,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不能直接确定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我国税务行政处罚的认定应当以现行法律规范为基础,借助有关理论引导,采取形式与实质结合的标准.依照综合标准,我国的税务行政处罚种类可以确定为警告、罚款以及规定期间内停止为其办理出口退税等.     

多次犯立法中行政法与刑法交叉问题研究

多次犯属于行政犯,是行为人实施违反行政法规范之行为受过行政处罚后,又再次实施违反行政法规范之行为,而被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形态。现行多次犯立法存在处罚范围规定过于随意、入罪条件规定过于混乱、规定不成体系及立法定位有缺陷等问题。从未来发展的角度,应当设置多次犯立法一般性的指导,原则上将2年实施同一行政违法行为受过2次行政处罚后又实施该违法行为的形态认定为多次犯。为贯彻特定犯罪刑事政策的需要,可对2年2次以明文规定的方式予以突破;多次犯立法的优化在行为模式方面应坚持"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原则,在法律后果方面要完善行政处罚与刑罚的折抵制度;多次犯立法应采取独立于刑法典的轻罪法或违反秩序法形式。     

行政公诉权滥用规制论纲

行政公诉权滥用是对行政公诉权合法运行的背离.行政公诉权滥用规制亦即对行政公诉权滥用的规范与 制约.行政公诉权滥用规制有多种途径,但法律是其根本手段.为有效规制行政公诉权的滥用,立法要设定行政公诉的诉权要件、国家赔偿责任、检察官追偿制度以及进一步细化检察官的惩戒制度等.     

浅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行政权力滥用的制约

行政权力作为国家管理行政事务的重要权力,在培育、发展市场经济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诸多因素对行政权力的影响.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比较普遍,有些地方和部门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执法犯法、徇私枉法.问题非常严重.尤其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少数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和对行业的垄断地位,在利益驱使下.搞权力进入市场、权力商品化、权钱交易.这些作法笼统地说都属于滥用行政权力.滥用行政权力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政府的权威.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也引起理论界的关注.如何正确行使行政权力,关系到政府能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的大问题,本文仅从怎样制约滥用行政权力的角度对正确行使行政权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析环境行政处罚中的警告罚

环境行政处罚中的警告由于执法效果不佳、理论支撑不足等原因在现有的环境立法中呈现出随意性及边缘化的特征,然而无论是从独特性还是必要性而言该罚种在环境行政法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必须通过理论上的准确定位、相关制度背景的构筑、具体适用条件及方式的规范来完善警告罚制度,以期彰显其重要价值。     

公司经理法律制度研究

经理法律制度是公司治理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经理法律地位和权力的变化,体现了公司为追求效益对权力的分配和制衡;在经理制度的发展过程中,经理权的扩张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经理法律制度的发展,既要发挥经理的巨大作用,又要防止经理权滥用造成对公司及其他主体利益的损害.我国公司法对经理制度的规定还没有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如何健全公司经理法律制度仍然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下的"绅权"膨胀

清代前期,统治者通过兴大狱、禁止士绅干预、介入地方政治等措施抑制"绅权".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实行地方自治,新旧士绅通过担任(州)县、乡镇和村庄各种自治组织的首领人员而结成公共权力网络,实现了组织化.在此过程中,士绅们除了在各种自治性组织机构中行使职权外,往往还以"绅董"的身份和资格组织起来,筹备自治机构选举,推举地方公益机关首领,参议和处置区内治安事务,议决地方财政措施,甚至行使全县的议政和行政权.于是,"绅权"在地方社会中便成为了国家组织之外的另一极社会权力."绅权"同"官权"、同民众权益均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地方自治制度的实行之所以导致劣绅的活跃和"绅权"的恶性膨胀,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传统性和士绅势力的宗法性.     

环境行政处罚法定原则的风险预防考量

处罚法定是行政处罚的核心原则,但当其作用于环境领域时,环境问题特质所决定的环境法属性放大了该原则的局限性,进而要求环境行政处罚法定原则必须作出适当的因应——风险预防考量。近期发生的韶关"怪味"案即为印证该理论的实例,然而该理论的制度化仍需要理念上的认可并接受,立法上的确认及固化,加之判例上的创建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