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创新精神的叙事——论余华小说叙事内容的转变

当代作家余华用他的生命历程进行着创作,以冷静的思考成熟于自己写作当中,以他最具有原创性、不可替代的余华叙事给文坛带来了一片刺人眼目的风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余华80年代早期作品多以暴力和冷酷为显在内容,以独有的感觉方式和叙事来探索和提示人类生存中的某种真实,用不动声色的笔调展现一幅幅残酷阴郁的世界,饱含着对人性恶的愤怒和焦虑.而到了90年代以后余华却以迥异的叙事内容继续书写着他对生存命题的深层思考,表现着他与众不同的创新精神.     

从《兄弟》看余华小说主题的承袭与超越

长篇小说《兄弟》体现出余华作品主题对以往的承袭与超越。在《兄弟》中,依然承袭了余华对人类悲剧性尴尬状态及荒谬的人生困境的揭示,关注着苦难与人的现实生存状态。而在对人性的理解上,余华已经不再一味地强调人性恶,而是在人性美的迷失瓦解中对人性欲望进行追问。《兄弟》是适应时代的产物,也是余华内心的产物,不变的是他的怀乡之旅,而变化的是他对灵魂的救赎。     

直面人生——余华小说主题初探

通过分析余华(80年代中期新潮小说代表人物)小说的两大基本主题———对人性恶的揭示和死亡的描写,探讨其作品对人性的深刻认识以及对文化传统的冲击     

一以贯之的悲悯情怀——浅析余华创作的精神取向

先锋后文学时期，曾经“冷酷无比”的余华也开始充满了动人的温情，与此同时，他的创作也转入对现世人生的密切关注，作品中不时流露出小人物的脉脉温情。有人说，先锋时期的余华是血里流着“冰渣子”，他的零度叙事让他完全置身事外，缺乏对这个世界应有的起码关怀。实则不然。应该说余华的小说创作有一种一以贯之的悲悯情怀，不管它是潜藏在冷静背后还是彰显出来，我们都不应该忽视。     

被遮蔽的"现实一种"——从余华的文革叙述看其作品的艺术变迁

1960年出生的余华,他的童年记忆正是文革记忆。余华先锋作品中的“内心真实观”即余华内心经过重构后的一种主观性世界———正是文革这一重大社会内涵的隐现。90年代在文坛普遍逃离宏大叙事的语境下,余华作品中的文革成为了故事讲述、人物生存的背景,历史的巨大灾难融入到了个人生存的困厄中。而在2005年出版的《兄弟》上部中,余华正面强攻文革,在以性压抑诠释文革悲剧性的同时深化了对文革的认识,也不自觉地落入了对读者与政治双向谄媚的怪圈中。     

论余华小说创作的转型

在先锋小说家当中 ,余华是较为独特的 ,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了彻底的否定 ,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从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到长篇之作《许三观卖血记》 ,他不断地叙说着自己对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的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 ,展示着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余华的每一篇作品都是独特的 ,这种独特根源于他独特的叙述方式和对世界独特的感知方式。但总观其作品 ,自《在细雨中呼喊》之后 ,创作风格出现了明显的转型。前期作品中的暴力与血腥明显地减少了 ,叙述时不再那么冷漠…     

论余华笔下的“现实一种”

先锋作家余华对于现实的关注和理解，突破了常规世界对于“现实”的束缚，他赋予“现实”一种新的内涵。在80年代的创作中，他以“局外人”的视角，冷漠地对暴力和死亡进行精确的叙述，构造出“自我世界”中的现实一种；90年代创作的变化，使作家由一个“局外人”转变为现实世界的介入者，运用含而不露的幽默与温情，透过现实的险恶、苦难，从平凡人类的灾难经历和内心世界中，发现生活的坚韧。     

绝望的世界——关于余华小说宿命论解读

在余华的小说中总是渗透着一种神秘的宿命论，特别是早期先锋作品中，人物时常作为一个符号在命运的牢笼里争扎，总是逃脱不掉循环轮回、难逃劫数的命运，于是作家便用人的荒诞、死亡、欲望、命运等主题书写了一个个绝望的世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余华在作品里试图寻找对宿命的抗争方式，但发现人怎么抗争也争不过命运。在这种”屈服”下，余华积极地去思考“人”存在的价值，在存在中去发现”生”的意义，用”存在”和宿命进行抗争。可是在欲望无限膨胀的当下社会，终于发现：原来欲望，才是小说中人物走不出的宿命。     

人性的异化与爱的救赎：余华小说人物的精神世界

余华小说致力于剖析人物的精神状态,以揭示出人的真实需求;同时从爱的艺术出发,尝试对其进行救赎。充分了解余华作品中的人物的精神世界、人格状况,把握其在意识形态发生巨变的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人格分裂、人性异化等特征,能有效地跳出语言、地域、文化制约等因素,清晰透彻地解读余华作品。     

试论余华作品的文革叙述

一个人的童年记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成年后的写作方式,甚至影响到他的写作方向。出生于1960年的余华,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文革中度过的,文革的潜在记忆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余华作品的解读,探讨余华作品中潜在的文革记忆,即叙述的方式是回忆与想象,叙述的主题是暴力死亡与温情苦难,叙述的风格是冷峻与狂欢。     

从《活着》看余华的风格转变与主题嬗变

在整个先锋文学寻求突围的大背景下,《活着》明显让人们感受到了余华风格的转变和写作主题的嬗变。他从前期揭示人性恶转到诠释人性善的主题,体现了他对人的关注点的转移。小说中重复描写死亡,却没有展示令人不堪入目的死亡和暴力场面,而是充满对人类生存的悲悯与关怀,在死亡背后涌动着浓浓的暖意,渗透着人间温情。不仅如此,小说趣味性和故事性的增强,加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对现实和历史的反思,增强了作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余华作品在西班牙的外译与接受障碍

余华作品外译至西班牙后出现了一段时间的“余华热”,但此后热度逐渐降低。“接受屏幕”贯穿其作品外译过程的始终并成为主要的接受障碍。“接受屏幕”主要表现为出版社的文本过滤、新闻媒体的政治化解读、读者期待视野下的接受与反作用三个方面，其形成既与西班牙的社会心理、文化传统相关，又与中国的文学范式、作家的写作技巧相关。考察余华作品在西班牙的外译历程，剖析外译过程中遇到的接受障碍，有利于为余华作品及整体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提供反思与借鉴。     

余华小说中的鲁迅因子

余华被不少人认为是“跟鲁迅走得最近的人。”从余华的小说中探寻鲁迅因子，探寻余华在文化精神和创作上对鲁迅的继承。余华在对弱势群体中的农民、知识分子、妇女、儿童的生存状态的极大关注上，在“批判国民性”和“反思历史”的两大启蒙文学主题上，都体现出对鲁迅精神的继承。     

余华的小说世界

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对中国80年代的文学,特别是先锋小说家余华等人的作品,在思想素质和精神内涵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进一步探索余华小说的艺术世界,使阅读余华小说成为一种大众现象,文章对叙述方式、自我形象、苦难意识、历史观念等焦点问题,进行了详细而全面的论述。     

余华文本的表现世界

一位评论家说过：“首先出现的是叙述语言，然后引出思维方式”（李阳语）。余华以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和异常的思维方式而蜚声文坛，自其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至今，余华为自己，也为中国当代文学开辟了一片与传统小说世界相遇异的天地。作为一位先锋意识异常浓重的实验小说家，余华的小说创作无疑突破了传统思维形式而呈现出空前的超常性与当代意味。对生活和艺术，余华有自己的独特认识和理解。他根本就怀疑现实和历史经验的可靠性，认为文学创作不能过于拘泥于经验表象的所谓真实。他强调作家应突破口常经验的氛围，进入无限广阔的…     

余华小说中儿童世界的书写

主要从儿童经验对创作主体的影响出发,分析余华作为一位独具个性的先锋小说家,他以自身的生活体验为基础,用异于常规的写作技巧和叙事方式剖析社会现实,在作品中对儿童形象进行精心地刻画,塑造了一个非常态的、震撼人心的儿童世界,给读者留下异常深刻的印象。小说中塑造的儿童形象,解读儿童世界的雷人效应,并在此基础上阐释儿童世界的生存渴求,进而探求作品的深层含义和作者的真实情感。     

余华长篇小说新作《文城》的承续与创新

余华长篇小说《文城》综合了余华20世纪80年代中短篇小说的先锋性和90年代长篇小说“回归”现实主义的传统性,既有艺术形式上的先锋探索,又有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反映,具有极高的可读性。《文城》的内容既有“生活的现实”,又有“文学的现实”,其“现实”是“虚伪”与“真实”的混合。与余华其他长篇小说相比,《文城》的时代与历史、现实与想象、虚构与真实的“并存”更为自然无痕。小说讲了三个故事,这三个故事内部是统一的,相互之间却是分裂的,但这种分裂在余华创作的整体上却实现了某种统一性,也即先锋的余华与“回归”的余华在这部小说中实现了统一。《文城》在书写血腥、暴力、死亡上,在语言诗性上,在人物对话书写上都承续了余华小说的一贯风格,但在主题、结构、题材、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又有比较大的变化,具有新的开拓意义。     

余华“文革”言说的三重视界

“文革”对60年代出生的余华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决定了他今后的写作方向。在余华不同时期的作品中我们都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文革”的阴影。余华对于“文革”的言说,因其创作理念及叙述姿态的变化而呈现出先锋——民间——大众等不同的视界。     

荀子人性论与儒家人性论的历史向度

苟子人性论是儒家思想史的特例，儒家学统中存在着三种不同于苟子性恶论的观念。其中孟子重在以超越的价值感受性来规定人“性”，区别于苟子的自然主义式的性恶观念；朱熹侧重分析心性的不同可能性，指出在人“心”中存在着对恶的自觉和向善的实践力量，以此纠正苟子对性恶的简单判定；而王阳明则以“性觉”论辨析人“心”的善与恶的来源，对苟子和程朱的理论皆有所辨正。     

西方作家对余华创作的影响——以《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为例

文章通过对余华近作《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解读和分析，从四个方面说明余华受西方作家影响较深：受博尔赫斯的时间理论影响，余华在叙述时采用重复与循环的叙述结构；罗兰·巴特的“零度理论”让余华在写作中情感零度介入；川端康成清丽的语言一直影响着余华，让他的语言风格从“铺张扬厉”转变为“清新质朴”；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存在主义对苦难的超脱和激烈态度，被余华分别借鉴，形成了独特的悲剧表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