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神木县志》纂修特征及其历史价值考论

清代神木地区先后纂修了两部方志，即为清雍正《神木县志》与清道光《神木县志》。因现存清雍正《神木县志》的版本内容部分残缺，目前学界对该志的真伪及成书年代尚存争议，莫衷一是。清道光《神木县志》的成书年代较晚，内容保存完整，是神木旧志的代表之作。经考证，现存版本的清雍正《神木县志》并非为清道光《神木县志》中纂修者所提及的四本抄志，清道光《神木县志》也并非是在现存雍正《神木县志》的基础上纂修的，两部志书在体例及内容书写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所载内容相互抵牾，纂修方式并无明显地顺承关系。雍正《神木县志》的体例较道光《神木县志》为优，但内容远不及道光《神木县志》丰富详实，二者互有优劣，各有千秋。两部县志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军事史、文学史、民族史、社会风俗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道光《重修金县志》研究

道光《重修金县志》是甘肃榆中县现存第一部纲目体地方志。纂修始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成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纂修者恩福时任金县知县,满洲镶黄旗举人,对康熙《金县志》纂修上的问题,认识深刻、直切要害。为革除《金县志》“因陋就简,粗略残缺殊多”的弊病,纂修出了一部有裨于治理、教化、存文的优质志书。体例方面,《重修金县志》沿袭道光十三年《兰州府志》纲目体,扩充条目,细化类别,增强志书结构的逻辑性、系统性;内容方面,《重修金县志》以《金县志》《兰州府志》“金县”条资料为基底,大量增补新资料,包括实地搜采的一手资料和辑录自他书文献的金县资料。     

乾隆《汾州府志》是否戴震所纂修?

乾隆《汾州府志》,成书于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是地方志中声誉很高、影响较大的一部志书。关于该志的纂修者,历来公私书目多著录为戴震。1978年中国天文史科学普查整编组编写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编纂要略

清代是扬州地方志编纂的鼎盛时期,府、州、县乃至区、镇之志迭出,光是府志就编成6部。由于这些府志绝大部分编纂规模既大,志书质量又高,故而多得学者好评,在世间产生较大的影响。其中,尤以《(嘉庆)重修扬州府志》深得学术界称允,《中国地方志辞典》这样评价道:“此志体例整秩,考据严审,材料富实,历来颇受后人好评,一直视为清代名志。”《(嘉庆)重修扬州府志》的纂修,“自己巳(嘉庆十四年,1809)之仲春,迄庚午(嘉庆十五年,1801)之孟夏,续修之书成”,历时一年零数月。全志凡72卷首1卷,装订成48册,全志达100多万言。其规模篇幅不啻在扬州清代府志中首屈一指,就是在我国清代旧府志中,亦可入鸿     

《叙州府志》考

《叙州府志》流传至今可考者 ,仅有清代康熙、光绪两朝所编志书 ,且康熙《叙州府志》已不见全书 ,更显《叙州府志》所存资料不可多得。考究《叙州府志》纂修源流 ,足见清代统治者对修志的重视和清代地方志的繁荣 ;探讨《叙州府志》中的“都掌蛮”史料及其价值 ,其以志证史之功可窥一斑     

元修《南丰郡志》考略

元修《南丰郡志》成书于大德四年(1300),其主要纂修者为元初人李彝和刘壎。它是现知最早且出版信息最为完备的南丰志书。该志书在明清两代虽然传本稀少,但其流传仍不绝如缕,可惜今日已经亡佚。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爬梳和整理,我们基本掌握了该书的成书情况和版本流传线索,并针对该书的再辑佚提出可行性建议。     

清代重庆书院的兴衰与流变

清代重庆书院的发展基本与全国书院发展趋势一致,历经迅速发展、整体繁荣、清末改制废止的流变过程. 但由于重庆特殊的地域文化特点,其书院发展变化起伏很大,出现了乾隆、道光、光绪三个高峰和雍正、嘉庆、咸丰、宣统四个低谷,这是清代以前历朝历代未有之现象. 清中期,重庆书院的普及与繁荣是响应清政府书院扶持政策和顺应地方文化教育发展需要,在全国书院高速发展大潮流推动下的应然之景,而清末的改革、改制与废止则是在"西学东渐"、"经世致用"思潮影响下,为适应社会时局变化不得不"改"的适然之策.     

清代扬州府志述评

有清一代,扬州府共纂修了6部府志,即:康熙三年《扬州府志》、康熙十四年《扬州府志》、康熙二十四年《扬州府志》、雍正《扬州府志》、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同治《续纂扬州府志》。这些志书至今都完好地保存着。它们反映了扬州之地历古以来的概况,尤为详细地记述了明代万历中期以后至清代同治之间的二三百年中,扬州府属各邑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事迹,成为了解和研究扬州之地这段特定历史时期多方面情况的不可缺少的历史文献。综览这些府志,由于能够恪守志书编纂的法     

乾隆《打箭炉志略》著者及资料来源考

乾隆《打箭炉志略》是以打箭炉厅 (今康定一带 )为对象的第一部地方志 ,也是四川藏区成书较早的地方志之一 ,对康定及周围地区的历史以及清王朝前期用兵西藏军事行动等研究都具有值得重视的史料价值。从清代地方修志的有关规定及成书时间来看 ,是书著者应是乾隆末年在任的打箭炉同知衷以 ,其资料来自三个方面 ,主要摘抄自乾隆《雅州府志》     

管窥《宜都乡土调查志》

在湖北宜都发现的《宜都乡土调查志》成书于1920年,对清末民初的地方社会有着比较详细的描述。文章就志书的基本情况、主要内容及编撰特点进行了初步解读与探讨。     

重庆得名原始

重庆因何得名?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重庆"得名于它在地理位置上位于顺庆府和绍庆府"二庆"之间,故谓之"重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宋光宗在同一年的时间内先封王,后称帝,取"双重喜庆"之义,故将其潜藩之地恭州升格为重庆府。"二庆之间"说只满足了空间坐标,却有悖于时间坐标,与史实不符。"双重喜庆"说既符合历史事实,是宋代潜藩升府制度的必然,又与潜藩升府的地名命名方式和类型相一致。取名"重庆",满足了皇帝的心理需求,彰显了宋人给府命名时选用汉字的极端偏好。     

“重庆”得名新考

“重庆”之名，由南宋光宗于1189年升潜藩之地恭州为府时所取。但关于取名原义，自来有二说，一日“二庆之间”，但考之史籍，“二庆”得名比重庆更晚；一日“双重喜庆”，但史书记载＂-3时并无“双喜”。因此都与历史记载不合。而光宗受禅登基，其心理压抑，偏好“重”字。考“重庆”一名，出典于《诗经》郑玄笺，其含义与光宗个人及历史背景相合，故为取义之本。     

食品工业是重庆城市带农村的支柱与桥梁

论述食品工业的特点,对比分析重庆现有三大支柱产业及四大新支柱产业,提出:食品工业最能体现中央跨世纪中西部战略的基本思想,是重庆完成三大跨世纪历史任务和解决四大难题最具战略意义的支柱产业。     

重庆城市文化的传统与变迁

重庆是在古代江州城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巴文化是重庆城市文化的重要源头,构成了重庆城市文化重要的人文传统。基于地貌特征形成的“江一山”文化是重庆城市文化的自然传统。重庆城市文化在几千年的变迁过程中,逐步完成了传统与更新、古老与现代的交替,实现了从旧到新的涅粱和更生。在这一转换过程中,移民活动和近代化是重庆城市文化从传统向现代巨变的重要因素。     

关于重庆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重庆通史》在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上 ,坚持历史发展既有统一性又有多样性的观点 ,注意发掘重庆历史的特殊性 ,摆脱地方史只是中国通史缩微版的窠臼 ;在研究的整体思路上 ,坚持厚今薄古的原则 ,在古代悠久而丰厚的历史积淀上 ,浓墨重彩地论述近代历史 ;在历史内容的选择和发掘上 ,努力改变通史只是政治斗争史的格局 ,注重发掘政治斗争背后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原因 ;在历史分期上 ,始终以社会性质作为历史分期的主要标准 ;在体例上 ,采用通史与专题相结合 ,诸体并用的方法     

硕果累累的巴渝方言影视剧

本文首次对重庆的方言影视剧作全面的历史清理 ,是进一步研究“川渝方言剧”的基础性工作。从时间发展向度上看 ,本文回顾了重庆方言剧从 1 982年的《人与人不同》开始到目前为止的近 2 0年的发展历程 ,将其划分为 80年代、 90年代和世纪之交共三个时段进行论述 ;从空间类型向度上看 ,本文将重庆方言剧划分为电影、电视剧、电视台栏目短剧、川剧电视剧共四大类型进行论述。经过这样的纵横梳理 ,重庆方言剧的总体发展脉络也就十分清晰了。     

摩托车产业科技创新战略研究——重庆个案研究

重庆是中国摩托车生产和出口的重要基地,摩托车产业是重庆市的支柱产业之一,其发展对重庆乃至中国的摩托车产业具有很大影响。但是随着重庆市摩托车产品出口的逐年增加,摩托车产品的出口利润却未同步增加。本文从技术创新的角度分析了重庆市摩托车产业存在的问题,指出重庆市摩托车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进一步提出了提高重庆市摩托车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若干措施,以便更好地增强重庆市摩托车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论重庆文化与重庆经济发展

本文从重庆文化发展的总体状况出发,分析了移民文化、山地文化、码头文化、重理轻文观念以及战时-政治文化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作用,并就如何建设先进的新型文化作了尝试性的探索.     

加快重庆市食品工业发展的原因分析

加快重庆市食品工业的发展,对于重庆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矛盾的缓和具有特殊重要性。本文从消费增长和收入增长的关系、工业化的完成程度、农村问题以及重庆的优势等方面分析了加快重庆市食品工业发展的若干原因以及食品工业对其的促进作用。     

建设"人才高地",支撑重庆大发展

上海构筑"人才高地"的成功经验值得重庆学习借鉴.重庆大发展必须有"人才高地"强有力支撑.重庆"人才高地"建设,应明确定位和目标,创新地实施系统战略,抓住西部大开发历史机遇,把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队伍建设作为重点,发挥在渝高校的突出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