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关陇”诗路

王安石《杜甫画像》诗中“饿走半九州”深情描述的是杜甫在穷愁潦倒中颠沛流离的生命历程,宋人林亦之说“杜陵诗卷是图经”,则是从杜甫流离路线的角度高度评价杜甫诗歌的“图经”地理价值。安史乱起,杜甫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颠沛流离的一段生命历程。他艰难地跋涉于关陇道上,历尽坎坷,受尽磨难,一路上留下了堪称不朽的诗篇。也正是这一时期,杜甫的诗歌从内容到形式发生了质的飞跃。杜甫的“关陇”诗歌创作,自然地禀赋了其诗歌的主体内涵,也就自然地具有了“图经”和“诗史”两个维度的架构,沿此寻绎,我们会清晰地看到,杜甫颠簸跋涉的“关陇”道不单是一条战乱中的流离之路,更是一条充满着诗人深情关注社稷安危、苍生安乐,流淌着儒家仁义血泪的崎岖“诗路”。     

论“兴寄”说与杜甫“沉郁顿挫”诗风

“兴寄”说是唐代重要的诗学理论,它要求诗歌创作抒发诗人的性情,并通过“比兴”表现手法来寄托诗人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杜甫更强调诗人的内在复杂情感与外在景物之间相互交融的关系。杜甫用他的诗歌创作实践了“兴寄”说．即在注重诗歌社会价值的同时,注重诗歌本身的艺术价值,从而形成了“沉郁顿挫”的诗风。《秋兴八首》正是杜甫“沉郁顿挫”...     

追源溯流后出转精--评吴怀东《杜甫与六朝诗歌关系研究》

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集大成的地位早为学术界公认 ,这种地位的获得是因为杜甫“转益多师”、“别裁伪体”的胸襟和胆识 ,这在杜甫对六朝文学的态度上体现得最为充分。六朝是中国古代诗歌长足发展的时期 ,六朝诗人对于诗歌形式美的不懈追求直接育成了近体诗。但是 ,六朝诗歌也因其冶华而饱受诋毁。初盛唐诗歌的繁荣 ,离不开对六朝的借鉴 ,但“四杰”、陈子昂 ,甚至是李白却因为变革诗风的主观认识而对六朝文学大加贬斥。真正理性、客观、公正、科学地评价六朝文学应该是从杜甫开始的 ,在对六朝文学的一片骂倒声中 ,杜甫对六朝的主要诗人却多所…     

从《戏为六绝句》看杜甫草堂诗的"诗史"特征

上元二年写作于草堂时期的《戏为六绝句》是杜甫最重要的论诗著作,在《戏为六绝句》中杜甫提出了“亲风雅”、“当时体”等观点,“亲风雅”、“当时体”等主张对杜甫草堂时期诗歌思想的多样化和艺术形式的升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使杜甫的草堂诗体现出了“诗史”的特征。     

杜诗自注与诗歌境域的开拓

杜甫诗歌的自注作为中国诗歌自注体的早期代表,记录下了与诗歌创作相关的丰富信息,充分发挥了诗歌自注体的辅助功能,诗与注的紧密互动对杜甫诗歌的情志表现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杜甫再次介入诗歌进行自我诠释的动机反映了诗人对创作的自省心理,流露出其多方开拓新境的诗学追求。     

精神实录与边塞想象：杜甫《前出塞》《后出塞》疏证

《前出塞》和《后出塞》的创作时间旧注多有歧说，根据内容判断这两组诗当作于安禄山起兵到关中失陷之前，两组诗歌的创作时间相隔不远。突发的战事引起了杜甫对出塞、军事等问题的反省。杜甫放下士大夫的身份意识，自觉地站在从军者的立场上叙述出塞的经历，深入探寻出塞作战的心路历程，并对当时流行的建功受赏传统观念作了冷静的反思，对战争的真相做出了直接判断，这是杜甫对乐府诗歌艺术特色和社会功能的独特理解。旧注认为《前出塞》是为哥舒翰备吐蕃而发的，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如果按照诗史互证的思路来推求，杜甫笔下的出塞指向是西州为中心的安西北庭区域。但是杜甫本人从未有过出塞西域的从军经历，友人岑参从军西域的经历及其所作诗歌，可能对他合理掌握写实与想象之间的艺术张力提供了借鉴。     

杜甫诗歌中的对话及对话性初探

杜甫诗歌中存在着大量的对话现象。杜甫将对话进行了创造性的转换并灵活地应用到诗歌的各种体裁之中。若从对话在诗歌中表现形式来看,大致可分为完整的对话(即它具备对话的各个要素)和不完整的对话(或对话主体缺席,或对话信息省略,姑称之为“对话性”)。对话及对话性在杜甫诗歌中的创造性应用,不仅大大增强了杜甫叙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情感的蕴藉性和复杂性,而且还传递和体现着杜甫独特的“诗史”思维和浓厚的人文精神     

杜甫诗歌意象的隐喻分析

隐喻是伴随着人类思维而产生的一种认知模式。利用意象图式和概念整合理论分析杜甫诗歌中的意象,解析杜甫诗歌的认知模式,有助于从隐喻的角度厘清杜甫诗歌中意象和隐喻之间的相互对应关系,为理解杜甫诗歌提供一个合理的解读模式。     

杜甫生命晚年“三峡诗”的内容特色

研究杜甫在生命的晚年所写的“三峡诗”，不仅能更清楚地看到他诗歌内容的广泛性、深刻性、丰富性、现实性，而且更能看到杜甫诗歌在唐代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史上的不朽功勋和伟大贡献──杜甫的三峡诗歌是罕与伦比的。     

李白、杜甫论诗诗简论

在唐代诗歌文学理论批评园地里,论诗诗是一种别具新貌而意义独特的诗评样式。李白与杜甫的论诗诗堪称代表。他们都极其敬慕陈子昂的革新精神与“风骨”之作,都有很深的《风》《骚》情结,认真汲取六朝优秀诗人的创作经验,推崇清新自然与雄健俊逸的诗歌风格。然而,在具体对待齐梁文学的态度上,较之于李白,杜甫的是非观更明确,接受之方法更辩证,既有“恐与齐梁作后尘”的否定,又有“清词丽句必为邻”的肯定。在讲究诗歌的“传神”论、“声律”论等方面,杜甫也有突出的贡献。杜甫创造的论诗绝句组诗体式,影响后世颇为深远。     

试论唐代的经济和杜甫的“经济意识”

杜甫的诗歌不仅是唐代的一部“诗史”,而且是政治史、文化史 ,同时还是一部有关的经济史。本文第一次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提出杜甫是唐代一位很具有“经济意识”的诗人。这对全面理解杜甫的诗歌和丰富繁荣当今的社会经济生活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李白杜甫晚年情感隔阂臆说

李白、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他们以卓越的诗歌成就树起了两座丰碑,更以早年建立的情若手足的交谊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但在晚年,李、杜之间产生了情感隔阂。其表现是杜甫对李白之死漠然视之,令人感到蹊跷。其中原因主要是杜甫对李白的不满直至失望。因为杜甫怅怨李白恃才傲物,得罪玄宗,不辩忠奸,附依永王,被定罪附逆做乱。     

“漫与““深愁“总关情——杜甫草堂诗歌的两维世界

杜甫在成都草堂时期心境相对轻松,有吟咏村居生活和自然风光的诸多诗作,这些诗歌初看是随意抒写、优美从容,但杜甫本心是不安静也不轻松的,其“漫与”之下别有“深愁”,此二者两相矛盾,又共同建构,使杜甫的草堂诗有一种内在的紧张与冲突。     

论杜甫的经学与诗学

在杜甫诗歌的接受史上，对其诗歌“难度”的指认由来已久，但相关研究和诠释尚不多见。事实上，杜诗之所以难读，盖因其诗中有“学”,诗中有“道”,诗中有“神”;这三点，恰好对应着杜甫作为学者、儒者、诗人这三种文化身份。学者杜甫虽不以经学立身，却有着深厚的经学修养；儒者杜甫的圣贤志向和醇儒抱负，成就了杜诗的思想深度和诗学高度；诗人杜甫则“经学与诗学并重”,通过“以《诗》入诗”“经史并用”“以道运诗”的诗学创造，开出了一个崭新的“诗世界”。杜甫的儒教信仰和儒道实践，是他的诗歌获得“神理”并被后人师法的关键；而杜诗的“经典化”之路，因为伴随着中唐儒学复兴和北宋理学奠基的全过程，故而比任何一位古代诗人都更具“经学化”的内涵和思想史的意义。     

也论道教文化对杜甫的影响

唐代“国教”和唐诗“集大成”者杜甫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分析了杜甫道教观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以及在诗歌中的具体表现,并且论述了道学意象在杜诗中的具体表现及杜甫对神仙丹药的态度。从而说明了道教文化对杜甫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杜诗"句中有眼"论析

“句中有眼”是杜甫诗歌鲜明的艺术特色之一,但一直未见深入的研究。杜诗“句中有眼”的形成,有三个方面的原因或条件:一是南朝以下诗歌的语言格局,为“句眼”的炼制提供了形式上的准备;二是诗到盛唐,诗歌意象的大量积累、沿袭、老化,严重阻碍了诗歌艺术的发展,“句中有眼”是诗歌艺术破旧创新的必然选择;三是杜甫个人的主观努力。杜诗“句中有眼”具有多方面的审美价值。     

论杜甫交往诗的应用文体特征

杜甫的交往诗具有三个方面的应用文体特征,即制题的功能性、干谒诗内容的程式化及“以文为诗”。杜甫交往诗对应用文体的借鉴与创新,使其充分实现了诗歌的交际功能,同时也有效地扩展了诗歌的日常交际和社会应用领域。     

杜甫自传诗创作动机浅析

杜甫的自传性诗歌 ,是对于自己穷困生活的表白。诗中的自我有真实的“我” ,也有带上面罩的“我”。     

杜甫及其诗歌的典型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在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曾产生过许多或大或小的典型,为人们长久地尊重和祖述。就文学而言,特别是就诗歌领域而言,似乎还没有谁获得过象杜甫那样崇高的地位,隆盛的声名,至高无上的评价,产生过那么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千余年来,王朝更替,文学屡迁,杜甫诗坛正宗的地位从未发生过动摇。其后虽经“五四”的文学革命,新中国建立后的文学重造,过去的评价大多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杜甫作为不朽的文学典型和诗歌典型的看法,至今仍未改变。这是为什么?杜甫及其诗歌的典型意义究竟何在?对此,人们也曾思考过,阐释过,然而与杜甫作为典型的实际意义相比,总觉得还存在一些“阐释差距”。我们认为,任何典型的建立,都有其特定的文化意义,     

试论杜甫的咏月诗

在杜甫诗歌中,写月亮的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仅标题中点出“月”的作品就有二十首之多。这些诗歌,杜甫一方面将“月”意象所包融的内涵予以继承和进一步发扬;另一方面,在诗歌的具体创作过程中,显示出许多天才的创新和开掘,使咏月诗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技巧上,都表现出了独特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