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哲学思想探析

我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诸葛亮,不仅是个政治家、军事家,而且也是三国时期的思想家.诸葛亮在越南、日本等国也被称为古代名人,据说,日本民间曾把“诸葛亮”这个名词作为“智慧”的同义词,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思想的魅力.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国际意义和深远影响.我国学术界对诸葛亮的研究重于政治、军事.本文就诸葛亮的哲学思想作以探讨.诸葛亮是我国历史上三国鼎立的一个关健人物,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潜藏着丰富的哲学思想,集中地表现在诸葛亮《文集》中.概括地说来,可以说是以“本末”为基点的唯物论,以相辅相成为主线的朴素辩证法,以“才须学也,非学无     

共产国际与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基本上是错误的,对我们中国党影响最大.”“共产国际中期对中国党的指导是有很大错误的.中国党在这个时期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使中国革命受到了那么大的损失,我们中国人当然要负责,但与共产国际有很大关系.”这个时期中国党犯的错误集中表现在连续出现三次“左”倾错误,并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本文着重探讨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论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制度设计

自三代始,迄于近代,上下四千年。其间,制度设计之事,史不绝书。然而,择其具有原创意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制度设计,主要有三次,分别出现在周代、秦朝和近代。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古代制度设计权属于王和圣,虽为价值有涉,但也使“天下为家”体现出“天下为公”的理想。前两次制度设计以家天下政治为核心,先后形成了王制和帝制的模式;近代以孙中山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制度设计,效仿法、美模式,开启中国民主制度的先河,奠定了中国政治的基本方向。从历史背景、设计者及思想来源、系统性、创新性、本质性和对外影响来比较,三次制度设计既有相同性也存在着本质差别。三次制度设计对中国历史的进程有重要影响,可以作为中国历史上时代划分的标志。三次制度设计皆发生在中国历史转折时期,其影响之深远,意义之重大,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启示和借鉴。     

论三国赋中的自我意识

三国时期意识形态领域里新思潮的核心内容是人的觉醒,是自我意识的觉醒。这是思想意识领域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新的时代特征。所谓自我意识的觉醒,就是对人的生理需要和精神需要的更大满足,就是对人的个性、气质、才能、感情、理想、愿望、要求等的高度重视。这种新思潮在当时政治、哲学、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有反映。例如,当时政治上用人重才智,尚功能,曹操的“唯才是举”实际是汉末三国时期普遍的用人标准。哲学上三国时兴起的玄学,从本质上说是人学,探讨的基本问题是人生的价值意义。人的觉醒带来“文的觉醒”。鲁迅说的曹丕的时代是文学的自觉的时代,在文学思想上的体现是“文以气为主”说、是娱情遣兴功用的强调。文学创作上则是抒情化倾向和风格个性化大潮的涌动。自我意识的觉醒,在三国赋中的具体表现,大体有以下三个方面:     

论诸葛亮的战略思想

诸葛亮作为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其《隆中对》是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战略之作。《隆中对》系统地为刘备政治集团谋划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战略构想，是刘备集团的政治、军事路线和立国之策。诸葛亮提出的兴汉成霸的战略目标，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以及“三步走”的战略步骤，为刘备集团的发展壮大、蜀汉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产生了不可磨灭的伟大作用。但对荆州问题的估计不足是诸葛亮战略思想的重大缺陷，最终深刻影响了战略目标的实现。     

中国之治：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主题

“治理”是中国历史上的固有词汇，大体指管理国家政务的方式方法，并非为西方学术界所发明，中国学术界在理解与使用西方“治理”概念时需谨慎辨别其中的政治底色。理解“中国之治”,须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特质和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扎根中国本土实践和原生概念，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演变与具体实践，从而理解实现“中国之治”的关键在于形成“中国之制”,核心是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两个确立”作为新时代重大政治成果，镶嵌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性制度安排之中，必将有力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     

喀麦隆的公众舆论和民意测验

目前所说的喀麦隆的“公众舆论”实际上是长期的历史、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最终结果 ;从根源上追溯公众人物如何使用这个术语 ,有助于对之进行考察。本文将把喀麦隆的“公众舆论”的出现分为“三个阶段” ,即非殖民化时期、“大一统”时期和政治相对自由以来的时期 ;三个阶段持续地相互作用 ,并且都与喀麦隆政坛相继的结构变化息息相关。由此 ,我们可以看清公众话语发生变化的领域 ,看清国家政治的参与者 ,并对有关的政治状况进行思考。对“公众舆论”的“测验”能说明喀麦隆自1990年代“转型”以来政治话语、政治“活动”(相对于政治“职业”)和政治操作的各个方面 ,这也是作者想要阐明的。     

中国、欧洲大分流的政治表现

“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彭慕兰提出“大分流”理论,一度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后发现,这一观点在分析中国与欧洲在历史发展中的大分流是有明显缺陷的。随后,“加州学派”的其他学者对“大分流”理论进行了反思和修正,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引入了政治因素即制度因素的变量,其目的是从政治上解释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因素,但依然是经济分析的视角,而没有将政治制度这个关键性因素作为比较的内容。政治最为关键的制度是权力制度,古代中国很早就建立起一套非常完整的政治制度,最终定型于以郡县制为内容的君主专制制度,这一制度历两千多年而不衰。而欧洲的君主专制则始于屋大维时期,在对待君主专制制度的态度上,古代中国与古代欧洲是大相径庭的。古代中国在体制内几乎对政治制度没有任何异议而得以顺利推行;欧洲的君主专制则自始至终都存在着非常大的挑战,这主要来自思想界。欧洲思想界对政治制度的反思几乎伴随着欧洲整个政治发展史。因此,对君主专制的态度彰显了中国、欧洲大分流在政治上表现的客观实际,其他所有的制度都是基于这一制度的分流展开的。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与“三农”问题

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在改革开放之初给中国农村带来了很大的发展,但是,随着近年来农村新情况的出现,这个制度越来越不适应中国农村发展的需要。探索农村土地制度与“三农”问题之间的联系,寻求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是我们目前急迫需要进行的工作。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概念和我国社会现阶段政治的几个问题

过去对政治流行着这样一种解释:“政治就是阶级斗争。”做政治工作就是抓阶级斗争。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把这种解释推到极端,强调“突出政治”,大抓阶级斗争,搞得我们党无宁日,国无宁日。粉碎“四人帮”后,我国社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也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有些同志仍以“政治就是阶级斗争”这种解释来理解我们目前的政治,逻辑推理的结论必然就是:今天政治已经不是重要的了。由此又产生了忽视政治的倾向。究竟怎样理解政治的涵义?如何认识我国目前社会的政治?搞清这个问题,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就此谈些粗浅的看法,愿与大家共同讨论,以求指正。     

东亚三国近代文化选择与成因考述

对东西文化关系问题上的不同立场而形成的近代东亚文化选择模式,在中国表现为“中体西用”;在朝鲜与日本分别表现为“东道西器”和“和魂洋才”。东亚三国近代文化虽说在形式上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但因三国社会历史条件等诸多因素上的差异,使三国近代文化在对传统的反思及西学分量等内容上呈现出很多不同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由“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方针转变原因试析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这次合作“酝酿时间很长,差不多‘九·一八’后就逐渐向着这个方向发展。”在重谋国共合作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表现了很大的主动性,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其中从“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方针的转变,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完成抗日大业,奠定了基础。我党这个方针的转变,是几方面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     

社会主义新人:一个历史的概念,一个动态的形象体系

引言自从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中要求文艺工作者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以来，关于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就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新人？有各种不同意见。贺敬之认为社会主义新人是“反映我们时代的光明和前进力量的代表者们的形象”，并说社会主义新人“是最后埋葬私有制度并消除它对人们精神上的影响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时期产生的”o。马威认为，“社会主义新人这个概念，从广义上理解，既可以包括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数英雄人物，同时，在今天来说，大量是包括那些在平凡岗位上…     

略论魏晋南北朝监察制度之得失

中国历史上监察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有着重要影响。一般来说,监察制度应当具有制衡、治官、监督、检查、弹劾、惩戒之效能,古人把它概括为“彰善瘅恶、激浊扬清”,并视为“政之理乱”的关键所在。     

太平天国女营、女馆制度

太平天国根据“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的指导思想,建有女营,后期叫作女馆的组织。因为这个制度,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前期、中期及后期,不论在组织形式、社会内容以及政治影响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变化。所以,对这个制度进行评价,不能不对它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研究洋务运动应注意三个区别

洋务运动的研究和讨论,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和重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持续了三十年之久,而这三十年,又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新式工业在这个时期诞生;新的社会阶级在这个时期孕育和形成;新的思想文化在这个时期传播。洋务运动涉及到中国近代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领域,是一个很复杂、也很值     

反思中国古代重刑主义

重刑主义源于对重典治国的迷信,性恶论和法家思想是其理论根基.儒家的政治架构与法家的重典理念在刑罚制度上形成了外儒内法的制度合流,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中国法律近代化走到今天仍需反思这个问题,确立个人权利、建立包容制度环境是抛弃重刑主义的必由之路.     

党的建设创新与执政基础的巩固

站在中国共产党90周年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思考党的执政基础及其建设问题,应更加注重执政“地基”下面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基础性因素,即影响执政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文化基础和法律制度基础等问题。中国共产党能否“长期执政、执好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基础性建设的力度和效果。     

伟大的政治创造：新型政党制度的中国探索与历史贡献——基于“变革-稳进-超越”的政治解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更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创造出来的植根于中国大地的新型政党制度。理解新型政党制度的中国探索与历史贡献,需要构建内在特质、内涵要义、发展逻辑与结构维度等维度构成的分析范式,在构建“变革-稳进-超越”的政治解释路径的基础上,聚焦于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发展与定型的政治诠释,揭示其历史变迁的基础要素与鲜明特点。在此基础上,围绕“新型”的出场逻辑,进一步阐明新型政党制度之“新”在于其是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最新成就,为世界政党制度提供了独特贡献,是政治制度在总体性创新方面的典型成果,对于认识制度变迁这一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解逻辑,进而在政治概念的政治学分析层面也具有独创性价值。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建设的得失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当时社会主义制度所处发展阶段的认识正确与否。《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这个论断是运用彻底的发展论对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制度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