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和谐社会语境下职务犯罪立法的定位与选择

在打击职务犯罪过程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现行的职务犯罪立法存在着贪污罪构成标准过高、渎职罪成立条件过严、贿赂罪法网设置过松及死刑作用夸大、资格刑功能错位、罚金刑地位缺失等宽严失调的现象,故应从职务犯罪立法上降低贪污罪的构成标准、放宽渎职罪的成立条件、严密贿赂罪的法网设置及废止死刑、改造资格刑、增设罚金刑。     

试析"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职务犯罪预防

腐败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惩治腐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我党的一贯政策.惩治腐败单靠打击是不够的,还要强调预防,那么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正是减少和预防职务犯罪的一个措施.     

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对“严打”刑事政策的否定和理性反思。“严打”不仅未能有效地遏制犯罪，反而激化了矛盾，破坏了社会的和谐。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蕴含着刑罚宽和化的思想。我们应当转变观念，加强综合治理，摆脱对重刑的依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语境下假释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假释由于其对犯罪分子复归社会的重要作用而被世界各国所采用。我国由于假释制度立法方面的缺陷,导致了假释功效不能充分发挥。因此建议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扩大假释适用对象,具体假释适用条件,提高假释适用率;完善假释监督制约机制和监督考验机制,以发挥假释的最大功效。     

和谐社会语境下刑事政策探析

刑事政策是国家惩治与预防犯罪的准则和措施,可分为基本的刑事政策与具体的刑事政策两种。通过历史考察,我国基本的刑事政策经历了由单纯功利主义向功利主义与人本主义相结合的转变。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保障,应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以及刑事执行各个阶段发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作用。     

论检察机关对宽严相济之"宽"的运用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之“宽”是刑法谦抑性的具体体现;贯彻宽严相济之“宽”有利于促进构建和谐社会、破除重刑主义、预防犯罪、化解矛盾、保障人权、维护公平正义、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检察机关在打击职务犯罪的过程中,应如实地贯彻、落实宽严相济之“宽”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事立法体认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于刑法中,但作为指导刑事立法的刑事基本政策,该政策在我国刑法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但是,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代要求看,我国刑法对该政策贯彻还不完全到位,尚有诸多方面需进一步修改、完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的导向

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切入点,以犯罪圈和刑罚结构为解剖对象,对现行刑事立法进行反思。主张在犯罪圈的划定上将酒后驾驶行为、危害环境行为入罪化;将纯道德的无被害人的犯罪行为、安乐死行为、客观上不能犯的行为和预备行为去罪化。主张在刑罚结构上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适当提高有期徒刑的上限。     

和谐社会与刑事立法

“犯罪化”、“处罚的早期化”、“严罚化”和“国际化”,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刑事立法动向。“和谐社会”作为我国刑事立法的价值追求,应在世界刑事发展的大背景下,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在刑法典中增设新的罪名,扩大某些犯罪的构成要件,提高某些犯罪的法定刑。     

和谐社会与我国的民事调解立法

诉讼调解与和谐社会的理念有着天然的契合关系,相对于严格的判决,调解结案更能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立法上强化调解,并不必然削弱法律的权威,也不必然带来强制调解现象。我国民事调解立法应当明确地将调解作为诉讼结案的重要方式,强化法官的调解职能,调解程序的设计也要有利于当事人之间的彻底沟通,提高调解结案率,以更好地发挥调解的消弭纠纷功能。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社会救助立法

贫困问题是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社会救助是人类应对贫困、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制度安排,立法先行是世界各国建设社会救助制度的共同经验,完善社会救助立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然而,我国现行社会救助立法严重滞后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鉴于此,加快社会救助立法研究,成为和谐社会视野下面临的重大课题。     

刍议和谐社会条件下的农村教育立法

进行教育立法是现代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和谐社会离不了教育公平与教育法制化，和谐社会、教育公平、教育法制化、农村教育立法各要素息息相关。我国的农村教育需要立法加以推动与保障，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为基本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为关键点，面向世界，借鉴国外，制定专项的农村教育法以完善农村教育立法。     

论死刑立法安排中的“宽严相济”政策——从形式意义上考察

我国<刑法>涉及死刑的犯罪,根据犯罪行为是否直接导致死亡后果为依据,可以划分为致命性犯罪和非致命性犯罪两大类.为了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死刑的立法安排上,既应当强调实质上的减少死刑,也应当强调形式上减少死刑.在致命性犯罪领域,死刑配置应当"内严外宽";在非致命性犯罪领域,死刑配置应当"外严内宽".这种安排,对于柔化国民对死刑的心理感受和发挥死刑的抚慰功能,有着重要的立法方法论价值.     

和谐社会与地方立法观念的转变

地方立法是国家立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现代社会多元利益主体间的冲突和矛盾,如何发挥地方立法在和谐社会建构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实践的发展需要观念的转变,理念是立法的指南,科学的理念是地方立法和谐的基础和前提。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地方立法的发展必须要更新理念,地方立法观念伴随着地方立法权适度扩大、地方立法由重从属性向重自主性、重经济型立法向多样化立法转变而发生变迁。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恐怖犯罪立法中的贯彻及完善

宽严相济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其不仅指导刑事司法,也指导刑事立法。宽严相济之“严”虽然在恐怖犯罪的立法中得以贯彻,但仍存在局限;宽严相济之“宽”与“济”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从应然的角度来看,宽严相济之“严”在恐怖犯罪中应当通过核心罪名的设置、法网的进一步严密以及对顽固恐怖主义犯罪人增设更为严厉的处遇措施等来完善;宽严相济之“宽”可以通过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宽”的精神和正当目的下的比例原则对反恐刑法进行立法限制,对共犯脱离者准用自首从而给予特殊的减免处罚,对特殊立功者减免处罚,对“预备行为实行化”类恐怖主义犯罪的预备行为人设置“迷途知返”条款,加强恐怖主义犯罪立法的“行刑衔接”等措施来达致;宽严相济之“济”通过以宽济严、宽严结合、打击与分化并举来实现。恐怖犯罪的立法,应尽量协调与平衡刑法的人权保障与法益保护机能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宽严相“济”的应有之义。     

宽严相济语境下未成年人累犯制度释疑及完善

理论及司法实务界对"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累犯"应如何认定仍存在争议。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背景下,应对"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不构成累犯"作缩小解释,同时应在刑事责任年龄外根据不同的犯罪类型对未成年人是否适用累犯作进一步区分,以更好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三重定位解读

尽管目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被定位于刑事司法政策,但该政策在理论上应当是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刑事执行政策三位一体的基本刑事政策.作为刑事立法政策的宽严相济,应该不仅包括刑事实体法方面的政策,而且还要包括刑事程序法方面的政策;为刑事司法政策的宽严相济,是指在侦查、起诉和审判的过程中,侦查机关、起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在适用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时应当遵循的政策;为刑事执行政策的宽严相济,则主要表现在监禁和死刑的执行两个方面,在现代刑事执行制度中,必然是监禁与非监禁化、行刑人道化、行刑社会化的有机结合.     

中国古代惩治会计官吏职务犯罪立法探微

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把会计官吏职务犯罪作为防范经济犯罪的重点,国家在总的法律制度统驭之下颁行具体的财计法律制度,相继出现了比较系统的惩治会计官吏职务犯罪的法律规定,在维护与保障国家所有权,稳固国家统治的财政根基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立法中的利益表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立法作为利益表达的最主要渠道，其作用发挥的是否充分，对和谐社会的构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针对我国目前立法过程中公众不能充分表达自己利益需求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立法中的相关制度来保障公众能畅通的表达个人利益，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人格刑法理论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借鉴与启示——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背景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 为了更好的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以"人本"为特征的人格刑法理论应当成为我国刑法学界关注的重点.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消除"重刑主义"的影响, 真正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而且对大力推动"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建设意义重大.人格理论对刑事政策的启示主要是: 在制定刑事政策时我们应当反省社会因素对犯罪的影响;重视刑罚的人道性;实行非犯罪化和刑罚轻缓化;重视犯罪人回归社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