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理禅交融"思想探微

朱熹与禅渊源甚深,本文以《朱子语类》为文本,从三个方面探讨了朱熹的理禅交融的理论.即"理"的本体论与华严禅;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与禅宗"渐修顿悟"的修习方式;"随事"、"日用"的境界论与禅宗的"不离日用"的解脱观."理禅交融"导致了儒的禅化与禅的儒化.     

陶谢诗中之"理"比较--兼论诗与理的关系

诗与理的关系是文学史上较有争议的重要问题,而以六朝及两宋时期表现尤为突出.陶渊明及谢灵运是六朝时期开宗开派的文学大师,受魏晋玄风影响,他们诗中均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玄理.但不同的是,陶诗之理从生活中悟得,以审美方式呈现;谢诗之理从书本上习得,以哲理方式存在.关于两种理的存在方式的思考,对于认识六朝及有宋一代文学的特质或许有一定裨益.     

论惠栋的循"理"观

惠栋认为,所谓理是人生活世界中本有的"伦理".它本于天道,是万物具有的分理,是具体的个体的理,它与后世所讲的理性不是同一个概念,而是人完整的情性,也是礼的根本所在.     

从传统儒学的"理"与"气"述论北宋"气以载性"思想

"理"与"气"是中国传统儒学的一对哲学范畴。"理""气"关系亦成为历代思想家包括理学诸子治学的重点。本文试从传统儒学的"气"与"理"述论北宋"气以载性"思想,以阐示重要意义。     

"以理杀人"新解

程朱理学既是一种学术思想,又是正统意识形态,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戴震指责程朱理学信奉者"以理杀人",从学术思想批判的角度说,"以理杀人"揭示了程朱理学理欲观的弊端,指出了其"本质"压倒"存在"的禁欲主义倾向;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说,"以理杀人"削弱了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的"教化"作用.     

阳明"理障"说的提出及其问题

本文试图从阳明"理障"说的提出入手,探究阳明学术自"龙场悟道"之后如何从"格物穷理"的为学工夫中突破出来、创立"致良知"说的内在逻辑进路.在此基础之上.深入揭示阳明"理障"说对"理"本体的破除、"良知"本体的挺立所带来的问题.     

论二程对《西铭》诠释之差异:从"万物一体"到"理一分殊"

自程颐以"理一分殊"来诠释《西铭》,后世学者尊奉不已.但《西铭》中包含的"万物一体"思想却转而晦暗不明.从《正蒙》"气一元论"角度可以阐发出"万物一体"之旨,而程颢也是从"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角度来诠释《西铭》中所备言之"体".在程颢没后,面对杨时对《西铭》"言体而不及用"可能流于"兼爱"的质疑,程颐提出"理一分殊"的诠释模式为《西铭》作辩护.以"理一分殊"诠释《西铭》无疑是程颐的一项创造性诠释,但只有重新回到理学产生的原初思想语境,重新抉发出《西铭》中所蕴含的"万物一体"思想,"理一分殊"在理论上的重要性才能更加显豁.     

"身体写作"批判断语

伴随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身体写作浪潮,有关身体写作的批判浪潮也接踵而至,如影随形.中国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之间出现如此良性而积极的互动局面,真倒是多年少见.面对"一边倒"的批判浪潮,身体写作者们并不因为批判的尖锐而示弱半分,反而趁势借机炒红了自己,出了名声,赢得了读者,赚取了金钱.正应了娱乐界那句话:不怕遭人批,就怕没人理,那些以身体而力行于写作领域的无论"美女"还是"美男"作家,落得就是这个实惠,至于心安理行乎,不得而知.浏览部分身体写作者的"豪言壮语",笔者越发觉得在当今社会日益世俗化、市场化、娱乐化的大潮中,身体写作作为其中的一朵浪花,到处充盈着名与利、肉与欲的气息.     

陆九渊"心即理"思想的道德哲学意义

陆九渊以"心即理"为核心的道德哲学体系,继承了儒家德性伦理的历史传统,其理路就在于由个体伦理而社会伦理."心即理"的道德哲学意义不仅在于把握了道德的形态是作为"主观意志的法"的道德自由,而且解答了伦理道德哲学本性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揭示了道德的本质是道德主体性与规范性的统一.因此,陆九渊"心即理"思想更为深刻地揭示了道德本性不是他律而是自律,不是制裁而是自愿,它是推动人们道德行为选择与践履的自主性、主动性与创造性的一种精神力量.     

"心即理"思想辨析

＂心即理＂之所以被当作心学的标志性命题,就在于它简明直截,从本体论的高度树立了＂心＂独一无二的地位,将天下之事理归于一心,实现了主体即本体、本体即工夫的融合,从而与程朱天理论从根本上区别开来。除了陆王用这一命题建构思想体系外,＂心即理＂在佛教和儒家典籍中也曾多次出现,并不都具有心学意义。笼统地将＂心即理＂作为心学的象征是不准确的。心学有＂心即理＂的思想,但有＂心即理＂并不意味着就是心学。     

宋明美学思潮的嬗变以及王艮"身本论"美学思想的历史影响

程朱理学向陆王心学转变的实质是"理本论"向"心本论"过渡,陆王心学向王艮"尊身论"转变的实质是"心本论"向"身本论"过渡.王艮主张以"身"为本,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身"可以合而为一.符合人欲的活动内含着天然自有之理,体现着天然自有之理的作用.这样,只要是人的天性所固有.都是值得肯定的.这一推论无疑为"性理"问题的进一步阐释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为泰州学派日后思想启蒙的进一步深化埋下了伏笔.     

没有文学的"文学成熟"与"文学自觉"——向傅道彬先生请教

作者对傅道彬<春秋时代的"文言"变革与文学繁荣>提出商榷意见,主要现点有;1.文学的本质意义并不如傅文所说是语言.而是形象,春秋时代并不存在时下意义上的成熟的文学.更遑论自觉的文学;2.即使傅文对文学及其成熟与自觉等方面的认识不误,用于支撑其春秋文学自觉说的四大理由均不能成立;(1)春秋"文言"实践重理尚用;(2)春秋时代"文言变革"证据不足;(3)春秋"文言"理论重理尚用;(4)春秋时代并未形成独立的文士集团.本文附带性地讨论了傅文时<文言>的错误认识,在论证的过程中还随文指出傅文存在的部分逻辑问题.文章对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理感":玄言诗的创作情感

与传统诗歌的“应物斯感”不同 ,玄言诗的创作情感可称之为“理感” ,即诗人对玄理的感性热忱和感性体悟。“理感”有以理释情、以性统情两个层次 ,在具体的生成方式中 ,更有以玄对山水一途。它受“言意之辨”的玄学思维方式影响 ,却又立足于“情” ,与哲学思辨有本质区别。在诗歌情感的扩大、审美空间的开拓 ,山水审美意识的促发上 ,“理感”对中国文学有独特的贡献     

中国传统哲学开出科学知识之尝试——以贺麟"时空即理"为例

如何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开出科学知识,是困惑20世纪上半叶中国哲学家的难题之一.贺麟通过对"理"的诠释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回应.贺麟认为,"理"具有"时空"的基本特性,即言其为"自然知识形成的可能的根据、法则和标准",从而为中国传统哲学开出科学知识展开了尝试性的讨论,在事实上启发了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如何接上知识论的思考.然而,中国传统哲学根深蒂固的道德特性,究竟在什么程度上能够与科学知识接通,却是贺麟释"理"实践所表现出来的深度理论困惑.     

从"类"浅议墨辩逻辑的特点

"故、理、类"是墨辩逻辑的基本范畴,通过对"类"及其与"故"、"理"的关系和分析,显现其逻辑体系的基本特点墨辩逻辑是类的逻辑,但其类推不是纯外延的,具有内涵逻辑的因素和倾向;它是融演绎、归纳、类比为一体的综合型逻辑;它是论辩的逻辑,初步探讨了逻辑与语言的关系它属应用型逻辑,其体系是非形式化的.     

"杜宇"、"朱利"史实考辨

古蜀历史扑朔迷离,汉代以降,解读者虽不乏其人,但终因年代久远,文物或缺,文献无征,鲜有能通训其理者.加以<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诸书每多抵牾,愈增学者悬疑,有关"杜宇"、"朱利"的事迹即为一例.本文利用近年广汉三星堆研究成果、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文物以及成都周边古城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考索,训读杜宇-朱利部族及其与古蜀历史的关系,厘正若干弥漫于"神怪解说"中的误导、误读.     

牟宗三历史哲学的"文化生命"内核

"文化生命"是牟宗三历史哲学的核心范畴,他以此来透视中国历史并构建起自已的历史哲学原理.历史与文化的融通构成其独特的"理解模式";科学民主及制度客观化的新价值观使其历史哲学多少具有世界史的现代意义.既保持儒家的德性价值,又试图与世界史接轨,成为其历史哲学的最大特征.他极力强调作为中国文化生命特征的"综和的尽理精神"未尝不可开出西方那种"分解的尽理精神".他的历史哲学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深刻反省及吸取王夫之、黑格尔历史理念的独特产物,旨在建构一个摄智归仁,仁以统智,德性智性具足的体系.其所谓"客观化"的全部目的在通过历史指出一条人类之"常道".     

张岱年论中国哲学中的"理"思想

"理"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的基本概念,产生于先秦时期,经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演变和发展,形成了宋元明清时期的理学思想。张岱年十分重视对"理"概念的研究,在早期即有专门研究"理"思想的文章,在后期的著作中也多次对"理"作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揭示了"理"概念的基本含义及其在历史上的发展轨迹,为人们准确地把握"理"概念的多重含义、更好地认识中国哲学的特质创造了可能。     

重新解读左翼文学的"英雄理念"

革命英雄理念是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的重要美学范畴.毛泽东虽没直接领导左翼文学运动,但探讨革命英雄理念却绕不过他的英雄观.其实早在20年代革命英雄理念已提出来,到了左翼文学思潮勃兴时,它便具有完整的理念形态;不过把革命英雄理念与个体英雄或个人主义英雄对立起来,将主观想像的英雄强加给现实中的英雄,却与马克思主义英雄观相悖理.     

朱熹"致知"须假"格物"原因探析

在朱熹看来,理先天地内存于人心中,格物的过程是分清是非,再次确认的过程;是在与其他思想的比较对照中,愈发排除干扰坚定信念的过程;是更加自觉体认有关原则,身体力行的过程.简言之,就是人们从道德修养的工夫论角度对儒家学说的初步认识、廓清坚定进而自觉践行的过程.因此,朱熹认为"致知"须假"格物"的原因可归结为:去除遮蔽、明辨是非的需要;反对佛老、坚定信念的需要;反对空谈、亲身践行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