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湖南土家族地区的土司和卫所制度

<正> 一、唐宋时期湘西土家族地区的羁縻政策史学界一些学者认为:土司制度和卫所制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的“道制”,“道”是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机构。明万历《慈利县志》载:“汉,县邻夷名之日道。惟彼慈阳,逼近獠峒。屏翰靡固,踯躅何妨。”唐宋时期建立的羁縻州县制度可算土司制度的前延。“土司”一词最早见于《文献通考》记载的宋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王祖道的奏议。关于土家族地区土司制度的形成过程,一般认为形成于唐宋时期的“羁縻州县”,作为制度滥觞于元代,而完善于明朝。永顺、保靖土司把其始祖追溯到五代溪州刺史彭士愁。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土家族简史》明确指出:“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彭士愁不是汉人,而     

当代土家族社会结构的变迁

本文撷取所有制、行业、职业、性别、收入、教育、声望等属性 ,从水平分化和垂直分化两个角度 ,对当代土家族社会结构的变迁进行了定量分析。通过分析指出 ,当代土家族社会结构实际已处于整体转型之中 ,但社会分化程度相对较低 ,并未带来社会失衡和振荡 ;进而指出 ,这种分析是未来土家族社会结构调整之政策取向的基础     

土司研究者的社会重任:构建“中国土司学”

构建“中国土司学”是全国土司研究者肩负的一项社会责任.在构建“中国土司学”的过程中,不仅要探讨其建设目标、研究对象与主要内容,深入研究其学科特点与基本路径,而且要厘清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同时还要在专学构建走向理论化、学术研究注重实用化、概念表述达到精准化、学术视野实现中国化等方面下足功夫.构建“中国土司学”不仅是数百土司研究者百余年土司研究的梦想和中国土司研究从问题研究走向学科研究的历史起点,而且是当今中国共产党执政治国的现实需求以及土司研究者推陈出新、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     

广西"军话"及"军人"考——明代卫所制在广西所凸显的军事地位

本文以壮语、布依语、毛南语、莫语等对跟汉族有关事物的称谓为切入点,从语言学及史料考证的角度对明代汉族与广西少数民族的关系进行考察,论证了明代都司卫所制除了对广西经济文化产生正面影响外,它们与当时当地的少数民族的关系主要是凸显了其军事特点。     

论土家族酒文化的价值

土家族是一个具有丰富酒文化的民族,本文从土家族酒文化价值的角度,阐述了土家族酒文化的使用价值与时代价值。     

明代烟瘴对广西土司区经略的影响

烟瘴是一个历史性和区域性突出的现象,曾对南方少数民族及地区产生较大影响。明代广西土司区烟瘴肆虐,成为明朝经营和治理的主要困难,因此明朝在广西土司区采取了以土治土,倚重土官的策略。烟瘴,在一定程度上与广西土司制度的存在有着密切关联。     

土家族族别符号体系的构建和传播——谨以此文纪念土家族确认50周年

对土家族的民族识别和认知,有赖于土家族自身构建起一整套族别符号体系。这种符号体系以物质和精神两种方式体现着土家民族中本质性的因素,而且只有进行大众传播手段上的努力,土家族族别符号才能有效发挥出对这个民族的宣传功能。     

土家族传统禁忌的文化寻绎

禁忌作为一种精神民俗,是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土家人的禁忌文化古老神秘、源远流长。其源头,始于原始文化;其流变,贯穿于土家人的整个社会文化发展史。它的产生和发展,与其他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一样,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它具有存在解释、自我保护、社会整合、精神麻醉等多种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土家族传统禁忌是一把双刃剑,对土家族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有积极意义和消极作用,二者共生互存,杂于一体。     

武陵山片区明代金石碑刻所见土家族土司的“中华情结”

本文在明代湖广、四川、贵州行省毗邻区民族分布格局基础上,对目前发现的由明代皇帝、“客家”知识精英、“客家”官员与土司及其代办和土舍分别书写的60块金石碑刻的内容进行系统梳理,认为这是生者的自由书写和对死者的盖棺论定,客观地反映了土家族土司观念、情感和意象世界在明早中晚期及南明时期的形成发展与变化,展示了土家族各土司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有机关连的“中华情结”的聚积及变化过程.在明清易代之际,它对旧朝是“情结”,对新朝却是“症结”.基于土司学所做的此项研究,对于客观地评价我国土司及英文化具有启迪意义.     

建构与再造:明代土司承袭制度研究

土司承袭关系到土司政权的稳定以及中央政府对土司政权的有效管理,也是土司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文以"建构与再造"为主线,系统深入地研究了明代土司承袭制度的内容及其特点,展示了明代各朝在土司承袭过程中,为了防止作弊假冒,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办法,不断完善土司承袭制度,以加强对土司的控制,进而确保土司政治稳定,以体现中央政府在土司政权中的威望。     

明朝设镇皮岛的战略得失

明朝在辽东沿海地区的战略中心是以皮岛为核心的东江一带。其主要战略价值是联络朝鲜、牵制后金;同时利用山区和海岛等地理条件,施展游击战术,袭扰后金。但是,由于战略中心远离本土而产生的诸多问题也很突出。与熊廷弼的沿海战略思想相比较,其战略局限性要大于战略价值。     

群在时空之间:论明代土司的民族族系分布特点

本文在土司族属理论研究基础上对我国明代土司的族属分布、群分布、时间分布和空间分布做出了基本分析,揭示了民族政治文化的同一性以及多元性、多样性特点.文章认为在明帝国辽阔版图内有26个少数民族存在着土司,而且形成四大土司集群,各民族土司内部存在数量不等的土司类型,不同类型之间不断发生转化.对土司的民族族系进行断代清理,可以强化土司学的跨民族文化研究的功能,有效地实现土司学和民族史学科的对接与转换.     

明清时期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的进路

土司制度是明清王朝国家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的政治基础,也是保障边疆地区稳定的必备条件。明清时期国家主导、上下互动、多元共治,无疑是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的有效进路,为王朝国家制度治理体系的丰富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治理历史、治理经验,对新时代国家层面的制度治理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我们认为,制度治理不仅要以国家为主导,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双向互动,而且需要“多元共治”。国家治理现代化应该在变革制度、完善制度、维护制度、督查制度等下功夫,实现国家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方面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增强国家制度治理的权威性。探讨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治理的进路,寄望于助力新时代民族地区的国家治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明清时期回族哈乃斐教法的本土化

中国穆斯林素称自己属伊斯兰教逊尼派哈乃斐教法派别。本文认为 ,从明代开始 ,哈乃斐教法从“法”的范畴走向“俗”的领域 ,具有中国本土的特点。清代苏非派产生后 ,教法从“一元”演变为“多元” ,成为一种“内行外明”的礼仪制度 ,中国苏非派穆斯林遵行的教法是融苏非主张、本土习俗和哈乃斐教法为一体的一个“综合体”。     

论明代青海多民族格局形成的原因和影响

本文认为,元明之际的青海高原,经过了长时期的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过程,形成了以汉族、藏族、回族、土族、蒙古族和撒拉族等为主的6个世居民族之分布格局.明王朝针对这种民族格局,采取了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统治政策,使青海多民族格局定型化.青海高原局部地区长达千百年的民族发展与融合过程,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进程的典型例证之一.     

明代吐蕃十八族考

"西番十八族"曾长期活跃于宋、金、元、明等朝,是甘、青、川地区著名的吐蕃大族,对当地的政治、文化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宋、金、元、明时期的十八族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十八族是指具体的18个部落;广义十八族是一个笼统的称呼,它源于吐蕃六大姓氏之一的"董氏族姓".元代十八族与岷州包家族有密切关系.岷州包家族原本是秦州近边的丁家族迁移而来,不大可能是董氏十八部族的后裔,但这并不妨碍进入元代以后一部分包家族已融入了洮、岷十八族,并成为洮、岷十八族的实际统治者.元朝末年包完卜癿任十八族元帅府元帅,以及洪武年间岷州卫属下十八族军民千户所之千户与大部分百户均由包家族后裔担任便是极好的证明.洪武初年,洮州十八族在明朝的打击下消失了,十八族军民千户所也被中左千户取代,其土官身份也随之成为流官,这在明初西北"土流参治"体制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     

清代前期康区塘汛的设置及其行用与影响

清代前期是清王朝实现对西藏统治的重要时期.随着清朝治藏政策的不断调整与完善,沟通西藏与内地、贯穿康区的川藏线沿途塘汛,经历了由临时设置、初步确定到趋于完备的过程.康区塘汛的设置有其重要的作用与影响:进一步强化清朝对西藏地区的统治,使得大批汉族人深入康区,开辟了汉藏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通道,促进了汉藏民族的融合与文化互动.     

研究土司制度应重视对清代档案资料的利用

鉴于目前对土司制度的研究有忽视对档案,特别是清代档案使用的倾向,本文以大量实例论述了清代档案在土司制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清代档案不仅能为土司制度的研究提供第一手的资料,而且还能提供大量为其他文献所未载的珍贵史料,充分利用清代档案,会对土司制度的研究有所突破,并能纠正以往研究中的某些观点和认识.同时指出,利用清代档案,也要认识到档案的局限性,并对档案的真实性进行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