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藏文辞书的发展

1834年,亚里克斯·乔玛·德·克鲁斯编纂了《藏英词典》,这是现代藏文辞书的发端。新中国成立以来,《格西曲扎藏文词典》《汉藏词汇》《新编藏文字典》等辞书的编纂出版翻开了现代藏文辞书出版的新篇章。改革开放以来,《藏汉大辞典》《汉藏大词典》等一批藏文辞书的出版进一步推进了我国藏文辞书的发展。2007年国家重点出版项目《藏文大辞典》工作正式启动,藏文辞书出版逐步向综合性、百科性的方向发展,以适应藏族社会文化迅猛发展的要求,藏文辞书出版也进入了全面繁荣阶段。文章通过对历史上一些主要辞书的介绍和分析,梳理了藏文辞书发展的历史脉络。     

藏语文词书编纂简史

藏民族很早就有编纂辞书的传统,最早的藏文辞书便是由藏族学者编纂的。早在吐蕃赤热巴巾(815—841年)赞普在位时,为了弘扬佛法,广译佛经,邀请印度高僧孜纳弥札、苏仁札菩提、希连札菩提、达纳希拉和藏族著名高僧、译师噶瓦·伯泽、焦若·鲁伊坚赞、相·益西德等著名学者,对历代翻译的佛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修订和厘定,就显密典籍的译文如何做到既忠实原文,又通俗易懂并且符合藏语语法和声明学等问题,根据藏王厘定文字的敕命撰写了一部声明学著作,这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最早的藏语     

藏语传统辞书词目编排法探析

藏语传统辞书不仅历史悠久、种类丰富,而且在词目编排时采用了许多与其他语言的辞书截然不同的方法。早期的《翻译名义大集》等综合类辞书及《藻饰词论·长寿藏》等词.藻类专业辞书,均使用了按语义分类词目的类序编排法。随着藏语正字辞书的出现,编纂者开始采取以字母表为顺序的词目编排方法。到1434年强巴林巴·索朗朗杰在编纂《词语分别显明庄严》时,已经使用了非常严谨地按字母顺序编排词目的方法。另外,藏语传统辞书在编排词目时还运用了数序编排法、前置辅音编排法、上置辅音编排法、元音顺序编排法等藏语辞书独有的词目编排方法。     

藏文信息技术在民族语文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藏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处理在党的民族政策阳光照耀下,我国藏语文规范化标准化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比较突出的方面是词典的编纂。出版的藏文辞书主要有:《格西曲扎藏文辞典》、《藏文大词典》、《藏汉口语词典》、《汉藏对照词汇》、《藏汉词汇》、《藏汉词典》等。1996年全国藏文印刷字体审定会上,审定通过了22种藏文印刷字体。九十年代初,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战略的全面实施,国务院重申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和指导原则,民族语文工作进一步得到重视和加强。同时,藏语文术语标准化工作也开始起步。在全…     

中央政府主持刊刻印行的藏传佛教经典 明永乐版《甘珠尔》藏文大藏经管见

<正>“甘珠尔”为藏语音译，意为“佛语部”，即“释迦牟尼语录的译文”，也是《藏文大藏经》组成部分之一。公元7世纪，吞弥·桑布扎创制了藏文文字。9世纪中叶朗达玛灭佛的200余年之间，先后涌现出吞弥·桑布扎等50多位藏族译师。他们与印度等地的班智达一起将大量佛典从梵文、汉文及邬仗衍那文等译成藏文，编写了《旁塘目录》《丹噶目录》《青浦目录》。10世纪末至15世纪中叶，西藏地区涌现出近200位大译师，他们和阿底峡、真扎·热呼拉等来自印度、孟加拉和尼泊尔等地的70多位班智达一起，又翻译了大量的佛经和论典。藏文大藏经的文献由此形成。14世纪初，纳塘寺学者迥丹日热的弟子降格巴希，从祖国内地集得物资，整理并抄录成最早的《甘珠尔》和《丹珠尔》。至此，规模宏大的藏文《大藏经》问世。     

试论汉译藏基本科技术语中存在的问题

藏族人民从事翻译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古人翻译的书籍主要是佛学经典,非佛经性的书籍翻译得很少。藏族人民从事翻译的时间较早,但是进行现代科学技术的翻译起步很晚。当代藏族著名学者、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错先生40年代写的著作中,“科学”一词仍是汉语借音,可见解放前几乎没有进行科技翻译。解放后到粉碎“四人帮”之前,藏文科学技术方面的翻译也相当可怜,只有那么几本屈指可数的通俗读物被译成藏文,而这些译本的质量也不够理想。大规模的藏文科技翻译还是从70年代末开始     

乙种本《西番译语》藏汉对译音义关系辨析北大核心

《华夷译语》系明清两代四夷(译)馆出于译员教习或翻译的需要,由官方编纂的多种番汉对译辞书之总称,《西番译语》即为其中一种。此书是清初的一部藏汉翻译词典,保留了大量清初的藏语词汇,对于研究清初藏语及中国翻译学史,都是非常珍贵的研究资料。明代《西番译语》乙种本中的藏文在汉义和对音汉字之间的表义表音链接方面很多词项存在偏差甚至错误,对其进行专门研究和探析,有助于藏学研究者更好地把握藏汉翻译的历史和发展。     

关于《藏汉大辞典》长江、黄河等词条的商榷

著名藏学家张恰苏教授主编的《藏汉大辞典》，是一部前所未有的藏汉邓解大型工具书，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科学价值。张抬苏先生立志为了沟通藏汉文化．发掘和私扬藏族文化宝藏，从1928年开始编纂藏汉双语辞书，历经九个不同的阶段．五十个寒暑，持之以恒．并在藏、汉等民族语文学家、翻译家的参加编纂下，终于完成了这历史性的巨著。这部收注五万三千条的藏汉邓解大型辞书，1985年由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笔者作为一个使用者，发现《藏汉大辞典》对长江、黄河、雅鲁藏布江以及藏文字母的注释欠妥，不揣冒昧提出拙见，以求教于专家。（一）长…     

论吐蕃时代的藏文翻译

一个多世纪以来,藏学成了国际上东方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藏族古代翻译则是藏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国内的藏学刊物介绍研究藏族翻译史则似乎显到冷落。然而,藏族翻译遗产,是否就那么贫乏、落后,无几可谈?笔者于浏览藏族古代翻译文献之余,深感其翻译自有特色,在世界译坛独树一帜,似不可妄自菲薄。藏族的翻译事业具有悠久的历史。自创制藏文以来千余年的历史长河里,那些杰出的王者精心组织大学者、大译师门孜孜不倦地在自身文化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引进了其他先进民族的灿烂文化知识,极大地丰富了藏族文化。《甘珠尔》和《丹珠尔》,又称     

六省市区藏文古籍工作第十一次协作会议在西双版纳召开

六省市区藏文古籍工作第十一次协作会议于2011年3月25日至29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召开。来自北京、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六省市区的从事藏文古籍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4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上各省区市介绍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藏族卷》各省区分卷的整理编纂情况,以及     

藏语辞书述略

藏语辞书,指的是用藏语编写的各类词书,也包括用其他民族语言、外语跟藏语互译的双语和多语词典。藏语辞书的发展源远流长,可谓篇籍浩繁,种类颇多。藏族语言学家根据社会的需要和条件,编写了不少词典、字典和每种专用名词汇集、词藻等,创造了一整套编纂方法,形成了自己的传统。     

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大般涅槃经》定名考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与王尧先生主编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中对《大般涅槃经》的定名有所出入，在《法藏敦煌藏文文献》中所涉及的P. T. 0543、P. T. 0548以及P. T. 4261诸敦煌残卷进行内容上的重新考证并定名，可为后续相关佛经专题研究提供准确的资料。     

《藏汉大辞典》评介

张怡荪教授主编的《藏汉大辞典》,于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前夕,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这是一部汇集藏族语言、日常生活和文化科学等方面的词语、知识,按藏文字母次序编排的藏汉双解辞书。它是我国第一部供读者阅读藏文典籍、研究藏学课题以及解决实际问题使用的大型综合性工具书。全书收词五万三千余条,以词语为主,兼收百科。词语部分收有基本词和合成词两大类;百科部分收有语法、文学、历史、地理、诗歌修辞、同义藻语、佛学、因明、医药、历算等。此外,还收有旧时公文、封建法     

藏蒙《云使》译本比较研究

古代印度古典梵语名诗《云使》先后由藏文、汉文和英文译本转译成了蒙古文。其中,由藏文转译而来的译本时间早、数量多(两个全译本和一个六诗节的译文),有古代译本(18世纪)也有现代译本(20世纪),有集体翻译也有个人翻译,在印藏蒙古文学关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和特殊意义。文章在《云使》蒙古文译本、藏文译本和梵文原本之间详细对照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梳理分析了从藏文转译的《云使》蒙古文译本整体面貌以及各自的翻译得失,进而探讨藏蒙文学关系中的翻译问题。     

论藏文《大藏经》的版本

在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藏族文化占有光辉灿烂的一页。被喻为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明珠的藏文《大藏经》,基本上包罗了藏族古代文化,它是藏族社会宗教文化发展的产物。藏文《大藏经》的产生和早期佛教传入藏族社会以及译经事业的发展又有直接的关系。     

藏文手写体本教《大藏经》及其相关典籍述略

藏文手写体本教《大藏经》是藏族本教文献的集大成。它是藏传佛教和印刷技术传入藏区之前研究藏族的第一手重要藏文资料,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我的藏学研究之路

周季文,男,汉族,湖南湘潭人。1953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后留校工作,1980年任副教授,1991年退休。至今仍坚持着藏学研究工作。他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期间共带领45个班次,学生806人,其中研究生131人;先后带领3个班级,共55人前往藏区实习;科研方面:著有许多语言和翻译教材以及很多研究著作。其中包括:《藏语安多口语》《藏文拼音教材(拉萨音)》《藏语拉萨口语》《汉藏翻译教材》等教材;著有《藏译汉音的〈波罗蜜多心经〉校注》《论拉萨音归纳问题》《藏文翻译史略谈》等研究著作;先后还前往西藏、玉树、甘南等地开展了多次科研调查。目前正致力于敦煌文本的研究,已出版《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     

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题记译考

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等 7册佛经是西夏僧人直接从藏文本翻译成西夏文的 ,每册佛经卷首题记记载了这些佛经的著者、传者、译者及其称号。本文对这些题记进行了详细的释读 ,所涉及的吐蕃人名尽可能检索到其在藏文文献中的对应名字 ,涉及的称号也进行了力所能及的阐释。从而认为 ,西夏人在翻译吐蕃人名时采用音译或音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法 ,同时认为其中几册佛经为藏传佛教噶举派僧人的著作 ,它们均是西夏后期由吐蕃僧人传入西夏的。     

木里政教大事记摘抄

我县有关部门收藏的一部孤本手抄藏文经书中,对木里的政治、宗教大事作了较详细的记载。经查证,系乡村和尚翁秋次伦抄记,供念经时用的书典。该书撰写的年代不详,也未出版发行过。此次出我县对佛经、藏文造旨颇深的鲁绒格丁同志摘抄了其中可     

论《云使》藏文译本对蒙古文转译本的影响

古代印度最伟大的古典梵语诗人和戏剧家迦梨陀娑的长篇抒情诗《云使》于18世纪前半叶通过藏文转译成蒙古文。作为梵文原本的目的语文本和蒙古文译本的源语文本,藏文译本的得与失直接影响了蒙古文译本。从蒙古文译本的语序和用词特征不难看出其对藏文译本的依附性。但藏文译本究竟在哪些方面如何影响到蒙古文译本,以及这些影响与梵译藏过程中的问题又有何关联?本文在《云使》的梵文、藏文、蒙古文三种文本逐字逐句比较的基础上,解析蒙古文译本所受藏文译本的具体影响,并在梵文、藏文本的对照中找出造成这些影响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