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必要共同诉讼制度浅析——以共同侵权之诉为视角

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目前司法实践中将因共同侵权提起的诉讼按照必要共同诉讼受理,但《侵权责任法》又赋予了被侵权人选择权,认为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现行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冲突不仅损害了共同侵权受害人的利益,也使得我国的共同诉讼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矛盾重重。本文通过研究共同侵权责任之诉作为必要共同诉讼案件处理的司法实践问题,进一步探讨我国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的法律缺陷,并立足于优先保护被侵权人利益,同时兼顾诉讼效率和公平的原则,对我国的共同诉讼制度进行重构,以期达到完善我国必要共同诉讼制度之目的。     

著作人格权制度的合理性质疑

著作人格权制度旨在加强对作者人格利益的保护。这样的制度安排是否能够达到逻辑的自足与价值的圆满,满足作者人格利益的需要,很多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也开始向该制度提出了挑战。运用逻辑、价值和实证的多重分析方法和比较法上的考察,分析著作权法作者人格利益保护的真实内涵,质疑著作人格权制度的合理性,对现行著作权法律制度进行反思,有利于该项制度的科学构建。     

专利无效宣告行政诉讼中新证据的认定与运用——以法院勘验笔录为例

现行法律框架下,对不服专利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进行司法救济的案件虽应作为行政诉讼进行处理,但是,应注意此类案件具有不与典型的行政诉讼的特点.一方面应当考虑其与行政诉讼的共性,另一方面,也应考虑此类案件本质上是对一种私权之有无的确认程序,完全套用现有法律或程序,将会产生不当.司法实践中完全依据现行法律将一审法院进行勘验所形成的勘验笔录作为新证据并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既未考虑此类案件的特殊性,也不利于该类案件更有效率地解决.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理念研究

狭义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是指将未成年被告人从正式审判中分流的制度,而广义的转处除此之外,还包括审判中刑罚裁量的非监禁化、刑罚执行过程中的非监禁化。由于转处理念所具有的特定优势,将其运用于未成年刑事司法过程中,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及对其犯罪的预防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我国驰名商标认定制度的不足和完善

驰名商标的保护已经商标权保护的核心,世界各国均给予驰名商标以特殊保护。我国现行《商标法》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驰名商标保护制度,但新《商标法》在驰名商标保护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针对我国驰名商标保护制度的不足,本文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以完善立法,更好地保护驰名商标所有人的利益。驰名商标保护制度是《巴黎公约》和《TRIPs协定》等国际公约规定的一种特殊的商标保护制度。我国从1993年《商标法》确立了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开始,驰名商标保护制度已经运行了近二十年,随着中国入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现行的驰名商标保护制度在实践中显现了诸如腐败、造假、不正当竞争等多种弊端,已背离了立法初衷。驰名商标保护制度亟待从立法层面进行完善。     

目的论体系视域下虐待儿童的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界限适用

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界限,是虐待儿童案件的适用难点。只有在目的论体系视域下,从形式上贯穿虐待儿童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法律体系,实质上厘清法律体系保护目的导向的虐待儿童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才能破解这一适用难点,使具体案件处理更为正义。     

魏晋南北朝的犯罪代死与争死现象刍议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过许多犯罪者家人代死或争死的现象。政府对这种代死或争死的案件多给予减轻处罚甚至于免于处罚的判决,从法律实践上肯定了代死争死的"合理性"。而社会舆论也对这种代死争死现象给予大力旌扬。魏晋南北朝之后,从隋至清,各朝政府对此类案件的处理,多数还是依照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处理模式。     

论著作人身权之转让——现行学术评价体制下的思考

著作人身权的制度设计涉及到多重主体的利益关系,而不仅仅只是一项保护著作权人利益的制度.作者自愿转让其作品的发表权、修改权以及保护作品完整权不会损害作者、受让者和读者(公共利益)中任何一方的利益.在现行学术评价体制下,作者转让署名权从经验的层面看应当视为一种玷污了学术纯洁性的不正常的社会现象,理应予以纠正;但从因果关系的角度分析,造成这一社会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并非著作权法没有规范这一问题,而是现行学术评价体制所导致的结果.     

劳动教养替代制度的建构

劳动教养由于程序上的不公正而备受争议,废除已势在必行。但如何解决劳教制度的替代制度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立法上可将劳动教养定位于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之外的一种司法性教育矫正措施,建立统一的违法行为矫治机构。从合宪性和司法性两个方面出发,在实体方面,引入劳动服务、强制医疗处遇、禁止令等非监禁性措施,依照客观侵害结果与主观危险程度的差异,区分适用;在程序方面,建立特别的起诉、审判和司法监督制度,实现劳教替代制度的司法化。     

诉讼欺诈的法律定性与司法处理

传统型和政策型诉讼欺诈在民事诉讼中频繁发生,并呈现出类型集中、抗辩弱化、结案特殊、事实虚构等特征。国内外对此类行为的定性存在争议,我国刑法也缺少明确界定,司法实践主要按无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等处理。由于社会危害性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刑事可罚性符合成本收益均衡原则,制裁手段的失效、法律制度间的衔接化等共同决定了其入罪的正当性。要结束"同罪不同罚"的乱象,需要构建统一规则下的司法解决模式:侵财性诉讼欺诈以目的行为定罪处罚,但未达到诈骗罪法定数额的以行为手段定罪处罚;非财产性诉讼欺诈以行为手段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