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孕育着新机

文学从意识形态中心退居边缘，是文学在更为本真意义上的复归，文学能够在更为现实的基础上得到发展；所谓“文学危机”说，来源于对文学复归本位现象和社会转型期的不适应，是一种对文学的误解；文学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商品大潮冲击下的必然现象，它能使我们理清文学、作家的一些基本含义和关系，把握时机，促进文学的更加繁荣。     

试论爱默生文学中的《圣经》主题

爱默生文学《圣经》中“自我、诗人和哲理”暗合了《圣经》中耶稣“神、神迹和神谕”三大主题。《圣经》千百年积淀的主题塑造了爱默生的文学和思想,既从无意识的层面给他烙下了《圣经》的印记,又从文化意识层面赋予他文学创作中无穷的灵感。对于常常被诟为缺乏系统性的爱默生思想,可以从《圣经》主题角度概括：“自我、诗人和哲理”是其思想体系中一个相对稳定的三元结构,是贯穿爱默生文学的“罗格斯”。     

中国新时期文学对西方荒诞派文学的吸收和消融

西方荒诞派文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明显形成的具有相似的文学见解的一种文学现象,它并不是一个有组织、有共同纲领的文学流派,但它有一个共同的哲学基础——存在主义哲学,“荒诞”概念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支柱,加谬在《西诸福斯神话》里系统地阐发“荒诞”理论,使荒诞派文学有了思想基础。“荒诞意识是现代人面对社会、而对现实、面对世界的一些不合理现象,感到无法解释,因而产生困惑,最终以扭曲的方式去评判和表现这些现象而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荒诞派文学是西方后工业化社会精神危机和社会危机的产物。从20年代卡夫卡的“异化小说”开始,它经历了30年代法国的“人类处境小说”,40年代的存在主义文学和50年代的荒诞派戏剧,掀起了“荒诞”的高潮,最后到60年代扩延到美国的“黑     

从“三驾马车”创作看作家的现实关怀

1996年文坛的热门话题之一是“三驾马车”现象，即指河北作家何申、谈歌、关仁山“三驾马车”的一系列中篇小说“有如集束手榴弹般地抛出”，在读者和评论家中引起了广泛关注，何申的《穷人》、《穷县》，关仁山的《大雪无乡》、《九月还乡》，谈歌的《大厂》、《大厂》续篇等就是其中的的代表作。对这种较典型的文学现象，有不少评论家称之为“现实主义的回潮”。本文试图以现实主义精神为前提，着重通过“三驾马车”的创作来谈谈作家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关怀。一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与此相对应的人文景观也呈出纷繁复杂的变动之…     

从《益部耆旧传》到《三国志》:陈寿的“天下”建构与三国文学谱系整理

从泰始五年(269)任巴西郡中正开始,直至太康三年(282)授长广太守,陈寿担任佐著作郎和著作郎达十余年。十余年中,陈寿不仅得以遍阅国家藏书和各种实录、档案,也通过从《益部耆旧传》的编纂到《诸葛亮集》的编纂,实现了史学观念与视域的转变,走出“益部”与“地方”,建构起了适应新的统一王朝的天下观,并最终通过《三国志》精心的体例设计表达出来。《三国志》于《魏书》中以《王卫二刘传》专录文学人物,成为《三国志》中事实上的《文苑传》,而于《蜀书》《吴书》中则不立文学人物专传,仅以随文指点的方式书写蜀、吴文学,呈现蜀、吴文学概貌。《三国志》以此方式整理三国文学谱系,建构出以曹魏邺下文学为主,蜀、吴文学为补充的三国文学格局。这一格局既客观反映了三国文学的历史实际,又与《三国志》宏观的“天下”体系相符合。其杰出之处体现在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对邺下文学主流地位的承认和谱系的准确建构,二是对蜀、吴文学成就的客观判断和准确书写。对“益部”或者蜀汉在其“天下”与“三国”体系中的客观定位,是陈寿完成《三国志》“天下”建构与三国文学谱系整理的重要基础,而陈寿走出“益部”、完成从“我者”到“他者”身份的转变无疑是...     

章炳麟的文学观

章炳麟在其代表作《文学总略》中，对阮元“沈思翰藻”的文言说进行了尖锐批驳，并从现实出发，从文字学角度对“文学”和“非文学”各类文体作了重新界定。这种文学观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韧产生了积极影响。     

罗兰·巴尔特私人化的文学现象学

罗兰·巴尔特将他的《明室》称作一种“摄影的现象学”,但称自己的现象学是无拘无束的。从巴尔特对海德格尔的引用、在《恋人絮语》和《明室》中的现象学实践出发,本文试图追溯巴尔特与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欧陆现象学的关系和源流,探索巴尔特现象学理论的组成以及巴尔特晚年试图运用现象学所要达成的理论目标：一种属于他私人的,“谈论欲望和哀伤”的文学现象学。作为他晚年排遣情感苦闷时重要的精神寄托,他将现象学体验归结为一种纯粹个人的情感体验,目的也并非走向真实和澄明,而是沉湎于以文学和摄影为代表的“想象界”,寻找一种“完全的主体性”,“为主体性提供严格的辩护”。     

论台港澳文学对大陆文学的互补价值

本文通过论述台港澳文学在２０世纪对大陆文学的互补价值，从历史逻辑的角度，考察了２０世纪中华文学史的时空构架，探讨了建构民族的、国家的宏观新文学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吕祖谦的文学教育

尽管以理学名家，吕祖谦却对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吕氏家塾读诗记》、《左氏博议》等讲义和编辑《古文关键》、《宋文鉴》等选本，吕祖谦向学生鲜明地传达了他兼容文学与理学的教育理念，这对文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而他对选文的精心点评，对文章命意布局、笔法技巧的细致探讨，不仅成为学习者的最好教材，也成为文论的新体式，促进了散文批评的繁荣和散文创作的发展。吕祖谦出色的文学鉴赏力更推动了“唐宋八大家”称号的形成。     

《地域视阈的文学话语》简介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王嘉良教授的《地域视阈的文学话语》一书，于2007年9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本书从地域文学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轨迹，研究各种文学形态的复杂展开状况。集中研究的地域文学，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以鲁迅、茅盾领衔的“浙江潮”文学现象，此种现象曾以文学精粹叠出、勇领中国现代文学新潮流而为世所重，因而本书探讨了与此相关的许多话题。     

川端康成和中国文学

1968年，川端康成（189－1972）以他独有的小说艺术表现了日本文化之美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川端不止一次地承认日本美的传统融和了中国唐代文学的风采。他说他的心已经融汇在紫式部（约978年前后──1014年前后）的《源氏物语》之中。他认为自古至今，《源氏物语》是日本最优秀的一部小说，“就是到了现代，日本也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和它媲美”（《我在美丽的日本》）。要谈论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学对日本现代文学的优秀代表川瑞康成的影响，不妨先从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学对《源氏物语》的影响着手。紫式部以精通《白氏长庆集》而得名，在小说…     

反思文学在西部的回响——读尚彦谷的历史长篇小说《红颜泪》

新时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转型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相继出现，处于祖国西部的黄土高原也经历了这股文学潮流的冲击。尚彦谷的《红颜泪》以二个新中国成长见证人的身份，记录了位于西北内陆黄土地庆阳从40年代到80年代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本文结合具体作品论述这部小说作为反思文学的具体特征。分析这部小说从地主份子的独特视角来审视这段历史时所呈现的悲剧意蕴。     

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

日本广岛大学教授铃木修次先生所著《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一书,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专著。该书的要义可概括如次。 作者认为,就中日两国的文学主流而论:中国文学是经世济时的文学,是现实主义的文学;而日本文学则是玩物游情的文学,是超现实主义文学。中国文学重“风骨”,贵“言志”,文势卓拔高迈,泼墨雄浑畅扬,以主旨鲜明、文理通达为高;而日本文学则     

论《管锥编》的文学类型理论——兼及《文学理论》的类型理论

文学类型的演变现象是文学史与文学理论经常探讨与研究的对象。文章通过分析《管锥编》一书之中对该问题的深入探讨，研究钱钟书的文学类型理论，认为文学类型的“大体”也就是一个不断产生“变体”的动态演化物，而“变体”作为新旧过渡的桥梁，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花园幽径”在“拇指文学”中的应用浅析

近年来，以手机短信等新媒体为载体的“拇指文学”成为新的文化现象，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花园幽径”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其独特的语言特点正适应了“拇指文学”创造新奇和娱乐的要求。本文在分析“拇指文学”和“花园幽径”的内涵及特点的基础上，阐述了“花园幽径”现象应用于“拇指文学”的可行性，并给出了应用策略。     

论中国文学中的莲荷意象

论中国文学中的莲荷意象孟修祥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中，有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意象莲荷。从《诗经·郑风》中的“山有扶苏，隰有荷花。不见子都，乃见狂且”，以山上的扶苏和水中的荷花来映衬情人幽会的温馨环境开始，到周敦颐《爱莲说》以“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     

中日文学交流史略谈

自从三世纪后期，中国书籍和文字传入日本，遂使日本逐渐有了以书面表达思想的有效手段——汉字及“万叶假名”，以后又经过日本人四百多年的努力，于是八世纪（中国盛唐，日本奈良时代），在日本先后诞生了四大文学巨著：《古事记》、《日本书记》、《怀风藻》、《万叶集》。四书中都深深打着中国经书典籍的烙印，连日本民族色彩最强烈的《万叶集》，也正如小岛宪之指出的那样：“万叶人的痕厨中有汉籍”。而且日本书面文学一诞生，就形成了两个系统，即一个是“和文学”，一个是汉文学。迄于十一世纪初期（中国北来前期，日本平安时代后期…     

明清之际《诗经》社会功能的文学诠释

受实用学术思潮的影响,明清之际兴起一种文学诠释《诗经》社会功能的现象。诠释者褒扬《诗经》“直道而行”的“美”、“刺”精神,阐述“变风”、“变雅”以情感人的教化方式,肯定《诗经》绞迫直露的审美风格,探寻《诗》“可以观”的原因,并指出《诗经》与应用文发挥社会作用时有“虚用”与“实用”之别。诠释者诠释《诗经》的社会功能时,注意了“《诗》之为诗”的文学属性,是对《诗经》社会功能的文学诠释。     

《唐且不辱使命》的文学特征

《唐且(一作“唐雎”)不辱使命》一文出自《战国策·魏策四·秦王使人谓安陵君》章,今之标题为后人所加.《战国策》一书,自《汉书·艺文志》以之与《史记》并列,归入“春秋”一类以来,历代史志及书目大都归之于“史”部.其实,《战国策》是一部亦史亦文的杰作.它在史学上固然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而在文学上则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其所记之事并非“实录”,真伪参半,不可尽信;而策士之辞又多拟作、伪托,这就明显地带上了“创作”的色彩,难免为史家所诟病.然而虚构和想象正是文学的特征,“史学”意义上的黯然失色往往意味着“文学”意义上的增辉添彩.有趣的是,《战国策》中那些历     

普世情怀与文学本体性——文学“人民性”小议

在话语转型的大环境中,文学“人民性”作为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时至今日依然没有淡出理论研究的视野。文学“人民性”问题的当下思考和讨论,继续着对“人民”含义的原初理解,同时,频繁更新的社会现实及文学现象之下,对“人民性”的理解一反其宏观群体价值定位,而趋向了对“民本”、“边缘”等个体价值的发现和强调,甚至由此过渡到将文学的“人民性”直接等同于文学形式层面的边缘性。对此问题的多元思考与其较强的理论概括能力和穿透力不无关系。同时,文学“人民性”的当下涵义是多元的,包含文学的“普世情怀”及文学的“本体性”两个基本层面。若将之形象化理解,则是文学亘古不息的炽热激情与其边缘理性之间矛盾却又幻彩纷呈的映照,体现了文学“慰他”与“慰己”的双重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