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商网络与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

近年来,我国企业开始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实施“走出去”战略过程中,如何利用海外华商网络,达到实施“走出去”战略与海外华商网络功能的有效结合?本文分析了当代海外华商网络的内涵和特征,提出了利用华商网络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对策建议。     

海外华商网络的构成与特征

海外华商网络是以海外华人商人群体为特定主体,以家族、族群、地区、行业、社团等为社会基础,以五缘关系为联结纽带,以共同利益为核心的泛商业网络。从横向联系看,它是一个由海外华商的社会网络和经济网络所构成的复杂综合体。从整体上看,海外华商网络是一个具有封闭性与开放性、确定性与非确定性、正式性与非正式性的统一体。     

海外华商网络分析及启示

海外华商网络将华人企业编织进了广泛的国际商贸市场,有效拓展了海外投资的市场空间,加速了华人资本的国际化进程,并且也深刻改变了海外华人企业的资本运作方式.但是,不能因为强调华商网络的积极性和独特性而忽视了它内在的缺陷.在灵活运用海外华商网络引导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化经济的同时,也要充分发挥海外华商网络在促进中国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作用.     

论17-19世纪闽南海商主导海外华商网络的原因

从清代前期到鸦片战争前夕,闽南人一直主导着海外华商网络,其影响力至今犹在.闽南海商集团崛起于宋元时期,明代中期以后,以漳州人为主的闽南海商成为中国走私贸易的中坚.明代后期漳州月港被定为中国帆船的发舶地、清初厦门被定为往南洋贸易的发舶地、长期垄断对台交通和移民等,都是闽南人独特的发展机遇,从而使闽南人在发展海外贸易和海外移民、组构海外商贸网络等活动中占有先机.郑氏海上帝国时期是海外华商网络的黄金时代,以泉州人为主的闽南海商集团掌控了北起日本、南括东南亚地区的东亚、东南亚华商网络.     

海外华商网络分析及启示

海外华商网络将华人企业编织进了广泛的国际商贸市场,有效拓展了海外投资的市场空间,加速了华人资本的国际化进程,并且也深刻改变了海外华人企业的资本运作方式.但是,不能因为强调华商网络的积极性和独特性而忽视了它内在的缺陷.在灵活运用海外华商网络、引导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化经济的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其在促进中国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作用.     

中国加入世贸与世界华商网络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机会与挑战并存,对世界市场占有的机会越来越多,争夺也将越来越激烈,而世界华商网络所起的作用将与日俱增。文章指出,我们不仅要利用世界华商网络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还应积极到海外投资,建立经销网,拓展海外市场,跟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时代步伐     

论海外华商家族企业的发展与特色--兼与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比较

从资源配置角度看，家庭或家族制度作为有别于市场和政府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也影响着海外华商的经济行为。比较海外华商家族企业与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目的在于廓清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中国经济转轨中的价值取向。     

我国企业投资东盟与海外华商网络的利用

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也是我国扩大对外投资的重要途径。基于地缘优势及我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东盟国家被认为是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理想投资地之一。在我国企业投资东盟的过程中,广大的华侨华人和海外华商网络是我国企业可资利用的重要资源。借海外华商网络投资东盟,可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牵线搭桥,有助于我国企业了解东盟的投资政策与环境,同时,可充分发挥广西及其沿海省份的区位优势。     

海外华商与海外印商经营管理特点的比较研究

海外华商与海外印商在企业经营管理上的相同与差异反映了两大海外族群在传承本民族文化、传统与伦理上的相同与差异 ,而它们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革新求变不断发展的趋势又与中印两国的经济改革息息相关 ,对海外华商与海外印商经营管理特点的分析对比 ,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掌握各种可利用的资源 ,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赢得优势     

华商网络研究现状及其分析

华商网络由于不断发展而具有较强的时代特征,可分为传统华商网络和现代华商网络两个阶段。国内外学者对华商网络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二者的研究目的、角度和方法有很大的区别,结论也差别较大。国内学者对华商网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华商网络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国外学者则侧重于华商网络的经济、社会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加深,世界华商之间联系的更加紧密,现代华商网络将吸引学术界更多的关注。     

家文化与海外华人家族企业的社会网络

中国的家文化是一种扩展性和包容性极大的伦理规范.海外华商通过它构建了广泛而密切的社会网络,提高了华人家族企业聚集资源的能力,增强了华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清末香港与内地的华资联号企业

香港与内地华资联号企业缘起于清末,区域主要集中于南方邻近省份,以内地往香港拓展者为多.与此同时,在香港的华商亦向内地新兴产业投资.由于联号是呈内外双向发展的,华商通过这种形式,逐步建立起将香港与内地市场紧密相联的商行网络,并成为海外华侨与祖国联系的桥梁.     

谁掌握着贸易主导权:清末山东对日贸易中的日商与旅日华商

1870年代至1912年是近代山东对日贸易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随着烟台、青岛、济南相继对外开埠通商,日本移民和日商开始阑入这些城市,从事各种商贸经营;与此同时,通商口岸的华商与旅日华商亦在日本设立行栈,开展进出口业务。当时对日贸易并非由日商独揽经营,而是与华商的经营活动有着密切关系,相当部分的商品进出口由华商组织。实际上,华商的参与和影响力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早期贸易的主导权。     

试论海外华商网络对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作用

我国企业"走出去"已取得一定成效,同时也存在一系列急待解决的问题,其中突出的方面就是企业"走出去"的渠道少,对海外同行企业和市场缺乏了解.企业由于信息渠道少,不但难以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而且也容易受到海外一些投机者的诓骗而上当.针对海外华人经济具有鲜明的民族性、高度的开放性与巨大包容性等特点,认识到华商网络乃是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可充分借助的重要力量,并就此提出我国企业积极利用该网络的措施与建议.     

近年来华侨华人经济问题研究的进展和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 ,国内学术界在海外华侨华人经济的研究方面有明显进展 ,尤其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有所深入 ,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这些问题有 :关于海外“华人经济”的概念、性质 ,华人经济在居住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华商经济网络的功能与内涵变化 ,亚洲华人企业集团的兴起与发展 ,海外华人资本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华人经济的发展与中华文化的关系等。针对上述问题的争议 ,本文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华商联合保险公司述论（1933—1937）——兼评抗战之前的上海华商再保险业

为解决长期困扰自身发展的再保险问题,上海华商保险业在南京国民政府的鼓励下于1920年代末开始走上联合保险的道路,各类联合保险组织纷纷出现。1933年,在政府与华商业界的共同努力下,近代中国首家专业再保险公司——华商联合保险公司宣告诞生,标志着上海华商再保险业的发展迈出重要步伐。然而,由于国民政府对待保险业的态度逐渐转变,加之华商保险业缺乏互信、无序竞争的市场氛围根深蒂固,华商联合保险公司不但未能得到有效扶持,反而经营困境不断,最终在抗战爆发前夕被太平保险公司收购。华商联合保险公司的早期命运,亦成为抗战之前上海华商再保险业发展实况的缩影。     

五缘文化与海外华商经贸网络

海外华人（本文指广义华人，即除大陆之外包括台、港、澳、侨同胞在内的散居于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炎黄子孙及其后裔）经济的发展，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和历史道路。本文力图运用“经济文化互动论”探索海外华商经贸网络形成的动力与道路。文化对于经济的主要作用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经营者行为的潜在指南，对经济行为起导向的作用；二是以特定的价值认同和亲近感，转化为人际网络、合作伙伴。华族文化以其特有的群体本位基本价值观念和伦理中心主义，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演化，从远古的“六亲和睦”到古…     

1930年前后上海棉花价格变动及对棉纺业之影响

1930年前后上海棉纱价格的波动,对华商棉纺业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美国政府维护美棉国际价格的政策,将上海市场的棉花价格推向历史高位,使华商纱厂普遍陷入了经营困境。日商在华纺织业则利用华商纱厂经营上的压力,将日本棉纱大幅度的压价竞销,促使中国棉纺业经历了长达六七年的经营危机,从而转换了日商与华商之间棉纺力量的对比。抗战前十年曾普遍被看作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相对顺利的时期,作为中国近代工业最重要的棉纺工业在这段时期内的艰辛遭遇,折射出了抗战前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缩影。     

在夹缝中求生存和拓展——非洲华商发展的特点及原因

非洲华商在加强中非经贸合作与投资、促进非洲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非洲华商主要涉及以下几个行业:批发零售业;餐饮业;医疗卫生行业;加工、制造业;房地产开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起,一批华商来到非洲,引进新的企业、产品与管理方法。他们与当地华人相结合,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非洲华商具有明显的特点,集中体现在:小商人占多数且多从事批发零售业;利用自身优势形成庞大的销售网络,促进了中非经贸关系的发展;新生代华商成功地实现了商贸模式的转型;非洲华商正向多元化本土化迈进;虽然非洲华商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其实力正在逐步增强。非洲华商发展的原因在于:非洲是一个新兴的未开发市场,商机很多;中非贸易增加促进非洲华商发展;政府鼓励华商在非发展;华商精神;华人适应性和观念的转变。这使他们能在夹缝中求生存求拓展。     

明代华商出海贸易的厉禁与弛禁

明代华商出海贸易的规制置于海禁的基本框架下,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厉行海禁时,华商出海贸易被严禁;海禁松弛时,华商可以有条件地出海贸易。明代中后期随着中外环境的变迁,在不同利益主体的长期博弈下,最终促成“隆庆开海”,与之相适应出现了详细的规制。效率更高的制度对效率偏低制度的替代、转换的过程是制度变迁的实质,只是不同的制度何时变迁、如何变迁受诸多变量的推动与影响。明代华商出海贸易法制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帝国的自我修复能力,授权地方政府因势利导私人海外贸易,缓解了内外危机,延续了明帝国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