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决策程序立法中的公众参与规则评析——以若干地方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文本为研究对象

公众参与是行政决策程序的重要环节,是保障行政决策科学性、民主性的前提。目前,中央层面有关行政决策程序的立法缺失,更无具体的公众参与相关规则。地方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中虽对公众参与进行了些许规定,但总体上重视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中的公众参与,忽视日常行政决策的公众参与,且立法内容较为原则和雷同。各地出台的行政决策程序立法虽然也规定了公众参与机制,但存在公众行政决策启动权缺失、公众参与方式有限、听证制度回馈机制建立不足、决策后评估阶段公众参与规则匮乏等问题。为了推进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进程,我们应认真梳理总结地方公众参与立法中的问题与不足。     

论立法民主参与中公众代表的代表性——以行政立法中的行政相对方为例

立法的民主参与已成为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公众参与立法的广度与深度、参与的渠道和形式、参与的主动性和质量是立法民主化的标尺。中国公众参与立法的法制化始于《立法法》,但实践中公众参与立法的实际影响力和意见得以采纳并转化为立法的充分可靠性并没有保证,使得相对方参与地方立法陷入符号化的尴尬处境。公众特别是立法中的利益相关方不能形成有效的力量真正参与立法博弈是核心原因。立法过程的民主参与和利益表达,必须建立在多维视野之上,必须在观念和体制上承认利益的多样性、价值的多元性乃至民主的多维性。如何保证参与立法的公众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科学确定公众的利益代表人是当前立法民主的关键。     

延边州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听证的制度构建

听证是公众参与立法的形式之一,对于提高立法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国许多地方建立了立法听证制度,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立法听证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延边州立法时只是采用公开法律草案征求意见、举行座谈会和专家论证会的公众参与形式。通过对延边州立法听证制度的建立和程序设计进行探索,提出一些制度上的设想,希望能够为延边州立法公众参与制度的发展提供一点参考。     

论村民自治权的实现原则

关于村民自治权的实现问题 ,我国法律未作明确规定 ,但确立了若干原则。村民自治权的实现原则 ,即村民自治权在转化和实现过程中应遵守和运用的法则 ,也是村民行使自治权必须遵循的核心精神和基本指导思想 ,它包括合法性原则、正当性原则、民主性原则、可行性原则和利益性原则。     

税收立法民意吸纳机制的重构——一个可能的分析进路

现代社会中,随着个体问的利益多元化,税收立法应当积极回应和注重多元利益诉求,构建能有效吸纳民意的机制。健全的民意吸纳机制应包括畅通的信息输入和信息输出两个渠道,并注重引导民众理性而富有效率地表达自己的意志。在2011年国家立法机关修改个人所得税工薪扣除标准的过程中,重视了纳税人的意见表达,但其机制不完善。我国应当构建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税收立法民意吸纳机制,这既利于提升税收立法质量,又兼顾国家税权的实现和纳税人权利的保障。     

论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完善路径

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颇受社会关注,并成为政治社会的热点问题之一。公众参与地方立法会对民主建设、政府决策、公民意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不可盲目乐观。目前,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制度存在缺陷,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程度不足,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积极性不高,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成效也不明显。因此,构建完整的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法律规则,完善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信息公开制度,提高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积极性,健全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利益表达机制是完善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措施。     

行政决策听证制度之民主性困境及突围

听证在行政决策中被立法者赋予了民主功能,然听证之听取意见功能定位决定其可提供的只能是公平感,难以承载民主价值;听证权之程序性权利取向也易造成公众在决策体制中的"结构——过程"两阶段的角色断裂,进而使民主性失落。协商则有助于充实公众参与权、促进"权利制约权力"机制的生成、促成平衡各方诉求的决策结构形成,使公众参与主体得到肯定与张扬,且我国的政治协商制度、服务型政府建设及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为协商方式在行政决策中的确立提供了客观基础,协商可修复失落的民主性,是走出行政决策民主性困境的有效方式。     

全球治理视野下国际金融立法的公众参与及中国选择

随着全球治理的纵深发展,国际金融与劳工、环境、健康、教育等问题表现出更加紧密的联系,这意味着公众应该与传统的治理主体一起参与国际金融立法。然而,实践中公众参与路径不能满足公众的利益诉求和基本的权利维护。因此,必须顺应全球金融治理的发展趋势,全方位、多角度地为公众参与立法提供制度保障:实现公众参与立法的稳定性;确保公众参与立法的有序性;提高公众问责的可行性。我国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一方面"培育"高素质的公众团体,提高它们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降低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公众团体准入门槛,构建完备的准入后管理体系,从而提升国际金融立法话语权。     

地方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及其克服

当前我国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面临国家层面法律制度缺位之危机.而在地方立法层面,虽有地方政府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但是总体而言现行规定一是涉嫌与行政立法应当遵循的法律保留原则相冲突,二是涉嫌与法律优先原则相冲突.化解上述合法性危机,首先应落实宪法规定的“人民主权”原则,在国家层面制定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基本法律,然后辅以地方立法和部门立法的配套规定,形成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为中心的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法律体系.在具体立法内容上,则应当着重构建完善的参与主体、参与方式和参与效力等制度.     

论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公众参与机制的完善

我国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虽然对公众参与的规定较之此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但在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建设方面尚存在着立法及具体操作层面上的诸多缺陷。这些将大大弱化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实效,也制约着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公众参与机制的形成。因此,结合我国的环境法制状况和具体国情,应完善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公众参与机制。     

论可持续发展中的地方政府优先原则

现实中等级制的政府权能结构决定地方政府是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因而在利益取向上并不必然地与中央政府始终保持一致,在可持续发展中可能会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并由此引发不可持续的行为.但是,需求的差异性与多样化、对信息的要求较高等因素,决定了在可持续发展中政府权能划分上仍应坚持地方政府优先原则.为了使这一原则得到恰当的应用,政府应在立法、授权、地方自主权、公众参与等方面做出进一步改进.     

论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中的信息公开制度

公众参与权实现的前提条件是公众具有充分的知情权。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虽然对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做了规定 ,但却对公众的环境知情权未做相应的规定 ,这将大大制约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实效 ,也制约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机制的真正形成。解决这一问题的惟一途径就是尽快建立、健全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从而使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具有制度上的基础和保障     

法学视野的多方利益平衡与公司重整

公司重整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决定了各方参与主体的利益存在着矛盾与冲突。不仅债权人与债务人、股东、雇员、社会利益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而且在债权人内部,不同性质的债权人,如优先重整债权人、有担保的重整债权人与无担保的重整债权人之间亦存在利益冲突。因此,为确保重整制度、维护社会利益的目标得以实现,不仅重整立法应坚持利益平衡原则,重整司法也应坚持这一原则。     

作品出租权法律制度研究

《著作权法》修改后,作品出租权法律制度在我国立法中已经确立,这无疑有助于加强对著作权人的保护。作品出租权的设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著作权人的优先保护,同时也体现了权利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相平衡的原则。立法上,我国采取了发行权和出租权相分立的新的立法模式。为保护公众利益,《著作权法》对作品出租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对侵犯作品出租权的行为已形成了一个较完备的法律责任体系,但刑事责任依然缺失,刑事立法需尽快修改完善。     

法律·利益调整·社会稳定和发展

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已出现不同的利益群体。妥善地协调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生活的主题,而法律手段在群体关系调整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一定意义上说。法律就是规定和确认人们利益的强制性行为规范的总和。在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发生变革时期,社会主义法律应适应社会变动,以最小的代价最大可能地满足社会利益群体的愿望;在这一过程中应以社会主义原则对各种利益及利益群体进行衡量,以确保最重要利益的优先地位,并达到全社会利益的协调发展。要实现利益群体关系的法律调整就必须进行科学的民主立法,首要的任务则是确立科学的立法原则。这些原则包括:1.目标优选原则;2.平衡发展原则;3.政府公正原则;4.民主科学原则。     

突发环境公共事件中的公众参与困境及其化解路径

近年来,我国环境公共事件频发。这一方面反映了普通公众对环境权益的关注和参与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凸显出公众在参与环境公共决策过程中存在的困境和不足。对我国2005—2013年代表性环境事件的分析结果表明,传统政治观念、制度供给和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通过自我修正的方式化解公众参与困境。为避免付出更多的经济和社会成本,重塑政治合法性,应从治理理念出发,以公共利益为基石,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结构,拓展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培育组织化的参与表达机制,从而使环境决策更具有利益包容性、透明性和可问责性。     

公众网络参与若干问题探析

公众网络参与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有着自身的政治发展逻辑,公众参与的"网络依赖症"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和反映出现实中我国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和公共政策过程的缺位.尽管公众网络参与是我国目前最具有影响力的一种参与形式,但它并没有消弭公众参与的有效性与规范性之间的冲突.因此,加快互联网立法步伐,明确政府在公众网络参与中的组织引导职责,正确引导网络舆论,是解决冲突的可能出路.     

从弱势群体结社权看我国结社自由宪法权利的实现

作为现代社会一种制度化的民主政治权利,充分主张的结社自由权是公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提升过程中逐步得以实现的。现阶段,我国宪法赋予的公民自由结社权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项声明性的权利,尚未得到实体法的保护与主张。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社会利益分化和利益群体逐渐形成,弱势群体社会权利贫困开始成为必须直面的社会现象,其权利表达渠道的缺失和表达手段的缺乏成为制约其有效维权的主要障碍。如何在制度层面保护社会弱势群体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并提高其自身争取利益的能力,本文认为,实现弱势群体有组织政治和社会参与尤其是其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和追逐渠道的建立,是改善其弱势地位的必要条件。     

城乡规划中公众参与的有效性研究

随着对城乡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认识的深入,公众参与城乡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已成为我国城乡规划领域的共识.但公众参与城乡规划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公众参与意识不强、效果不佳等问题.要提高公众参与城乡规划的有效性,应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城乡规划的法律体系,将公众参与融入到城乡规划的各个阶段,建立有效的公众参与回应机制,完善公众参与评判机制,引导和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参与.     

论立法的技术路线——专家立法在立法公民参与中的作用

立法应当反映民主价值的要求是立法的核心理念。由于立法活动本身存在的技术特征,所以,在规则设计上完全依赖处于不确定状态的立法民主性价值必须受到立法的技术规则的限制,而在制度上有效整合立法民主性和立法技术性的最佳途径就是在立法活动中充分彰显专家立法的作用。专家立法实际上是立法民主原则与立法科学原则的有机结合,在立法公民参与中应当占据最核心的地位。要真正地以立法与现实之间的对应和协调性作为立法活动质量高低的判断标准。在此过程中,应当妥善地处理立法活动中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之间的价值相互协调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