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宗教·哲学·终极关怀

信仰、宗教、哲学、终极关怀之间有密切的内在关系。信仰的本质是人的自我超越性,因而信仰表征着人类的终极关怀。宗教是信仰表征人类终极关怀的“非理性”形式,哲学则是其“理性”的形式,宗教和哲学依赖信仰实现自己的“终极关怀”的本质功能。合理的信仰应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终极关怀,合理的终极关怀应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信仰     

哲学信仰本体论基础的历史探寻

力图以哲学信仰的发生、发展为主线说明西方哲学从古至今都是以本体论的发展为灵魂,以不断追求人类的自我超越和终极关怀为内在目标,即在理性的基础上寻找立命之本的哲学信仰内核.但是这一过程却复杂地呈现肯定一否定一肯定的螺旋式上升的状态.     

论信仰价值的大学教育

本文基于当前大学信仰教育缺失的现状,从教育的核心价值、最终使命、终极关怀及大学应当承担＂育人＂重任切入研究,提出信仰价值的大学教育概念并进行了概念诠释,论证了其价值,从而为当今大学教育的目标设计、仪式境界及内容安排等提供参考。     

信仰的含义及特征

信仰是主体源于实际生活实践而对某种对象的极度信服,并视之为具有终极价值以作自己精神寄托的强烈情感和思想倾向。信仰是人对其自然生存有限性、自我能力和社会存在有限性的一种精神上的超越,是对生命不朽的精神追求。信仰对象的非现实性、信仰价值目标的超越性、信仰表达的非逻辑性和信仰指向的专一排他性等是信仰的基本特征。     

信仰激励的发生机制及其权变分析

作为一种精神资源 ,信仰始终影响着人的行为模式和人格特征。信仰激励是对信仰发生作用样态的描述 ,指信仰对人之行为选择的干预和影响 ,包括对符合信仰规范 (教义 )行为的驱动和有违信仰规范行为的抑止。信仰激励的质和量预示着信仰者的虔诚度和行为度。那么 ,信仰是如何发生作用的 ?本文对信仰激励的发生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为了提高信仰激励的有效性 ,本文引入权变理论作为分析工具 ,对信仰激励进行权变分析 ,从而进一步说明信仰激励的适用规律     

信仰的价值及其现实考量

信仰是人类特有的最重要的精神现象,其本质是人对自我超越性的一种执著的探究。从价值哲学的角度看,信仰包括物质生活、社会交往生活和精神生活三个价值维度,与之相呼应,我国大众的信仰可划分为满足物质需求的实用信仰、追求物质与精神相统一的社会信仰和关照人精神世界的宗教信仰。其中实用信仰主要体现为人们对工具（手段）价值的追求,后两类信仰体现为对目的价值的追求。通过分析发现,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信仰大多偏重工具（手段）价值的实用性,而忽视信仰的理想性,忽视对终极关怀的寻求,我国民众的信仰尚且处于信仰价值的基础层面,因此建立和完善我国信仰体系,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改革的重中之重。     

般若与信仰——《肇论》终极关怀的双重进路

从文字般若到观照般若再到实相般若,《肇论》完成了哲学的思辨。同时,在＂因因而果＂的基础上《肇论》诠释了因果的不灭性。因果不灭与宗教信仰休戚相关,这样,《肇论》从哲学的思辨自然过渡到宗教的信仰。般若自得与信仰自足是《肇论》终极关怀的基本进路,般若与信仰指向的皆是那＂契神于有无之间＂的人类生存之最高境界。     

信仰之思

【主持人语】一百年前,在社会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界,有两方面问题曾经面临巨大的挑战:一个是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性问题,另一个则是社会学的研究实体的问题。不甘寄生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家们,如迪尔凯姆专门著述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1895年),以此来宣布社会学具有独立于自然科学的     

鬼神之思

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思想家都为鬼神保留了一定地盘,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简单地给他们戴上“唯心主义”的帽子。事实上,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们之所以保留了鬼神观念,既有文化传承的因素,也有出于社会作用和个体终极关怀的需要,同时也不排除某些个人的特殊经验。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民国时期社会信仰态势嬗变之缘由

中华民国时期,封建皇权庇佑、儒学正统地位的丧失与社会动荡的出现,使祖先崇拜呈现凋零态势;传统宗教组织的涣散、寺产兴学风潮的兴起及革命与战争的冲击,使传统宗教信仰日渐衰替;西方传教士采取调整教理、兴办慈善事业等传教路径以及民国政府的信仰自由的法律保障,推动了西教信仰快速传播与发展;新旧事物的更替、政府的干预、民智渐开等,使诸神信仰与迷信活动有了渐息之倾向。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整个中国的社会信仰呈现出新旧并存、传统衰微的局面。     

作为理性的科学与作为信仰的宗教

科学是理性的,宗教未必是反理性的,宗教所提供的不仅仅是对人心的关怀,还提供一种心与物的和谐之境。信仰真空中的作为个体的人或作为类的人都无所畏惧,也缺乏担当,敬畏之心可以使人无限膨胀的私欲适当收敛。理性与信仰、科学与宗教,完全可以和谐地相处,为这个世界的心,物特别是心与物之间做出合乎长远利益的安排。     

信念、信仰与虚灵的真实

信念、信仰是人的心灵对有别于“感性的真实”的“虚灵的真实”的强烈认同、确信和坚执。人的“一体双元”存在结构 ,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生活结构和人的本质的超验维度决定了信念、信仰只能以“虚灵的真实”为当然对象。以“虚灵的真实”为期许的信念、信仰的本体论含义是指同人的本体内在相通的终极关怀 ;价值论含义是指人的最圆满的理想 ;认识论含义是指对概念与存在相统一的实在的认同、确信和坚执。     

对当代中国信仰重建的几点思考

当代中国处于经济、社会、政治的转型时期,信仰危机问题已经显露,信仰的重建在当前成为了一项迫切紧要的时代课题。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重建是当代中国是唯一正确可行的选择,我们在重建的过程中必定会遇到重重困难和阻力。本文从澄清信仰的含义入手,着重分析了信仰重建的三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信仰重建的现实路径和方法的选择、如何处理个人信仰和社会信仰的关系以及怎样看待信仰和政治的关系。得出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当代中国是必须重建、能够重建、以及需要经过长时间、多方面、高投入的努力才可以重建的结论。     

“信仰危机”与信仰的升华

信仰是人的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层次和形态之一。我国目前所谓的“信仰危机”现象,实质上反映了人们对信仰进行深化和升华的内在要求。对有关社会现象给予深入、冷静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将高度的科学精神引入信仰领域,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汇合,是实现信仰升华的根本途径。     

终极信仰与终极信仰的世俗化——中国古代文化信仰的知识学分析

古代中国文化不仅没有终极信仰,而且能够把致力于终极信仰的分支信仰充分地世俗化,终极信仰的缺失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伦理建设层面的缺失,在政治法制制度、道德信仰宗教、经济行业市场之间,伦理道德的正面建设缺失,使之丧失了作为直接现实的功能环节.以差异性理论来看待中国文化信仰问题,在差异性对文化区别特征的启发上,在差异性内部文化因素对外部文化因素的历史留存的揭示上,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文化中个人和社会信仰的分层结构,以及该分层结构的内在动因中国宗亲祖先崇拜及其造成的终极信仰世俗化现状.以儒释道互补立论古代中国信仰的知识学特征,既不符合中国古代的文化现实,也不利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探秘那些被封建主流话语刻意遮蔽甚至于淹没的对中华民族有真价值的非主流话语,更不利于现代中国人建立牢固的民族信仰、文化信仰和个人信仰.     

现代信仰和信仰体系的两条绝对之路——以“知识—信仰”框架为分析契机

理性的知识原则和信仰的良心原则是推动现代性的两大核心原则,两者分别表达了理性的普遍化诉求,以及现代人的绝对个体化和主观化诉求。“悬置知识,为信仰留地盘”是这两条核心原则之绝对差异的原理性表达：彻底贯彻,或彻底瓦解此原理是现代信仰能否重新确立的关键。克尔凯郭尔和黑格尔分别走在这两条绝对道路上：前者是罪（知识）—信仰的绝对辩证道路,通向的是现代信仰的绝对个体性和绝对主观性;后者则是知识—信仰相统一,甚至是同一的绝对思想道路,通向的是与信仰相关的现代形而上学体系。这两条道路并非如表面显示的那么对立,相反,它们都是对真理（上帝存在）如何展示在现实中,以及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仍然绝对有效的表达。     

奥古斯丁“恩典—信仰”观的认识论困境

在西方思想史上,理性与信仰一直是以张力的形式存在的。这一张力不仅对人的"认识"本身带来冲击,使人类对自身的理性能力进行更深刻的拷问与反思;而且也对人的生存方式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深刻揭示这一张力的思想家中,奥古斯丁功不可没,他从古希腊哲学中的"人皆求善"原则出发,靠哲学的沉思来寻求真理和至善;在无功而返后从基督教的恩典、信仰中得到了他所谓的"至善",使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张力转化成恩典与信仰之间的关系,拓宽了后人分析理性和信仰之关系的视域。     

“法轮功”的出现与共产党员信仰问题研究

法轮功在当代中国的出现 ,并征服了一部分党员干部 ,其原因并不仅在于李洪志的歪理邪说的诱骗 ,还有更深层的社会文化因素 ,即部分共产党员信仰世界的紊乱 :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引发的政治冷漠感 ,文化开放时代多元文化并存导致价值选择过乱 ,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化碰撞导致文化认同过失以及党建工作弱化使党组织凝聚力下降 ,构成了共产党员法轮功信仰形成的文化土壤。因此同法轮功的斗争 ,必须从共产党员的信仰重建入手 ,通过对党员进行唯物主义、党的知识和方针政策及科学文化知识教育 ,使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科学理性精神 ,从而构建共产党员理性的信仰世界     

“前见”之思

在启蒙运动中,传统、前见和权威被看作否定的东西而受到批判,而在伽达默尔等看来需要对Vorurteil/prejudice(前见)进行重新构造,认为其作为先行结构的一部分是进行理解的先决条件,但是由于对前见思想本身存在着复杂性,以及众人对Vorurteil/prejudice翻译的不同,对其的认识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模糊性,对此,笔者就以下方面对其进行了一些粗浅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