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序跋语境下历史演义文本定位的再分析

明清人对历史演义的文本定位主要有“历史文本”与“小说文本”两类。历史演义在产生的初期,更多被视为历史文本,这与宋元“说话”传统密切相关,在通俗小说发展成熟后,历史演义则更多被视为近史小说。明清人对历史演义的定位基于他们对其社会功能的认知,它一方面承载了“寓教于史”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明清人对通俗化的诉求,这一诉求最终融入庶民文学兴起的浪潮之中。     

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文学渊源与继承关系

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史记》和宋代的“说话”,以人物为核心来叙述历史成为中国叙事文学的一个特色,“说话”中的“讲史”是历史纪录的民间形式,也是历史与民间艺术的结合.以二月河历史小说改编的帝王系列历史剧以及以毛泽东等领袖人物为中心的现代革命历史剧继承了这个传统.从历史的发展线索来看,说话之“讲史”直接导致了历史演义小说的产生,而历史演义小说对于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就发生了比较明显的继承关系.从艺术形式的生存意义上理解,是通俗艺术向主流意识形态文艺靠拢,传统礼乐文化发挥着推动作用.从艺术形式的表现上看,历史题材影视剧的结构章法、叙事视角、语言风格,都在这个传统的延续中有所发展.     

"通鉴"类史书:中国讲史小说之前源

《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等“通鉴”类史书 ,可以说是中国长篇讲史小说的前源或母体。宋元讲史 ,讲述的就是“《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 ,明清历史演义在题材内容、编撰思想、章回体式、叙事结构及战争描写等方面 ,也不同程度地受到“通鉴”类史书的影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 ,既与宋元以来“通鉴”类史书的普遍流行和通俗历史教育的普及有关 ,同时更与小说艺术的自身发展状况息息相关。认识到这一点 ,才庶几可以更好地把握古代长篇小说特别是历史小说发生、发展的某些历史规律 ,理解其所体现的一些基本的艺术特征。     

《韩诗外传》与《吴越春秋》中要离传奇的文本考察

《韩诗外传》与《吴越春秋》中的要离传奇在文本上有着明显的前后继承痕迹。从文本分析上看,《韩诗外传》在情节上多想像、虚构成分,影响着《吴越春秋》中的情节,使之表面合理而实荒幻,最终有别于史而成其为小说;在叙事结构上,《韩诗外传》的故事时序为早期的初具形态的历史演义小说所接纳,并在叙事时序上有所超越;在叙事情境上,《韩诗外传》的作者叙事情境为后来的讲史话本、历史演义小说所采纳,《吴越春秋》则在局部情节中以人物叙事情境之名而行作者叙事情境之实,开中国历史演义小说全知全能型人物叙事情境的风气之先。《韩诗外传》的文学性,对早期历史演义小说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类后现代叙事"与中国当代小说

“类后现代叙事”是中国当代小说中一种极为独特的叙事文本,其目的主要是要说明中国后现代小说中西合璧的特色。同时,“类后现代叙事”也是中国新时期小说发展过程中一道极为独特的景观,它以独特的外部表征超越了以往历代小说的艺术传统,引发了中国小说叙事的艺术变革,并进而使中国当代小说与世界小说艺术潮流趋于同步。本文主要运用叙事学理论探讨了中国“类后现代叙事”在发生、演进过程以及在叙事艺术上的特征。     

论中国古代小说的典范场景及其结构功能

场景作为诸叙述方式中最重要的一种,是衡量叙事艺术成就高低的一个标准。中国古代历史演义、英雄传奇、世情等各类题材的小说,无论是以语言为表现重心的“文场”还是以动作为表现重心的“武场”,都构设出了具有中国特色审羡风范的场景范型。这些典范场景不但构成了小说的核心趣味场,而且在结构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叙事:历史还是小说?--金圣叹"以文运事"、"因文生事"辨析

本文重点辨析了金圣叹的“以文运事”说与“因文生事”说,指出其旨在区分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的界限;前者表明,历史不过是一种叙事话语,是与外部世界构成“毗邻性”关系的“转喻”世界;后者则表明小说实际上是借助写作法则建构而成,是与外部世界构成“相似性”关系的“隐喻”世界。     

论历史演义的命名及其界定

历史演义是古代长篇通俗小说的一种重要类型。以往的小说史研究中,存在一定的概念混乱。本文提出了类型划分的原则,辨析了“历史小说”、“讲史小说”、“历史演义”等名称的来源和内涵,并对“历史演义”这一小说类型的总体特征作了归纳。     

拟话本小说夭折探源

拟话本小说兴盛于明清之间,至清初夭折。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到此终结。究其原因：话本作为拟话本的前身,有“小说”和“讲史”之分,“小说”是拟话本的源头,“讲史”则形成白话长篇小说。讲史艺人较高的文化层次,使得长篇白话小说有了坚实的基础和长足的发展。与此相反,文化层次较低的“小说”艺人制约了小说话本的发展,形成拟话本的先天不足。长篇白话小说替代了拟话本的地位。此外,正统文艺观给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以精神支柱,它在观念上最接近正统艺术。而拟话本一直被视为消闲品以等而下之,它是通俗文艺中之粗俗品,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得不到地位的认可和艺术的升华。与此同时,在表现形式上与正统艺术相近的文言小说也就有机会取而代之。     

明清小说家的“演义”观与创作实践

明清小说家的“演义”,主要是推衍阐扬儒学之义,这与历史传统和特定的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制约密切相关。作家用这种演义观念来左右小说创作,过分强调了文学的功利价值,而忽略了文学的审美功能,给历史小说创作带来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     

试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与“按鉴”演义小说之关系

我国最早出现的一批长篇章回小说基本上是在按鉴演义的情况下产生的。从小说发生学的角度来看《通鉴》、《纲目》在著述宗旨、结构体制、叙述方式等方面给予按鉴演义小说多方面的艺术营养,小说家们在汲取这些艺术营养之后也有了不同程度的艺术创新。同时也应该看到,对《通鉴》、《纲目》的过分依傍,也严重地阻滞了历史演义小说观念的觉醒和发展,而这也是演义小说难出艺术佳构的一个主要原因。     

论明清历史演义作家的创作动机

明清历史演义作家编撰历史演义的思想动机 ,主要包括传播历史知识、教化民众、抒愤寄志及娱乐游戏等 ,它们往往以杂糅交结的状态呈现在不同作品中。只有把握了演义作家的这些创作思想动机 ,才可由此入手深入地探讨历史演义作家的创作实践及其艺术得失 ,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经验或教训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编创方式及其演变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是在<三国志演义>确立的编创方式的影响下,经由书坊主与下层文人的模仿、炮制,迅速走向繁荣的;与此同时,小说评点者的引导、时代审美风气的影响、读者大众阅读需求和口味的制约,又促使历史演义的编创方式不断地发生着丰富复杂的变化.     

明代历史演义小说理论的论争和发展

一“虚”与“实”的问题,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以班固为代表的史学家和一些正统文人,曾一再指责小说“迂诞依托”,“其言浅薄”,①荒诞不经;认为小说均系“违理”之“道听途说”,“损实”之“街谈巷议”;要求小说作家不要“苟出异端,虚益新事”,②使其“真伪不别,是非相乱”。③宋元以后,随着通俗小说中的“讲史”的发展,特别是元末明初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出现,有关小说创作中的“虚实”问题的讨论,也就转移和集中到历史演义小说创作如何对待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关系问题一“虚”与“实”的问题,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以班固为代表的史学家和一些正统文人,曾一再指责小说“迂诞依托”,“其言浅薄”,荒诞不经;认为小说均系“违理”之“道听途说”,“损实”之“街谈巷议”;要求小说作家不要“苟出异端,虚益新事”,使其“真伪不别,是非相乱”。宋元以后,随着通俗小说中的“讲史”的发展,特别是元末明初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出现,有关小说创作中的“虚实”问题的讨论,也就转移和集中到历史演义小说创作如何对待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关系问题     

中国类后现代小说叙事的艺术特征

“:类后现代小说叙事”是对中国后现代小说的一种特殊称谓,其主要目的是说明中国后现代小说中西合璧的特色。同时“,类后现代小说叙事”也是中国新时期小说发展过程中一道极为独特的景观,它超越了以往历代小说的艺术传统,引发了中国小说叙事的艺术变革。本文运用叙事学的理论,从四个主要方面探讨了中国类后现代小说叙事的艺术特征。     

明清讽刺小说的文体建构和叙述模式

明清讽刺小说可分为文言与白话两大类型，他们表达的核心意义则具趋同性即讽刺主题意义的表达。它们都秉承“史传”与“诗骚”的叙事格式，通过文体的互变、互渗，各自展现小说的叙述风格。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明清讽刺小说要比明清神魔小说、世情小说所呈现的文体形式更丰腴、更多彩，所涵盖的讽刺形式甚至横跨了神魔、世情类小说，因为明清讽刺小说把神魔、世情类小说固有的叙事方式熔铸到小说的讽刺体裁之中，这使得明清讽刺小说真正有了“文备众体”创作畛域。     

古代小说“写实”艺术的升华——《金瓶梅》对古典小说题材的新开拓

<正> 崇尚写实是我国古代小说创作的艺术传统,又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小说的“写实”艺术从史家的“实录”中脱胎出来而成为一种艺术创作方法,需要小说家创作实践的不断超越和理论上的探索。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写实”的程度与水平,是衡量艺术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小说艺术本体而言,《金瓶梅》在“写实”上有着题材拓新、艺术升华和历史超越性的意义。一、《金瓶梅》之前的长篇小说不重“写实”,叙事描写游离于日常生活     

《三国志通俗演义》与明代其他历史演义之比较

历史演义是明清章回小说中最早成熟的一个流派,它经过讲史平话、戏曲传说及史传文学的共同滋育,再加上崇史、慕史之传统文化审美心理的促成,终于在适宜的物质文化环境中破土而出,茁壮成长起来。据孙楷第先生的统计,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约有百余部,展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1〕历史     

从历史到小说的关键一环－－论《资治通鉴》在三国题材演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资治通鉴》（三国部分）是继《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后又一座三国史的里程碑,是三国题材由历史到小说漫长演化史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一环。它对上融陈寿原著与裴注于一体,兼采其长而出之以编年,对下影响到“说三分”与《三国志演义》创作。在思维方式,材料整合,叙事艺术,语言风格以及文化观念等史传与小说相通方面《资治通鉴》对罗贯中创作《三国志演义》也产生了诸多影响,在三国题材演化史上具有突出地位与独特作用。     

从“同在性”到“连续性”——试论明清长篇小说人物性格呈现方式的嬗变

明清长篇小说的人物性格呈现方式经历了从“四大奇书”的“同在性”呈现向清代《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经典小说的“连续性”呈现的逐渐嬗变的过程,这也是中国小说由原始向现代形态逐渐转型的体现.明清长篇小说大面积存在“同在性”性格呈现方式,其原因主要在于早期小说习惯选择空间化叙事架构,很多小说作者和读者面对形象时共有的朴素的空间认知思维习惯导致小说有意无意地消解了人物现实存在所固有的时间维度,小说叙述者的全知叙事权力的过度膨胀也助长了这一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