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是”推不出“应该”吗?(上)——休谟法则的哲学根据质疑

本文上下两篇分别对休谟法则即“不可能从‘是’推出‘应该’”的哲学根据和逻辑根据提出质疑。上篇主要检讨休谟法则的哲学根据——事实与价值二元论。这种理论在20世纪引起重大争议,它得到韦伯和摩尔的支持,被卡尔纳普、艾耶尔和黑尔等人发展为非认识主义伦理学,但受到石里克、普特南、罗蒂和麦金太尔的反对。本文认为,二元论者把事实命题和价值命题的区分加以绝对化是错误的,症结在于忽视社会事实的特殊性。与自然事实不同,社会事实具有内在价值,描述社会事实的命题本身就含有价值意义,所以,从事实命题推出价值命题,即从“是”推出“应该”,不是不可能的。     

从科学事实"是"中推不出价值"应该"来--试修正"休谟法则"

休谟问题,即所谓从"是"能否推出"应该",是西方近代哲学史上一重要问题,也是许多哲学家仍在继续破解的理论难题.由于缺少相应价值学理论平台的支持,这些题解仍是无效的.本文以系统价值学为依托,探寻全新的切入路径,提出修正休谟法则的观点.它们是:从科学事实的"是"中,推不出价值规范的"应该"来;从价值事实的"是"中,推不出科学规律的"应然"来;从科学事实中,可以推出科学规律"应然"来;从既定价值事实中,可以推出既定价值规范"应该"来.     

“是”蕴涵“应该”吗?——从“Being”的考察看伦理学中的“休谟问题”

伦理学中的"休谟问题"指的是"是(be)"与"应该(ought to be)"的关系问题。对传统哲学的关键性范畴"Being"的分析表明,"休谟问题"并非如研究者通常所认为的仅仅是指对事实与价值的区分,而是有针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特定内涵。在休谟那里,主要是指对传统理性伦理学中"是"对"应该"蕴含关系的批判。     

普通逻辑基本规律需要形式化吗?——对普通逻辑基本规律公式化的质疑

不同的逻辑分支学科有着不同的理论叙述方式。普通逻辑分支中的基本规律理论是以自然语言为载体的逻辑基础学科理论 ,引入人工语言的符号公式后反倒出现与规律的自然语言叙述不协调甚至矛盾的情况。同一律的公式 (A→ A)与此规律的内容表述并不一致 ;不矛盾律的形式化公式 (A∧ A)也是不全面的 ,因为它漏掉了对两个具有反对关系的思想同真情况的排除 ;排中律的形式化公式 (A∨ A)也是不恰当的 ,因为它没有涵盖排中律对于下反对关系的应用。普通逻辑基本规律用自然语言进行表述已经满足了理论的明确性 ,而对它们再予以形式化的公式刻画反而弄巧成拙。普通逻辑基本规律不需要形式化     

投资者真的是理性的吗——行为金融学对法玛的“市场有效假说”的质疑与挑战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尤金·法玛在1970年提出的"市场有效假说"是现代金融学的重要理论基石,而"理性经济人假设"是该假说的核心。但是,现实金融市场上诸多"异象"使得市场有效假说常遭人质疑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以心理学和社会学等为基础,且以人的"有限理性"为研究对象的"行为金融学"对这些金融"异象"的解释与分析就显得相当有说服力,有效地解决了当代主流金融学理论的许多问题,并提出了今后金融学研究的方向和思路。     

无"是"即无传统逻辑:"是"的僭妄——答王路先生

无"是"即无传统逻辑,这是从王路先生的"是"即传统逻辑的核心等观点必然得出的错误结论."是"既不是传统逻辑的研究对象,又不是传统逻辑的逻辑常项,而只是组成三段论的逻辑常项的一种可供选择的语言要素,一个可有可无的小角色.把亚里士多德逻辑王国中一个如此卑微的"是",崇拜为传统逻辑的"核心",只不过见证了"是"的僭妄.     

“间接确证”能实现对“不充分决定命题”的反驳吗?——劳丹与利普林论经验等值与不充分决定命题

典型的"不充分决定命题"以经验等值问题为理论基础,强调经验证据对理论的不充分决定作用.经验等值命题又是以传统的"假说演绎"模型为依据的,它的论证表现为一种"直接确证假设",其根据在于假说演绎理论的"后承主义".劳丹和利普林针对亨普尔式的逆后承条件,从反驳直接确证入手,提出了"间接确证"论证,试图直接截断从经验等值到不充分决定命题的逻辑关联.但劳丹等人的间接确证还存在很多问题,而且违背了确证理论中"逆后承条件"和"确证的充分性条件"的不相容性.     

实现“彻底前提批判”认识要求的逻辑方法

彻底前提批判这一认识要求所携带的认识难度使它的可能性和合理性都让人感到怀疑,而严格有序的逻辑分析表明,从一个不以存在论断为内容的纯粹分析命题出发,寻求关于特定认识对象的指称,进而展开具体的认识活动这种认识程序,具有实现彻底前提批判要求的逻辑可能性。     

从“资本的逻辑”到“决断的逻辑”——以施米特与凯尔森的分歧为视角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切入,构造了“资本”这个“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施米特从政治危机切入,构造了一种区别于凯尔森“纯粹规范论”的“主权决断论”。施米特深刻地揭示了“决断”这一似乎是完全空洞的概念在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但他据此认为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黑格尔“辩证的决定论”的经济学版本,则是忽视了马克思“市民社会的辩证法”中所蕴含的内在张力,误读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如何以马克思“资本的逻辑”为参照,构造一种“决断的逻辑”,以作为把握现代政治生活的“抓手”,当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     

消费社会中“需要”问题的哲学反思:从异化逻辑到差异逻辑

“需要”是消费的直接动力,对消费社会的批判必然导致对“需要”的究诘.由于消费社会要么被视为一种“全面异化”的社会,要么被看作是被符号所统治的社会,故而对“需要”的分析也存在着两种相应的批判理路:一是异化逻辑,二是符号的差异逻辑.前者力图以“真实需要”代替“虚假需要”,但因其抽象的人性假设而使自身的批判力度趋于弱化;后者虽揭示了消费社会境域中“需要”的意识形态本质,但却全面否定了人自身的需要.就本质而言,两种逻辑都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机制的观照,后者正是“需要”问题的根源所在,而根本的解决途径,就是抛弃利润至上的资本逻辑,代之以更为普遍的人本逻辑.     

如何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兼答汪行福教授的质疑

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于20世纪西方其他左派思潮的一般理论特征,它是本真马克思的诉求和工业现代性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哲学逻辑经历了早期建构、人本主义转移和科学主义扭转,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已经终结。这一终结的理论特征表现为在全面批判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否定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生产和人的解放逻辑。法国1968年的“红色五月风暴”,则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走向衰落。终结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演化为后马克思思潮、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晚期马克思主义三种理论形态。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并不意味着其理论效应和研究价值的弱化,对于其理论逻辑的反思与讨论是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深化的表现和机遇。     

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城市化模式的“中国道路”——“资本逻辑”到“人本逻辑”空间重塑

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国家现代化的两大引擎。当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处于全球资本空间生产流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任务和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等众多时空交织的空间变革之中。以“新型城镇化”为载体的中国城市化道路摒弃了“资本逻辑”的价值诱导,坚持了“人本逻辑”的价值引导,使得城市化的空间规划与生产不再成为资本生产-积累的工具,而是紧密服务于全体民众的福利与和谐。“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化的中国道路,通过加强空间要素聚集,利用城市的经济功能促进空间资源的均衡性分配、公共资源的平等性布置、空间权力的公平性保障、空间结构的合理布局,促进了城市空间的包容发展。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仅是一场政治经济体制变革、国土空间的结构变革和生产要素的增长贡献变革,同时也验证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正义性和正当性,构建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城市新文明,赋予了人类空间命运体的新内涵。     

哲学话语的“逻辑”——范例分析

哲学作为公共话语活动,内在地包含着两种性质不同的话语类型,一类是人们普遍推重的逻辑推理,另一类则是受到相当忽视的修辞。实际上,前者在哲学话语中所占份额并不大,也不都具有关键性意义。后者虽然大量存在,而且经常起到构成特殊世界景观和哲学类型的作用,但所得到的研究却不够充分,这有碍于哲学对自身形成透彻的自我理解。本文通过对近代哲学开创者笛卡尔的著作的个案分析,以小见大,试图彰显哲学话语的修辞维度。在哲学上,正如反对逻辑也要使用逻辑一样,反对修辞也只能是代以造成不同世界景观的另一种修辞。明了哲学话语的这一方面,有助于深化哲学的自我理解。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逻辑根据——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能够进行中国化”问题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其方法论的视域中,必须澄明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能够进行中国化"的理论逻辑的根据问题。因为,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不能够进行中国化,那么,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就缺乏可靠的理论逻辑的根据。本文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和"主要理论"这两大维度,去探究和澄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能够进行中国化"的理论逻辑根据,以期对思考和解决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键性问题有所补益。     

“钱学森之问”的逻辑省思

“钱学森之问”是面向我国教育的一道难题.从逻辑的观点看,这一难题与“李约瑟问题”有着实质性的关联,我国教育中逻辑教学环节的长期赢弱是导致“钱学森之问”的最主要原因之一.逻辑学不仅是科学的支撑和培养一流科技人才的要素,对于人的理性素养的塑造以及社会的良性发展,它更是不可或缺.面对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任务,迫切需要“逻先生”在我国社会各层面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从“唯物史观”到“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晚年历史观的逻辑进路

从“唯物史观”概念的系统完善到“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提出彰显了恩格斯的伟大贡献。恩格斯晚年的历史观是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研究工作的方法逻辑,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紧密结合的唯物辩证逻辑,以及追求自己目的的、历史的、人的活动的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全面把握恩格斯晚年历史观的思想逻辑进路有利于正确认识恩格斯晚年的历史唯物主义贡献,加深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理解,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有重大现实性意义和启示。     

再谈“是”与“真”——从现象学家的视角看

事物情况具有客观性,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具有主观性,二者相互是不是符合,人们的认识是不是一致,都会引发争论,会涉及与真相关的争论。有人会说事物是这样的,有人会说事物不是这样的,而是那样的。人们会认为,事物情况如其所是才是真的;而且人们会认为自己的认识是真的,他人的不同认识不是真的。所以,一方面认识与世界相关,与人相关;另一方面认识涉及语言,涉及语言所表达的东西,涉及真假。简单来说,认识涉及语言和逻辑。“是”与“真”则是相关研究的集中体现。关于“是”与“真”的研究,从古至今,一脉相承,所以,这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     

法律规范逻辑结构问题新探——以现代西方法理学中“法律规范”与“法律规则”的不同内涵为背景

国内学者对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不同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外学者有关观点上的差异存在关联性,需要参考现代西方法理学的相关论著才能较好地加以理解.国外学者在法律规范逻辑结构观点上的分歧主要是与不同学者对于什么是法律规范(法律规则)这一问题存在不同的答案相关,由于对此有不同理解,他们对于法律规范有哪些要素存在分歧,而这种分歧集中体现在法律规范逻辑结构中是否应当具备"制裁"或者说"后果"的问题上,关于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其他方面的争议亦与该问题有关.国内学者通常不区分"法律规范"与"法律规则"的做法缺陷相当明显,体现在法律规范逻辑结构问题上的大量争议,其来源都可以归结到这种混用.在充分意识到国内学者在有关理论前提上所存在的差异的基础上,参考国内外学者对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分析,可以将一个法律规范(而非法律规则)认为系由行为模式与法律效果两大部分组成,并可以进一步将行为模式划分为规范主体、规范内容、适用条件三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