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与汉宋学术之争

桐城派是文派,也是学派,桐城派的发展与汉宋学术之争有着密切联系。清代朝廷重视程朱理学,而桐城一些世家的祖籍又源于徽州——徽州婺源是朱熹祖籍所在地,于是桐城之地逐渐形成了推崇“宋学”这一牢固的学术传统。桐城派文人进行的汉宋学术之争在方苞那里就已出现,后来姚鼐、方东树等人又将争辩愈演愈烈,其内容主要涉及儒家道统的承接、“汉学”与清代“汉学”的区分、为学动机的选择等方面。总体来看,桐城派文人在汉宋学术之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但其争辩还是有着积极意义：他们矫正清代“汉学”学者反对“宋学”之枉,有利于促进学术的正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学术在正反力量的猛烈拉拽中所形成的相互之间的张力作用;他们推崇非功利性的“宋学”,有利于维护“宋学”的本真,为后来的“宋学”复兴奠定了基础。由于在女子守贞节的问题上深受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影响,桐城派文人推崇“宋学”也给自身思想打上了鲜明而又不良的时代烙印。     

桐城文学津梁——姚范

姚范是桐城派文学史上极重要而独特的人物,影响桐城文派甚巨,开创桐城诗派,桐城文学承前启后的津梁;《援鹑堂笔记》是其考校群籍的代表作。本文通过姚范的生平、交游与作品考察其文学史地位。     

试论方东树《昭昧詹言》的诗歌鉴赏

方东树(1772——1851),字植之,安徽桐城人,他是姚鼐的学生,与梅曾亮,管同、姚莹合称“姚门四弟子”,是桐城派继续发展时期的骨干成员。《昭昧詹言》(以下简称(《詹言》),大约写于1839年。初刊于光绪年间,_收在《桐城方植之先生遗书》内,光绪十七年重刊,分卷与初刻本相同,以后续刻的几种版本有所增益。一九六二年     

论刘声木对桐城诗派的接受、提振及其意义

晚近学人刘声木是桐城派研究的先驱,其诗学观步踪桐城诗学,倡导儒者之诗。在晚清诗坛以宗法宋诗为主的背景下,刘声木规模姚鼐诗学,提倡以明七子为学诗对象,推崇唐人诗风,批评以考据入诗,折射出民国宗唐诗论对宗宋诗风的反拨。晚清民国是桐城诗派研究的草创期,桐城诗派之名多为桐城文派的书写与建构所遮蔽,对此,刘声木率先以传统著述方式,梳理桐城诗派发展谱系,意在关照桐城诗派之全壁,提振桐城诗派地位。后继则有钱基博、钱锺书等学者对桐城诗派概念与源流的论断,刘声木的发覆意义可以从桐城诗派学术史、现代学术建构史及地域文学流派研究史三方面予以肯认。     

桐城派与程朱理学

桐城派是清代乾隆以来,在中国文坛上出现的一个散文流派。它的形成,曾国藩的《欧阳生文集序》中曾有所论述。文中说: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邓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 ’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所以桐城派,就其发展来说,是创始于方苞,形成于姚鼐,而大盛于曾国藩,直到清廷颠覆,五四文学革命兴起后而衰。 至于桐城派的散文,就其渊源而论,实上承唐宋以来所谓韩欧八家的古文,其间稍有不同的,是韩欧在创作思想上,标举孔孟,特别是韩愈,在《原道》中提出道统之说,而显然以个人继承文、周、孔、孟以来的道统自任。     

再谈“桐城派”三个问题

一、“桐城派”与桐城 “桐城派”之出现于桐城,原因何在? 姚鼐的解释是“舒黄之间,天下之奇山水也。”简言之,即由“地灵人杰”。那末,何以不出于黄冈、黄梅,而出于桐城,且作者多居于桐城东乡(即今枞阳)呢?看来不象是那么简单。     

诗法鉴衡·钩玄昭昧——方东树诗论述评

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在桐城派诗论中是很有代表性的,它完成于晚年,是一部较完整的诗歌理论著作。其特色主要表现在,以古文法论诗,刚健之美的“力”“气”说以及构成意境之“妙”三方面。     

阳湖、桐城文派歧异释

阳湖派之出现于文坛,迄今已近两百年,即以光绪元年(公元1875)缪荃孙遵张之洞嘱编《书目问答》,在集部正式立阳湖文派,与桐城派并列,也已达一百多年。这期间,世人都目阳湖、桐城为一体,称它为桐城派的支派,就是阳湖诸公,也有不少自称,文源自桐城三祖方、刘、姚。阳湖派创始人之一的张惠言就曾说:“余友王晦生见     

文界革命:梁启超论桐城派

梁启超是现代重要的文学启蒙者,革命是他对文学的突出贡献。正是以革命为标准,在现代性视野下,他对桐城派展开评论。凡是革命者都予以高评,不革命者都评价不高,即使批判者也受到推崇。桐城学派的成立因方东树对抗汉学的革命精神,方苞因委身清廷而受到鄙薄被称为假道学先生,戴名世因对清廷的政治批判被推为桐城派之祖。虽然桐城派批评只是梁启超实现政治目标的一部分,但却开启了桐城派的现代命运,后来五四桐城派批判就是在此基础上的深化。     

陈独秀的近代“文界革命”实践——以桐城派末流创办《安徽俗话报》为中心

晚清时期,陈独秀等桐城派末流接受近代启蒙运动的感召,同时也受到包括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吴汝纶、严复、林纾等人在内的近代启蒙思潮代表人物的影响,在桐城学堂创办《安徽俗话报》.这是对晚清“文界革命”的呼应,也是他们反叛桐城派的开始.出身于理学世家陈独秀的“文界革命”实践表明:传统处在不断的自我否定的过程当中,这个五四文学革命的“总司令”,出乎“桐城”又反叛“桐城”,最终成为桐城派的掘墓人.     

才雄气肆 笔峻辞丰——论刘大櫆的散文创作

桐城派的散文影响很大.姚鼐在《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说:“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此说虽遭“党同乡”之讥,但由此可见桐城散文在清代文坛上的地位.对方苞、刘魁(号海峰)姚鼐三位桐城派的开派人物,人们作过许多研究.但比较起来,学界对方、姚较为重视,评价也较高,而对刘氏则研究不够,评价也偏低.如清代邵懿辰在比较方、刘、姚三家散文成就时便说:“刘居其间,如蜂腰鹤膝”(《答方君书》).平心而论,方、刘、姚三家散文各有特点.通读刘氏散文我们便会看到,他的不少文章不囿于传统,不拘于时俗,大胆地阐发已见,在艺术上表现出才雄气肆,笔峻辞丰的风格,这是方、姚之文多所不及的.郭绍虞先生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指出,“后人之论桐城者,往往称方姚而摒弃海峰,这实在不是公允之论”.本文拟对刘海峰的散文作一概略考察.     

建国以来关于桐城派问题研究讨论情况综述

桐城派是清代散文的一个最大流派,先后统治中国文坛二百余年,南北影响十几省,前后作家有六百余人。桐城派自清初产生起,就毁誉繁兴,但自“五四”时新文学运动兴起,被斥为“桐城谬种”以后,除在一些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有专章进行评介外,很少专门研究和讨论。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二年间,《江海学刊》、《天津日报》、《安徽历史学报》等报刊先后发表了一些关于桐城派的研究、讨论文章,大都收在安徽人民出版社六三年出版的《桐城派研究论文集》中。这以后,很少有关于“桐城派”的文章发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八○年发表了《桐城派     

论近代文坛的桐城派

桐城派在清代很有声势,正如文学批评史家郭绍虞先生所说的:“清代文论以古文家为中坚,而古文家之文论又以‘桐城派’为中坚。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无不与桐城生关系”。(《中国文学批评史》)可见其影响之深广。 桐城派形成在康、雍时期,至乾、嘉而大盛。它的宗旨是高举程朱孔孟和唐宋八家的旗帜,阐发由此二者结合的“义法”。这样的宗旨是非常适合清王朝的统治需要的。因为继清初的武力镇压之后,到康熙时就想文武并用,以继承中国历代所传的道统和文     

试论姚鼐古文的艺术特色

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引历城周书吕之语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姚鼐于方苞、刘大櫆之后,上承桐城绪论,又因时而变,标举“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之说,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方、刘提出的古文理论,拓宽了桐城派之堂庑。而姚鼐的创作,诚如陈用光所言,“奄有三者之长,独辟一家之     

桐城派三题

前年曾写了《试论桐城派的艺术特点》一文。现在因为《江淮论坛》正开展对桐城派的讨论,故再就几个问题,略陈鄙见。其中一些看法虽也博采通人,但多出于胸臆;订谬砭愚,望之贤哲。桐城派在历史上的革新意义“桐城派”曾被誉为“一代正宗”,但后来又被目为“桐城谬种”。其实,把它目     

桐城派散文在近代的变化与发展

清代散文，自康熙、乾隆以后，以桐城派占绝对优势。桐城派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一个散文流派。它产生于康乾盛世，因其创始人方苞、刘大相、姚斓同出于安徽桐城而得名；他们尊奉程朱理学为道统，以承继秦汉及唐宋八大家的文统相标榜，结为门户，世代相传；中经造成，文人学士争相归附，弟子遍及各地，直到“五四”前后，共延续了二百多年，才逐渐衰落。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作家之多，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故时有“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①的赞誉。桐城散文在其发展过程中，尤其是近代．经过了几次变化。本文试图勾勒出桐城散文在…     

朱琦及其散文创作研究

“桐城派”一直占据着清代散文的盟主地位。正如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所说的那样 :“有清一代的古文 ,前前后后无不与桐城生关系。”这段话从时间上精辟地指出了“桐城派”的文运几乎是与有清一代相始终的。如果从空间上看 ,“桐城派”的传播、流衍的范围之广也是不容忽视的。自康熙朝方苞高举“古文义法” ,经过刘大木魁、姚鼐的递相传衍 ,道咸时文人学文 ,“江淮以北 ,五岭以南 ,咸取径桐城矣。”① 名噪一时的“岭西五大家” ,即是“桐城派”在广西生根、发展并达到古文创作高潮的最好明证。“岭西五大家”是以永福的吕璜为首 ,加…     

桐城派诗论初探

桐城派作为清代散文的一个主要流派,其历时之久,影响之广,已为人所共知。然桐城派文人对诗歌的看法在清代派别众多的诗论中也不失为一种较为重要的理论,前人曾有“论诗转贵桐城派,比似文章孰重轻”之说(程秉钊《国朝名人集题词》)。桐城派诗论对清代中后期诗坛有着重大影响,故笔者以为在讨论桐城派文论的同时也应对其诗论予以适当重视。本文就试图在这方面作一点初步探讨,以就正于专家及清代文学的研究者。     

近代宋诗派的诗体论

一、近代来诗派的指称范围宋诗派是一个广义的称谓，清代以来凡论诗宗家者告被称为宋诗派。任访秋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将宗宋诗的诗论家分为三派：早期如黄宗羲、吴之振、厉鹗、翁方纲与姚等称为清初来诗派，他们主张肯定宋诗地位，不独尊唐诗。道成年间何绍基、祁嵩藻、郑珍等被称为中期来诗派，与桐城派的方东树、梅曾亮等同宗宋诗；后期宋诗派是指以陈衍为代表的同光派。①三派中早期来诗派诗人名为宗来，论诗实表现客观态度，承清初以宗唐为主的风气，提出对另类诗歌美学规范的关注，严格地说他们并非专宗于宋，当中只翁方纳与姚有较…     

“留得真诗在人间”——论钱秉镫的诗

钱秉镫,字幼光,号田间,桐城人。在明末清初“以文章气节,著声海内”。方苞兄弟早年尝亲承謦欬。方宗诚在《桐城文录叙》中曾说:“桐城之文,明三百年至钱田间先生渐就博大……虽未尽雅清,而已开方、刘、姚之渐矣。”刘声木也认为“其论诗文实开桐城诸老之先河。”钱氏不仅能文,“诗尤杰出”。刘大櫆《历朝诗约选》遴选汉魏至清初著名诗人的作品,于本邑只录钱氏一人。因此若要全面地研究桐城派的诗文,就不能不首先注意到这个“振于有明晚季”的著名作家。 幼光生于明万历辛亥。知事之年,正值明王朝内外交困,“冬雷”震震的时候,祟